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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唐舞,摘取古代舞蹈顶冠

 达古拉 2010-05-29

    魏、晋、南北朝以来,持续300多年的分裂战乱的历史局面,被隋朝统一了。然而,隋朝政权仅存30多年就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强盛的封建帝国王朝——唐朝。此时,自南北朝时期而来的乐舞文化交流融合大潮和日趋独立化的表演性舞蹈,在隋朝被汇集,随后,出现唐朝舞蹈盛况。

    唐代社会繁荣昌盛,经济发达,政治稳定,开放宽容,气象恢宏。与以往各历史时期舞蹈发展所不同的是,舞蹈在唐代是以独立的表演艺术形式,摘取了古代舞蹈发展的顶冠。它既不像周代雅乐舞那样,依附政治,也不像汉代舞蹈那样,融于“百戏”,而是以独立的艺术品种,占领唐代社会的艺术舞台。

    唐代的舞蹈,已形成自己的舞蹈分类法。按照舞蹈的风格特点区分,有“软舞”“健舞”两大类。其中舞蹈节目不固定,随着发展不断增加变更。“软舞”“健舞”广泛地流传在宫廷、贵族士大夫和民间之中。“软舞”动作抒情优美,节奏比较舒缓。“健舞”动作矫健有力,节奏明快。“软舞”“健舞”演出规模不大,多是独舞或双人舞,动作技巧水平比较高。“软舞”“健舞”都分别包括了不少中外各族的优秀舞蹈。其中著名的舞蹈有西域民间舞蹈《胡旋》《胡腾》《柘枝》。有新创作的舞蹈《剑器》《绿腰》《春莺啭》等等。

    《胡旋》属于“健舞”,以快速轻捷的旋转动作为主要表现内容。舞起来左旋右转,变化多姿,正如唐代诗人岑参所描写“回裾转袖若飞雪,左鋋右鋋生旋风”。唐玄宗宠妃杨玉环,节度使安禄山,武则天时贵戚武延秀等,都是舞《胡旋》的能手。

    《胡腾》属于“健舞”,以腾跳动作技巧见长,舞步急促变化。正如“跳身轻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

    《柘枝》“软舞”“健舞”中都有这个舞蹈节目,有独舞、双人舞和群舞形式。有诗描绘此舞“细腰偏能舞柘技”“花钿罗衫耸细腰”“翘袖中繁鼓……长袖入华裀”。腰身技巧和舞袖动作是《柘枝》的特点。这个舞蹈婉转绰约与矫健奔放相结合,服饰华美,表情动人,有鼓声和乐声相伴,是唐代舞蹈的精品。唐代有专业《柘枝》艺人,如唐玄宗时的舞伎那胡,唐德宗时的舞伎萧链师。可见这个舞蹈有很高的专业技巧水平。

    《剑器》属于“健舞”。舞人执剑而舞。唐代著名剑舞艺人有公孙大娘、李十二娘等。唐代将军裴旻舞剑被誉为当时“三绝”之一(李白的诗,裴旻的剑,张旭的草书共为“三绝”)。著名诗人杜甫对此舞有生动描写“一舞剑器动四方”“■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剑器》是一个高难技巧的舞蹈。

    《绿腰》属于“软舞”。具有中原传统舞蹈特点,以舞袖和腰身动作见长,与前代的《白纻舞》类似。有诗描绘“翩如兰苕翡,婉如游龙举。低回莲破浪,凌乱雪萦风”正是此舞的舞态情貌。

