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的这一生》（13）

（十三）张国焘也想“有所作为”，可是他的名声太臭 　　张国焘走下坡，也影响到军统局中中共叛徒们的处境。军统各处室，可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军统基干人员，一种是“来归”人员。大至开会、交友、聚餐，小至散步、串门、看电影，都是各自扎堆，壁垒分明。军统基干人员虽然业务纯熟，但素质很低，只会盯梢、捕人、偷窃机密文件，他们对国家大事根本不去关心，有的甚至连报纸都不读。这些人还喜欢拿“来归”人员开心，有事没事就与他们辩论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孰好谁劣，经常搞得“来归”人员无地自容，下不了台。 　　张国焘心里也承认前途暗淡，他对一些亲信讲：“我们这些人身家不清，在国民党没什么出路。要在国民党做点事，第一要有大学学历，第二要起码懂得两国语言，第三还要有要人是你的亲戚，提拔你。做做一般的事，有点饭吃就行了。” 　　投奔他而来的两个中共叛徒心灰意冷地放弃了宦途，开始“练摊”。何畏在重庆歌乐山办起农场，喂了几百只鸭子，养鸭卖蛋以挹补生活的不足。官至军统华北联络站站长的朱德崇利用特种工作到敌占区之便，贩卖西药，套取差价，打算一旦攒足了本钱，即脱离军统，或者下海经商，或者出国讨生活。 　　不甘心沦落受辱的张国焘转而寻找其他出路。 　　1940年，张国焘由蔡孟坚搭桥攀上了江西萍乡老乡甘家馨（朱家骅的机要秘书），然后又由甘家馨引见给国民党中组部部长朱家骅。朱家骅看到张国焘处境狼狈，又同为北大校友，心生怜悯，安排他到反共设计委员会担任委员兼主任秘书。张国焘以为时来运转，可以大展拳脚，谁知这个委员会纯属摆设，“无计可设，无公可办”，委员们每日到会一二个小时，闲谈一番，然后散去，只图领点干薪。 　　1941年，张国焘被蒋介石推荐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议员。 　　戴笠一直把“为领袖分忧”当作自己的职责，于是亲自上阵，一方面召集张国焘等与军统有关的参政员开会，商量办法，分配任务，另一方面则拿出大笔经费，安排大批美女，用钱色来打通关节和收买有关人士。 　　张国焘也想有所作为，可是他的名声太臭。首先是中共代表团对蒋介石提名中共叛徒为参政员表示强烈不满。毛泽东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国民党进行交涉，其原则是：如果国民党愿意继续维持国共合作，就请自动撤销张国焘参政员的资格，否则，中共代表团将拒绝参加会议。周恩来致函国民党代表张冲，提出不同意张国焘、叶青出席国民参政会，并请他将中共的态度转知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和。由于蒋介石的坚持，张国焘仍然参加了于1941年3月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其次是各界人士都耻于与张国焘为伍，对他不约而同地采取“敬而远之”的策略。国民参政会的活动多以党派为主。他被共产党开除了党籍，羞见故人，看见了中共参政员就避开，不可能与他们一起活动；他与青年党、民社党素无关系，掺和不进去；他只能列入无党派人士之列，而无党派人士均为社会贤达或各界名流，特别讲究名节，连招呼都不肯跟他打。 　　由于处境孤立、说话没有人听，张国焘心生怯意，一改过去无会不到、无到不言、无言不厉的活跃作风，变得瞻前顾后。国民党之所以坚持派他以无党派人士与会，就是希望他以民意代表的超然身份，在政坛上充当一门攻击中共的大炮，但是，他却言欲说而嗫嚅，足欲行而踟蹰，采取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姿态。 　　张国焘连任第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议员，每次都形单影只，不能完成国民党交付的任务，气得蒋介石大骂自己“瞎了眼”。 　　明日请看：在“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任上干了不到两个月即挂冠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