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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艺术和身体的关系

 老庄走狗 2007-05-03

  一、艺术因何离弃身体――柏拉图对人的身体和灵魂的分割

  在古希腊哲学中人的身体和灵魂是怎样被看成两个事物的?哲学家为什么需要悬设人的身体和灵魂的二分?

  让我们首先看一看柏拉图在《美诺篇》中如何论述。在《美诺篇》中灵魂和肉体的分离以及不同作用还没有得到有效的阐释,但是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回答美诺关于认识问题的疑问讲到这一点。美诺的提问是:“你到哪里去寻找你对它一无所知的东西?你能寻找你所不知道的东西吗?即使你很幸运遇到了你所寻找的东西,你又怎样知道这就是你所不知道的东西呢?”美诺的提问涉及一个悖论,即一个人不能研究他知道的东西,也不能研究他不知道的东西。对这个悖论,苏格拉底援用了奥非斯教所宣称的灵魂不死和转世轮回的思想来回答:“既然灵魂是不朽的,并多次降生,见过这个世界及下界存在的一切事物,所以具有万物的知识。毫不奇怪,它当然能回忆起以前所知道的关于美德极其它事物的一切。万物的本性是相通的,灵魂又已经知道了一切,也就没有理由认为我们不能通过回忆某一件事情──这个活动通常叫做学习──发现其它的一切,只要我们有勇气,不倦地研究。由此可见,所有的学习不过是回忆而已。”

  这里柏拉图赋予了灵魂以肉体所没有的功能。柏拉图所认定的主体(在这里还只是认识主体)是灵魂,灵魂先天具有知识,灵魂的不朽是知识的前提。但是柏拉图在这里对灵魂是怎样获得知识的这一问题没有给出回答──柏拉图在这里依赖了一个不能加以说明的灵魂不朽并具有知识的前提,它是将之作为即成定论接受的。柏拉图让它作了“学习就是回忆”说的基础。

  在《美诺篇》中“学习就是回忆”的说法建立在灵魂不朽和先天具有知识的即成前提之上,人之所以需要知识是因为人的灵魂会失掉原有的知识,但是在《美诺篇》中柏拉图并没有说明灵魂为什么会失掉原来的知识。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裴多篇》中。在《裴多篇》中柏拉图明确指出是由于肉体的缘故使灵魂失去了原有的知识。这样在《裴多篇》中灵魂和肉体的分割及其意义就明确了。

  柏拉图在《裴多篇》中记述了苏格拉底与他的两个弟子西米亚与克贝讨论哲学家对待死亡的态度的对话。在这个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对人的身体和灵魂的分割,这个分割又带出知识与身体、情欲与身体等一系列人类思想史上的基本命题。

  为了摆脱肉体,哲学家渴望死亡。对话中,苏格拉底所认定的哲学就是为“死亡”作准备。死亡使灵魂脱离肉体独立存在。真正的哲学家应该厌弃肉体,因为肉体会将灵魂引向歧途。灵魂只有在有效地摆脱了肉体的干扰之时才能进行认识,在这里人的肉体和人的认识能力割裂了,为死亡作准备就是为认识作准备,就是为人彻底脱离肉体作准备。“哲学家追求死亡就是想使自己的灵魂脱离肉体,使灵魂净化,去认识真理──纯粹的知识。”苏格拉底在这里以他特有的思辨的天赋设立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最大的骗局:人的身体和心灵的分裂。但是苏格拉底的蛊惑是有力的,甚至他的这一思想的矛盾也成了一种力量。苏格拉底意识到了人的身体和心灵的二分法在认识论上的矛盾。人只要活着就无法彻底脱离肉体,得到完全净化,苏格拉底悲观地认识到人最终只能“练习死亡”,但这不可能就是死亡本身,所以灵魂永远是不纯净的,人也永远不可能得到纯粹的真理。“哲学家要想获得纯粹的知识就只能在他死了之后”。这当然是一个可笑的结论。但是它却主宰了人类思想,它成了人类某条思想主线的开端。

