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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怎样当父亲

2007-10-11  广南子

梁启超怎样当父亲

 丁胜如


    梁启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从“开民智”、“养新民”的愿望出发,将教育视为中国起死回生的良药。他是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名教授之一,曾在时务学堂、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执教。有人问梁启超信仰什么主义,他说:“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又问他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他回答说:“拿趣味做根底。”梁启超说自己做事总是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在他信奉的词汇里,什么悲观,什么厌世,一概不存在。他曾坦言,自己所做的事,大都是失败,或者严格地说没有一件不是失败,然而总是可以一边失败,一边起灶,他不仅能从成功中获得乐趣,更能从失败中获得乐趣,因此总是活得有滋有味。



    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是清朝礼部尚书李端棻的妹妹。她比梁启超大四岁,生有三个子女长大成人:思顺、思成、思庄。他的第二位夫人王来喜,系李蕙仙带来的奴婢,1903年嫁为妾,生有六个子女长大成人: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他的九个子女,人人不凡,个个成才。

    梁启超对儿女充满着深沉而强烈的父爱。他九个子女先后有七个曾到国外读书或工作,尤其在晚年,同时有五个子女求学海外。他非常想念他们,时常给他们写信,称他们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那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从这些称呼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是多么喜欢、疼爱自己的儿女们。

    梁启超对海外儿女们的思念是出了名的。在这段时间,两代人以书信倾诉着彼此的苦和乐、悲和欢,他们互相惦念着、鼓励着。父亲对子女没有任何说教和指责,只有循循善诱,每封信中都充满了真挚的爱。这爱变成一种力量,注入了孩子们的生命,对他们未来成才大有助益。

    1922年一次酒后,梁启超怀念远在海外的大女儿,拿了一张纸写满“我想我的思顺”、“思顺回来看我”等话。为了培养孩子,他又很能控制自己的感情,鼓励他们向上。在1925年的一封信中说:“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你们走后我很寂寞……思顺离开我多次了,所以倒不觉怎样,庄庄这几个月来天天挨着我,一旦远行,我心里着实有点难过。但为你成就学业起见,不能不忍耐几年。”又写给思庄:“你想家极了,这本难怪,但日子过得极快,你看你三哥转眼已经回来了,再过三年你便成为一个学者回来,帮着爹爹工作,多快活呀!”

    梁启超时常把自己写的条幅装裱成小型手卷寄给孩子们。他在给思庄的信中这样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狠,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姐姐呢,她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淞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1927年梁启超得肾病经常尿血,病中更加思念思顺。他在信中写道:“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

    书信,传递了两代人之间的情谊。除了倾诉亲情以外,他们还谈论国家大事,讨论人生哲学。所以说,梁启超对待孩子们既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而又十分理智。作为一位近代教育大家,梁启超在子女教育上确实下了极大的功夫,对育子之道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梁启超不仅是孩子们的慈父,还是孩子们的朋友。他注意引导孩子们对知识的兴趣,又十分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志愿。在日常生活中,他非常细微地掌握每人的特点,注意因材施教,对每个子女的前途都有周到的考虑和安排,并且反复征求孩子们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最典型的例子是对思庄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态度。思庄在加拿大考大学是一件大事,究竟上哪家大学?当时他希望思庄在加拿大读大学,在1926年2月9日的信中写道:“庄,暑假后进皇后大学最好。全家都变成美国风,实在有点讨厌,所以庄庄能在美国以外的大学一两年,是最好不过的。”他还在1926年6月5日的信中鼓励道:“思庄考得怎样,能进大学固甚好,即不能也不必着急,日子多着哩。我写的一副小楷,装上镜架给她做奖品,美极了,但很难带去,大概只好留着等到她回来再拿了。”思庄未辜负父亲的希望,考上了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思庄入大学二年该选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很有发展前途,于是在1927年8月29日写信给她,希望她学这门专业:“你今年还是普科大学生,明年便要选定专门了,你现在打算选择没有?我想你们弟兄姐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科,因为这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试验,容易有新发明。截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个‘先登者’不好吗?还有一样,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你学成回来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哩!不好吗?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那么就选取它,还选一两样和它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你们学校若有这门的教授,便留校,否则在美国选取一个最好的学校转去,姐姐哥哥们当然会替你调查妥善,你自己想想定主意吧。”