    《春莺啭》属于“软舞”,乐声如鸟鸣般优美动听。《杨柳枝》是舞姿柔娜的女子舞蹈。此外,还有许多以地名为舞名的舞蹈,如《凉州》《大渭州》《甘肃》《阿辽》等。

     从当时的舞蹈分类和舞蹈名称中可见,这一时期舞蹈发展具有很高水平。表演性舞蹈从内容形式、动作技巧、表演水平等方面,都发展得很完善了。

    上述表演性舞蹈,在唐代多属于艺术精品、趋于小型化,多用于观赏娱乐。在唐代宫廷宴享典礼活动中,所用的则是大型的“燕乐”,即“宴乐”。

    “燕乐”之名由来已久。周代已存此名。“燕乐”用于宴享典礼活动,具有娱乐欣赏和礼仪性双重作用。隋朝时期,宫廷集中整理了南北朝以来的中外各族乐舞,制定宫廷“燕乐”叫《七部乐》,即《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隋炀帝时又制定了《九部乐》,包括了《清商伎》《西凉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康国伎》《疏勒伎》《礼毕伎》。唐代宫廷继承了隋朝《九部乐》,废除《礼毕伎》,创作《燕乐》,制定了《十部乐》,即《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其中《燕乐》《清乐》是中原传统乐舞,其余皆为兄弟民族乐舞。可见,隋唐时期宫廷宴乐,主要是地域风格的乐舞汇演。至此,南北朝以来的乐舞文化交流融合,得到了完整的汇集整理,形成大型完善的乐舞体制。唐代宫廷在宴享典礼中,成套地搬演这些乐舞,还设立了相应的礼制规格,由专门的机构太常寺管理,不遵守礼制规定将受到惩处。沿用了传统雅乐舞的管理体制。九、十部乐的每一部乐舞,都包括了舞蹈、音乐、歌唱、演奏等综合表演。它的大型化主要体现在节目的丰富上。比如,《燕乐》就包括了《破阵乐》《庆善乐》《承天乐》《景云乐》等几个节月。《清商乐》中包括了汉魏、两晋和南北朝以来,长期流传的乐舞和唐代新创作的乐舞。其它几部乐舞均为外来民族乐舞,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色彩。这一时期的九、十部乐,充分反映了唐代开放宽容的时代精神,对前代优秀的中外乐舞的包容和接受,体现了唐代乐舞的繁荣景象。

     唐代舞蹈的发达繁荣,不仅体现在节目的丰富上,还体现在对乐舞的编排整理方面。唐代宫廷将乐舞节目的水准高低,按演出形制划分为“坐部伎”“立部伎”。室内厅堂表演,堂上坐奏,叫“坐部伎”。室外广场庭院演出,堂下立奏,叫“立部伎”。“立部伎”人数众多,上百人表演。“坐部伎”是人数较少的小型表演。坐、立部伎的舞蹈节 目都比较精致,艺术水平较高。在当时,以“坐部伎”艺人水平为最高,“立部伎”次之,雅乐则更次。坐、立部伎的节目表演,都带有一定的政治意义,配合歌颂统治者文德武功。每一部乐舞都是为了歌颂某一帝王而创作的。同时,又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欣赏价值。“坐部伎”乐舞节目有《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承天乐》《长授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等。“立部伎”包括的乐舞节目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等。坐、立部伎的乐舞节目所体现的,对统治阶级文德武功的歌颂,是古代以来雅乐舞的思想传统。不同的是,唐代统治阶级并不为政治而放弃乐舞的艺术性,而是利用和调动乐舞的特殊功能,既为政治服务又为娱乐欣赏所满足。在坐、立部伎为数众多的节目中,值一提的是《破阵乐》《圣寿乐》《太平乐》三个乐舞。

    《破阵乐》是坐、立部伎中最著名的舞蹈。是传统武舞的继承发展。此舞根据唐太宗李世民所绘制的“破阵乐图”编排。舞人披甲执戟,表现了战阵生活内容。以群舞形式表演战阵队伍变化,音乐具有龟兹乐风格。唐太宗李世民所绘制的“破阵乐图”,算得上是最早的舞谱雏形。《破阵乐》曾传入日本。