  这里灵魂是先于肉体的,具有优先性,在肉体在之前它就已经在了,灵魂是永恒的、轮回的,身体则是灵魂的形式,是偶然的、暂时的。这样柏拉图实际上就将灵魂和肉体、身体和知识割裂开来。人认为绝对的正义、美、善等等都不是身体所能把握的,要获得这些纯粹知识,只有那些仅仅依赖心灵的沉思并且尽可能地切断思想与身体联系的人才能做到。“看来只要我们活着,除非绝对必要,尽可能避免与肉体的交往、接触,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接近知识。我们应该在神拯救之前净化自己的灵魂,不能允许灵魂受肉体欲望的侵蚀。通过这种方式,也就是使灵魂避免肉体欲望的侵蚀。我们才能象与自己交往一样与他物交往,获得纯粹的未受污染的直接知识。这种知识大概就是所谓的真理。一个没有先净化自身就去冒犯纯粹真理王国的人,无疑违反了宇宙间的公道。”(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27-129页。)

  柏拉图是有矛盾的,在《美诺篇》中柏拉图用灵魂的不朽与轮回来证明学习是回忆,如果学习是回忆的话那我们的灵魂必须先前就已经存在,我们回忆的是灵魂先前学习到的东西,除非灵魂在我们生前就已经存在,否则我们不能回忆生前所学到的东西。从这里便可以证明灵魂不朽,《美诺篇》中柏拉图通过克贝之口说出了这一推论。而在《裴多篇》中他又用学习是回忆来证明灵魂的不朽和轮回,灵魂不朽因而具有万物的知识,而万物又是相通的,所以人们可以由一物而知万物,因为回忆就是把遗忘的知识记忆起来,要使回忆成为可能,就必须首先肯定有预先存在的知识,有预先存在的知识就必须有知识主体──灵魂。这样柏拉图又用学习就是回忆来证明了灵魂的不朽和轮回。由此我们知道这里的循环论证。

  对灵魂的假设是无法证明的,在逻辑上无法解决这个证明,证明一个灵魂和证明一个上帝是一样困难的。

  当然在《裴多篇》中柏拉图对灵魂的证明还依靠了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思想。这个思想他可能是通过克拉底鲁而受到赫拉克利特的影响,柏拉图认为生死这对对立面是相互产生的,从生到死,就是灵魂和肉体分离;从死到生,必然有灵魂存在于某个地方,它从那里再度复生,否则从死到生就不能实现,所以灵魂是不朽的。

  到了《理想国》中柏拉图又有了变化。他将灵魂看成是由理性和非理性两部分构成的。这样实际上修正了他在《裴多篇》中把灵魂单纯看成是理性的想法,《裴多篇》中柏拉图认为灵魂的唯一特性就是理性,而激情与欲望则来自肉体。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则实际上认为理性、激情、欲望是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

  二、艺术如何回到身体――身体在尼采思想中的地位

  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一书中以“身体”概念为核心谈论尼采是很正确的。

  身体对尼采那里意味着所有文化的根基。在尼采看来,哲学一直纯属于“对身体的一种解释或者是对身体的一种误解。”(《快乐的科学》)“哲学不谈身体,这就扭曲了感觉的概念,沾染了现存逻辑学的所有毛病。”(《强力意志》)尼采反对这种做法,决定回归人体,从人体的角度重新审视一切,将历史、艺术和理性都作为身体弃取的产物。在《尼采驳瓦格那》中,他甚至写道,美学实际上是“实用生理学”。

  尼采认为我们所获知的全部真理都来自于身体:它是我们与所处环境在感觉上相互影响的暂时结果和我们生存与繁衍的需要,是基于生存需要而摆布出来的现实,逻辑则是生存利益的虚假的同义语。正是肉体暂时的统一性,与现实的世界的关联,我们才可能如此这般地进行思考――是身体在诠释着这个世界。

  肉体是一种比意识更丰富、更清晰、更实在的现象。而传统心理学则代表了一种怀疑论的诠释学,专事揭露思想后面起作用的那些低级的动机。尼采孜孜不倦地探索那些藏于理性核心并驱动理性的恶意、积怨或狂喜,让人们真正地正视产生观念的血肉之躯及其运作。他为此发明了系谱学――解释那些高贵的概念声名狼藉的渊源和他们危险的功用,将塑造所有思想的沾染血污的工厂置于光天化日之下。

