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伤痕文学”之争时，钱先生一直保持旁观者的沉默。或许，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给老知识分子造成的惊弓之鸟般的警觉也使他不愿对当代事件发表任何直接的评论。尽管文革初期他本人在“五七”干校当过锅炉工兼邮件收发员，家庭也曾遭受不幸，但他就像一个饱经沧桑而欲说还休的老人——的确，这一年，他已年入古稀——并不喜欢谈及自己的苦难史。 钱先生认为孔子“诗可以怨”乃言“发愤为诗”，甚至据此认为《三百篇》皆“怨诗”，这就把作为一种委婉劝说他人“改过”的方式的“怨”混同于作为一种自我情绪的“怨”，而两者即便不是南辕北辙，至少也大有区别，不可互证互释。 1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登出一篇题为《伤痕》（卢新华作）的短篇小说，在文坛引发了一场已酝酿多日的大争论。争论迅速由文学界波及更大范围的人群，到次年秋，这场全国性大争论才算告一段落。其实，自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刊出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以来，后来被命名为“伤痕文学”的一批短篇小说已陆续见诸报刊，早已引起纷议。赞同者认为这些作品以个人不幸的经历为蓝本，辅之以凄苦的笔墨，诉说着十年文革给人造成的“精神的内伤”，而怨诉能起到舒缓和治疗的功效。另一些评论家则持异议，认为文学不应成为个人哀怨的发泄。 《文汇报》及时推出的这篇直接以“伤痕”为题的小说，为这场争论的全国化提供了一个机会。据称该小说最能反映文革给人造成的“思想内伤的严重性”。但大争论随后就走向“文学的功能”这个基本问题。“伤痕文学”的赞同者认为，文学不能像文革文学那样成为政治的附庸和宣传的工具，而应反映人们真实的生活和情感，而文革时代的生活和情感此时被认为是异化的，于是乎，文学的功能就是把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生活和情感的伤疤一一揭开。1979年1月《戏剧艺术》发表的《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和4月《上海文学》发表的《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算得上是“为文学松绑”的最理论化的表述。 另一方面，官方机构也对“伤痕文学”予以鼓励。尽管《班主任》和《伤痕》在文学上显得粗糙，但同时获得中国作家协会授予的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实际上，当时刊发“伤痕文学”的也主要是官方大报大刊，且集中于北京和上海这两个政治灵敏之地。以当时情势，如果能以文学的形式表现文革时期的扭曲生活，对其进行控诉，进而在国民内心掀起一场群体怨诉的情感狂澜，就可结束文革，并顺利地将那两个被指认为十年浩劫的制造者的罪魁——当时尚被羁押在看守所里的两个fan革命集团——送上审判台。 2 1980年11月20日，钱钟书先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恳谈会上演讲《诗可以怨》。恰巧，这一天，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正式开庭，对那两个fan革命集团进行公审，将这种怨诉的群体情感波澜推到了顶峰。 “伤痕文学”之争时，钱先生一直保持旁观者的沉默。或许，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给老知识分子造成的惊弓之鸟般的警觉也使他不愿对当代事件发表任何直接的评论。尽管文革初期他本人在“五七”干校当过锅炉工兼邮件收发员，家庭也曾遭受不幸，但他就像一个饱经沧桑而欲说还休的老人——的确，这一年，他已年入古稀——并不喜欢谈及自己的苦难史。 那一年，我十四岁，就像众多同龄的文学少年一样，也是“伤痕文学”的热情读者，尽管刚过去的文革（或文革末几年）对我是一段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时光（这一关于文革的另类表述，在“伤痕文学”衰退后渐渐进入），但还是十分希望自己和“伤痕文学”的主人公一样不幸。于是，我由写不成熟的青春诗转向写自己不存在的苦难史，由“言志”而“怨诉”，总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与苦难为伴的被迫害者。我一边写着自己不存在的小小苦难史，一边看着黑白电视里坐在铁栏杆里的神情沮丧、目光恍惚的受审者。 不过，可以猜想，对弗洛伊德理论深有研究的钱先生肯定能从这些被人们带着眼泪阅读的“伤痕文学”中看出怨诉对于精神疗治的作用，而刚从文革过来并带着满身伤痛的中国恰好需要这样的文学疗治。只是，作为造诣很深的文学家和理论家，他大概感到“伤痕文学”在文学上失之粗糙，而那些为“伤痕文学”辩护的论文则在理论上失之浅薄。但他并不想直接卷入这场热闹的争论。他就像一个在拍集体照时总喜欢溜到镜头边缘或者干脆溜出镜头的人。不过，当他接到早稻田大学向他发出的讲学邀请并思索着该讲点什么时，《论语·阳货》中的一个短句不经意地出现在他的笔头：“诗，可以怨。” 这只是猜测。我无法断定，他写这篇讲稿的动机与当时国内方兴未艾的“伤痕文学”及其理论表述有何关联（文中以讥讽笔调提到“按照当代名剧《王昭君》的主题思想……”云云，似乎透露了些微线索）。不过，正如钱先生的母鸡和鸡蛋的比喻，当这篇讲稿随即于次年1月在《文学评论》上登出时，它就脱离了钱先生，参与了这场争论，并为“伤痕文学”的正当性提供了一种既是历史的又是“比较文学”意义上的辩护，而该文贯通中西、旁征博引的风格亦为学术界开一风气，以至多年后，当那些曾经洛阳纸贵、争相传看的辩论文章在完成其历史功能并很快被人忘却后，它依然被当做一篇比较文学的经典之作为人反复阅读。 钱先生本人显然也很看重这篇文章。1984年，当它收入张隆溪等人选编的《比较文学论文集》时，他对其作了一些增补和改动（选编者注云：“这是改定本。”），后来，钱先生又多次将其编入“自选集”——《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该集1994年经作者修订又出“最后的修订本”）等等。 3 钱先生深谙文章之道。在一大段谦逊而又幽默的开场白之后，他写道：“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这个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版。因此，我们惯见熟闻，习而相忘，没有把它当做中国文评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而提示出来。我下面也只举一些最平常的例来说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