    《圣寿乐》是以“字舞”形式编排的,歌颂唐高宗和武后(则天)的乐舞。运用上百人的队形变化和舞人服饰变化,摆出“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岁,宝祚弥昌”16个字。可见当时舞蹈具有很高的编排水平。

    《太平乐》是以民间狮舞歌颂太平,又叫“五方狮子舞”。舞人披缀毛假狮皮,扮成五个颜色不同的狮子,另有人以拂逗狮,旁有上百人的伴唱队。表演规模庞大。民间狮舞 在此之前,只是简单扮演,并综合在“百戏”或夹杂在表演队伍中。在唐代宫廷,通过编排,狮舞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和观赏价值。

    坐、立部伎的产生,标志着唐代舞蹈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前代乐舞的吸收继承上,而是进一步的创造提高,使舞蹈艺术走向成熟。

    唐代舞蹈的发达,还进一步体现在乐舞形制的完善成熟方面。古代舞蹈往往是舞、乐、诗的结合,所以称作乐舞。唐代乐舞大曲就是这三者完美结合的典范。唐代大曲是在继承汉代“相和歌”“相和大曲”的基础上,吸收西域乐舞形式,进一步创新而成的。它是一种大型乐舞套曲。其结构分为:“散序”——“中序”——“破”三部分。“散序”是乐器演部分,“中序”是歌唱部,“破”是舞蹈部分。每一部分又有细致编排。歌舞相融,独舞群舞结合,独奏合奏相伴。节奏情绪是由慢渐快,由抒情至热烈的发展。音乐、舞蹈和器乐的许多精彩节目都纳入其中,集歌舞乐之精华。唐代著名的乐舞大曲是《霓裳羽衣》,唐玄宗创作乐曲,杨贵妃表演舞蹈,在当时最为著名。唐代诗人白居易有《霓裳羽衣歌》诗篇,描绘了这个乐舞的情貌舞态。正如“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

    除了舞蹈艺术本身的完善发达之外,唐代还产生了具有戏剧因素的歌舞戏。其代表作品是:由真人真事演变而来的民间歌舞戏《踏谣娘》,它反映了一个丑陋丈夫酗酒殴打美丽善良的妻子的故事,在当时深受欢迎;表现人兽争斗的《钵头》;表现北齐兰陵王因面目秀美而戴上面具作战的《大面》。这几个歌舞戏,虽不十分成熟,但比起汉代“百戏”中的类似节目,更具备戏剧成份,可以说是后世戏曲艺术的雏形。

    在这一历史时期,舞蹈的繁荣,除了表现在宫廷舞台方面,同时,还体现在渗透于社会生活中的舞蹈活动里。唐代统治阶层人士,普遍喜爱舞蹈、自舞成风。擅长诗文和能歌善舞,成为人们自我完善的组成部分。唐太宗能绘制舞谱,唐玄宗擅长音乐舞蹈。不少贵妃宠姬能歌善舞,如唐玄宗宠妃杨玉环是唐代著名舞蹈家,唐玄宗另一宠妃梅妃也是能歌善舞。武则天时贵戚武延秀擅长《胡旋舞》。唐高宗的太平公主曾在皇帝面前起舞求嫁。唐玄宗的节度使安禄山善舞《胡旋》。皇家贵族以及地方官员们,行宴时喜爱起舞祝酒,以舞自娱。与此同时,在唐代社会民间街头、广场、酒肆等地,也有丰富的舞蹈活动。唐代诗人杜甫曾在河南郾城广场上,观看了著名艺人表演《剑器舞》,场面是“观者如山”。歌舞伎人在酒肆献舞,取娱顾客,不仅在唐代诗歌中,也在壁画中均有反映。如敦煌壁画360窟“维摩诘变”和李白诗词等。唐代舞蹈的繁荣,与社会各阶层普遍流行的歌舞活动,是分不开的。