  他说“我的第一目标就是道德。伦理学与其用“善”与“恶”,不如用“高贵”和“低贱”,与其说是道德判断不如说是趣味和方式的问题。……美学的价值判断问题:一切应当统一到肉体上去,应当在肉体的本能欲望中发现其真正的基础。”

  身体是美好的东西,人类过分的地相信他们的智慧,可是智慧是会丧失的,而身体――身体的本能永远不会丧失,它是永恒的。人类为什么要痛恨他们的身体呢?为什么他们要以压抑自己的身体为代价来寻求审美?我们的身体是如何被放置到某个特殊的传统中去的,而我们又是如何地最终被这种传统决定,进而丧失了对自己的身体的宗主权?我们又如何能从这个身体的管理学中逃脱出来?艺术在这其中承担了什么功能?――它是在什么意义上已经退化为一门身体管理学。

 
 

  三、艺术地对待身体:人的快感与动物的快感

  我在一篇艺术评论随笔当中讲,作家必须将审美感觉建立在身体的痛感和快感的基础上,单纯地看这似乎有一些极端,事实上,现在我在《身体本体论》(《作家》1999年第6期)的基础上还有更极端的想法。人的快感和动物的快感有什么区别?进而人的审美和动物的审美有审美区别?有些区别是虚妄的。一头终日劳苦的驴,它竭尽全力完成了它拉磨的任务之后,得到主人的一顿赏赐,它吃到了一顿嫩绿的青草,或者它被放养到大自然中,这个时候,它一边欢快地吃着刚刚冒芽的草,一边放眼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它幸福地叫出了声――这是驴的审美活动。一个人,他在经过一个月的劳作之后,终于在这个月的月底拿到了他的薪水,这天他路过烤鸭店,买了一只烤鸭,一瓶啤酒,晚上他的老婆给他特地多炒了一个菜,他喝着啤酒,吃着烤鸭,禁不住哼出了一首歌――这是人的审美活动。

  我们以往为什么要对人的快感和动物的快感进行严格的区分,并且将艺术和身体的快感严格地区分出来?动机有两个:

  一是强迫症,我们的自尊心以及虚荣心不允许我们把自己和动物等同起来,我们为了论证自己比较动物而言是高其一等的,我们就论证自己在任何方面都超越了动物,即使是在身体的快感方面。二是压迫症,我们的快感被论证为是超越动物的,而动物的快感又被定义为是纯粹的肉体的感觉,这样为了和动物的快感区分,我们就要将自己的肉体的感觉限制住,我们要提升了的精神不要下降到动物的身体。这种论证常常是资产阶级厂主或者什么机构的领导进行的,他说:“工人们,你们是人,你们是有献身的精神的,你们是大无畏的,你们热爱劳动,劳动吧,这是你们的大光荣。”而这个时候他的会计正在为他数着钞票,工人们对劳动的神圣激情转化成了他的隐秘的收入,而工人们对精神的渴望则使他在工资方面可以越付越少,甚至不付(例如义务劳动)。我们身体的感觉被剥夺,因为它是动物的感觉,而我们的精神被强加了,因为它是人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患上了被压迫症,而我们的主人则患上了压迫症。

  动物在劳动的时候一定要有物质激励因素,例如海豚表演一个节目完毕,它不仅仅需要别人的掌声的精神鼓励,还要驯养员掏出一些鱼来给予物质的鼓励。人和动物就不一样了,人只要精神鼓励就行了,至少对于人来说精神的鼓励的重要性要超越物质鼓励的重要性,如果他将这个逻辑颠倒过来那就说明他不是个人,因为他将身体的快感看得比精神的快感还要重要,只有动物才会这样做。老人家说,人是应该有些精神的。进一步而言,人压根儿就不需要身体,只要精神就行了。

  当然没有身体到底怎么劳动,我还不清楚,大多数时候承担劳动任务的是人的那具需要快感的身体而不是那个不需要物质的灵魂。当然英雄人物例外,英雄人物大多在失去了他们的身体之后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灵魂,为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有身体的人充当楷模。人为什么变成了只要灵魂不要身体的动物呢?在这个过程中文学艺术扮演的角色是相当可耻的,它充当了说客。