    出于对父亲意见的尊重,思庄选择了生物学。但由于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难以引起思庄对生物学的兴趣,她将这种苦恼告诉了思成。梁启超得知后,赶紧于1927年8月5日写信说:“庄庄,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感情近来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式,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用姐姐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的治学针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后来,思庄听从了父亲的话而改学图书馆学,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最终成为一名图书馆学专家。

    梁启超还教给子女们学习和做学问的方法,要求他们不仅要注意专精,还要注意广博。1927年8月29日,他在给思成的信中说:“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梁启超还在给思庄的信中写道:“庄:在专门学科之外,还要选取一两种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据你三哥说,你近来看文学书不少,甚好,甚好。你本来有些音乐天才,能够用点功,叫他发荣滋长最好。姐姐来信说你用功太过,不时有些病。你身子还好,我倒不十分担心,但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会受益。我方才教训你二哥,说那‘优游涵饮,使得自之’那两句话,你还要记着受用才好。”梁启超在给思成的信中说:“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火炖的功夫,不独于你身子有益,即为你的学业计,亦非如此不能得益。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

    当孩子们在学业上遇到困难和发生疑问时,梁启超总是不断地帮助释疑解惑,引导他们战胜困难,继续前进。梁思成一度怀疑美国死板仿古的教学方法,担心自己学不到设计方法而成为画匠。1927年2月16日,梁启超写信教导他要“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信中说:“你觉得自己的天才不能副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功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规矩不过是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益其巧耳(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况且凡一位大文学家大美术家之成就,常常还要许多环境及与附带学问的帮助。中国先辈屡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将来你学成之后,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怀,至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今年内尚非其时也。”

    梁启超很讲究学以致用,重视培养子女的实践能力。他鼓励思成夫妇学成以后要“行万里路”,到欧洲游历、考察其建筑风格和人文习俗。这次欧洲之行为思成夫妇此后事业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建国之初梁思成、林徽音就成为清华大学的一级教授,在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中国建筑史等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不仅注意对子女们进行知识教育,还十分注重对他们进行道德培养,要他们热爱生活,保持节俭,并注意择友。他希望思成乐观多趣,在1927年8月29 日的信中说:“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使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了不少了。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远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了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还是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他告诫思顺夫妇人生贵在吃苦。“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也就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他教导思忠不要消磨志气。“一个人若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样会消磨志气。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过不少,舒服日子也经过不少,老是那样子,到底意气消磨了没有?”

    梁启超一生千变万化,但爱国之心永远不变,“又先生四十年之中,脑中绝未忘一个‘国’字……”为子女们做了最好的楷模。作为一个爱国思想家,梁启超还竭力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日本时,他每天晚上让孩子们围坐在小桌旁,一边怡然自得地喝着酒,一边绘声绘色地讲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孩子们长大进学校后,梁启超从不放松对他们的教育。对留学国外的孩子学成回国做什么,都有细致的考虑。他要思成在美国学习结束后,再到欧洲学一年回国,并建议回国后的思成到东北大学工作。他同意思永的要求在美学习考古期间,回国实践一年再出国继续学,以便将国外新考古方法运用到中国。他要思庄学生物学和图书馆学,回国后和思永一起当他的助手。他要思忠在美国陆军学校读完后回国入黄埔军校。他请谢国桢做家庭教师,教思达、思懿、思宁念中文,以便将来报效祖国。

    他们兄弟姐妹和祖国共患难,抗战期间都过着清贫的生活。梁思成因为早年车祸伤及脊椎,后来得了脊椎软骨硬化症,其妻林徽音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当时美国的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想聘他们夫妇去工作,这样对他们夫妇治病也大有好处,但他们回答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之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 北京解放前夕,他帮助解放军标明市内古文物的位置,以免遭到炮轰,为保护首都古迹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他几兄妹也都在各自服务的战线上报效祖国。思永是考古学家,长期工作在考古战线上。思懿、思宁主要在国内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前者曾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民族解放先锋队”,后者1940年即投奔新四军,为党的革命事业服务。思达夫妇坚持留在大陆,长期在金融系统工作。思礼是中国航天事业的第一人,也是当代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都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又都像乃父梁启超一样有着一颗强烈的爱国心。

    梁启超的子女教育成为他教育思想和人生信念的最成功的实验,九个子女人人学有所长,个个忠心报国。梁启超的育子之道,对于今天倡导素质教育的我们仍不失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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