    在唐代传统节日里,歌舞活动十分盛行。传统的元宵节以及春耕伊始或秋收后,常有歌舞活动。当时节日中盛行民间自娱性歌舞《踏歌》和泼水歌舞《泼寒胡戏》。唐玄宗时,宫廷曾组织“与民共乐”的元宵佳节盛大活动,几千人参加《踏歌》,载歌载舞,连续三日,盛况空前。每遇朝廷举行大典时,要举行全国性的庆祝活动,叫“赐酺”。唐代诗人描写当时的节日歌舞活动场面是“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歌响舞分行,艳色动流光”。

    唐代寺院歌舞活动也很流行。当时寺院一般设有戏场。宗教活动同歌舞活动结合在一起。现存的敦煌遗书中记载了当时寺院佛事活动中的舞蹈表演。与南北朝时期宗教游行队伍表演活动不同的是,唐代宗教舞蹈活动则重在舞台上表演。这也是宗教舞蹈活动的进步发展。在民间的祭祀活动或巫术活动中,舞蹈也流行。比如,有求雨的龙舞和祭祀的迎神送神歌舞等。唐代诗人王维的《祠渔山神女歌》、王叡的《祠神歌》、李贺的《神弦曲》、刘禹锡的《梁国祠》和王建的《赛神曲》等,都描写了这方面的歌舞活动。唐代宫廷还有“大傩”仪式活动,每年除夕夜举行,在仪式活动中,有扮演的各种神、兽等,扬戈执盾,高呼低吼,咒语祷歌,应声唱合。与周代和汉代宫廷“大傩”有所不同的是,唐代宫廷“大傩”气氛轻松愉快。

    从唐代社会歌舞活动各个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唐代舞蹈繁荣兴盛,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

    随着唐代社会的强盛和开放,中外各族乐舞文化交流频繁。各国使节来访,盛宴歌舞,互赠乐舞,赏赐乐工乐器等。这一时期乐舞文化交流与前代有所不同的是,侧重乐舞文化的输出。中原乐舞文化随着唐代社会的强盛与开放,传播四方。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外来乐舞作品是《南诏奉圣乐》《骠国乐》。唐德宗时,南诏(今云南)王遣使向朝廷献南诏民族歌舞,经过当时剑南节度使韦皋的改编整理后,以阵容庞大的歌舞伎队赴长安,进宫演出,乐舞定名为《南诏奉圣乐》。此乐舞以“字舞”形式表演,载歌载舞中,摆出“南诏奉圣”五个字。据史籍记载,这个乐舞在乐奏、歌唱、舞蹈、场景调度、总体结构和服饰设计等方面,都达到很高水平。这次演出活动,是古代乐舞交流的盛举,体现了唐代乐舞文化对外来乐舞的吸收与包容。唐代宫廷将此乐舞保留在宫廷宴乐节目中。南诏献乐之后,当时的骠国(今缅甸)仿效其行,向唐代宫廷献演《骠国乐》。《骠国乐》是表现佛教思想内容的乐舞,异国风格,粲然可观,深受欢迎。但没有被宫廷保留。对外来乐舞,不是盲目接收,体现了唐代乐舞文化明确的主体意识。

    在唐代宫廷各种仪式中,虽然大型燕乐节目和各种表演性舞蹈占据主要地位,然而,文武舞形式的雅乐体制仍然保留。比如,唐太宗时,设《庆善乐》为文舞,《破阵乐》为武舞,分别象征“文德洽而天下安乐”“武功成而定天下”,文武舞阵于殿庭,歌功颂德祷太平。唐高宗时,曾将《破阵乐》等,修改编入雅乐,并强调“……并望修改通融,令长短与礼相称,冀望久长安稳”。在唐代丰富多彩的音乐舞蹈盛况中,雅乐舞的模式一直保留,这是西周以来的传统雅乐舞思想的遗风。