  在《作家》99年第6期上看到这样一首诗,题目叫做《人体盾牌》。

  盾被发明出来/本来是为了保护人体的//而人类今天竟然用自己的身体/组成盾牌/保护那条河上唯一剩下的桥梁//那是为了已经邻近的下个世纪/正义和良心/有路可走//我为这位诗人感到羞辱。

  一个诗人,他应当是为人类生命而歌唱的,他应当认识到生命本身才是生命的目的,可是现在,他在歌唱人体盾牌,他就将人体的价值看成是低于桥梁的,身体必须为桥梁的存在付出代价,而不是相反。

  正义、良心……这些词对身体的压抑的形成就是这样――它和文学艺术的说客作用紧紧相连。

  四、身体和艺术:艺术如何自救

  中国当代艺术在大多数时候已经堕落,堕落到成了一门身体管理学(而实际上是身体禁锢学)。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放艺术,让她回到身体的出发点上去。

  法国作家玛?杜拉在她的《作家的身体》中写道:“作家的身体也参与他们的写作,作家在他们的所在之地也会激发他们的性欲。就象国王和有权势的人那样。……”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作家的身体也参与他们的写作。有一种激情它来源于我们的身体,它在我们的身体里涌动,然后写到纸上这就是一种身体型写作。

  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我们同样很容易看到这样的例证。“他说,他认为所有身体上的问题,也就是生活的问题。”──朱文:《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朱文在他的小说《弟弟的演奏》(这可能是朱文的最好的小说之一)中说:“和我的智力相比,我更信任我的身体。”

  陈染:“那个附着在我的身体内部又与我的身体无关的庞大的精神系统,是一个断梗飘蓬,多年游索不定的孩子。”(陈染:《写作与逃避》)。刁斗就在一个访谈中说:“人是欲望的集合体,其中情欲是根本,我喜欢探究情欲,使它在我的小说中成为一种整合力量……至于在小说中对情欲主题的处理,我没有给予格外的关注……我只是采取一种顺其自然的的态度……我不讳言,情欲在我的小说里是一块基石,就象它在我的生命里也是一块基石一样。”

  小说家、诗人是这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他们对身体的重视是和这个时代的思想趣味紧密相连的。

  在中国写身体是难的,到现在《金瓶梅》全本书在市面上还不能正常买到,不是吗?他们同时在报刊杂志上大力反对“性”,甚至和性谐音的字他们都不允许,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举起手中的剪刀将异端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郁达夫就有过这样的例子。《沉沦》出来时他在《沉沦》序言中“讲一番‘灵肉’冲突的道理”。对于这一类现象韩侍桁在《郁达夫先生作品的时代》一文中的一段话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证:“只有这性欲的解放……它是不能作为高贵的问题而讨论的,于是我们的作家便巧妙地提出了所谓‘灵与肉’这个新名词……不过较智慧的读者也可以看得出作者是在说谎的。”

  身体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话语中被压抑着,一切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时代的真实的生存状况的话语都处于危险之中,文学中关于身体的语言必须很好地隐藏自己成为对身体的遮蔽才行,身体的言说成了不言说,不言说身体成了言说身体的前提。这就是中国方式的结果。中国的方式是在语言中消灭身体,似乎在语言中清洗了身体,就可以控制人们的意识,将它从人们的意识中消灭掉。

  现在晚生代的作家们索性举起了身体的大旗,如性、身体在徐坤的笔下成为其游戏诸神无往不胜的秘密武器,朱文笔下的身体是作为反抗压抑,寻求解放的手段来理解的。这些不是全无道理的。必须开放言谈,确认身体的合法地位。身体不仅仅只是我们灵魂的工具,它还是它自己,还是它自己的目的。艺术,看的艺术,听的艺术……无不根源于人的身体也无不作用于人的身体。

  尼采说:“一切美都刺激生殖。”他说:“事物的完整的美,接触之下都会唤起性欲亢奋的的极乐。”“决定民族和人类命运的事情是,文化要从正确的位置开始──不是从‘灵魂’开始(这是教士和半教士的迷信);正确的位置是躯体、姿势、饮食、生理学,由之产生的其余的东西……。所以希腊人始终懂得,他们在做必须做的事;蔑视肉体的基督教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不幸。”

  这样的语言是多么地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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