    唐代乐舞队伍非常庞大。伴随统治阶级和贵族阶层不断增长的声色追求而来的“女乐”队伍,在唐代已发展成包含多种层次的专业艺人和具有专业水平的表演者的庞大队伍。由于舞蹈艺术的普遍发展和社会各阶层人士对舞蹈的普遍喜爱和重视,唐代出现了大批技艺精湛的舞蹈家和善舞者。其中包括了乐舞机构中的乐舞艺人,还有散在各地的能歌善舞的官伎、营伎和家伎。也有不少擅长歌舞的高官、贵族、公主、贵妃等。唐代达官贵人、士大夫阶层盛行宴饮歌舞,歌舞艺伎被视为玩物,供人娱乐,随意驱使。她们大多年轻貌美,受过专业训练,艺高技强,活动出入于官吏、贵族和士大夫之中。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乐舞艺人和善舞者们,对唐代舞蹈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代乐舞机构也很庞大。宫廷设有太乐署,掌管“邦国之祭祀享宴”,如《十部乐》。鼓吹署掌管“卤簿之仪”(仪仗)和“大傩”之礼。教坊掌管各种供娱乐欣赏的乐舞。唐玄宗时,为自己设立了一个乐舞机构,叫“梨园”,教授和演奏最高水平的歌舞。唐代庞大的乐舞机构,将数以万计的歌舞艺人集中起来,给以一定的财力、人力和物力的支持,推动唐代舞蹈走向古代舞蹈发展的高峰。

     唐代舞蹈的繁荣盛况,充分展示了舞蹈艺术的成就。唐代舞蹈之所以能登上古代舞蹈艺术的顶峰,首先在于,唐代舞蹈是以纯粹人体形式为抒发思想感情的手段,舞蹈以独立的表演艺术品格登上艺术舞台。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舞蹈在唐代发展得最为完善。唐代舞蹈分类,以动作技巧和风格特征来划分,说明了舞蹈动作技巧体系的完善。唐代舞蹈编导,包括了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大型群舞等,说明了编导水平的成熟。唐代舞蹈中,“字舞”以舞动之中突换衣衫而显字;大型群舞用数百匹绸布装扮舞人;用彩绸装置仙池等场景等,均是前代舞蹈所望尘莫及的。倾其财力人力和物力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动作艺术,唐代舞蹈动作技巧十分全面,充分运用人体各部位动,如手袖、腰身、下肢腾跳、脚部踢跳、身体旋转、道具技巧以及面部表情和头部动作,无所不有。

    在唐代舞蹈艺术发展中,“舞谱”也随之发展起来。以唐太宗李世民绘制“秦王破阵图”开始,到后来有了成熟的“敦煌舞谱”。舞谱的发展,对舞蹈的创作、编排、记录和传授,都起到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的舞蹈文物,有享誉中外的敦煌石窟、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其中丰富多彩的乐舞形象,多与佛教有关。另外,四川仁寿县摩崖造像乐舞浮雕,四川夹江千佛崖伎乐飞天造像,北京万佛堂孔水洞古塔伎乐神,河南安阳修定寺唐塔舞蹈形象,山西平顺县海会院明惠大师塔舞乐伎形象,陕西西安大雁塔乐舞伎人形象,山西汾阳田村圣母庙宫乐图,陕西出土的石刻乐舞俑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舞蹈文物形象。除此之外,在四川成都、湖北武汉、湖南湘阴、江苏扬州等地,有不少出土的陶乐俑、击鼓俑、表演俑和舞俑,它们都从侧面反映了隋唐时期舞蹈发展的情况,是探索研究这一时期舞蹈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

    强盛的大唐帝国将中国古代舞蹈艺术的发展推至顶峰。但是,“物极必反”的事物发展规律,即将在唐代以后的舞蹈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古代舞蹈艺术将从顶峰滑坡而下的趋势,由唐末藩镇割据的战乱局面导引而出。此后,五代十国分裂状况结束了唐代。辉煌唐舞一去不再复还,舞蹈历史的发展,开始走入迂回曲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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