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下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蛊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大意】国家要小，人民要少。即使有各种器具，也不多用；使人民珍惜生命，不作长距离的移虽有船只车辆，却没必要去乘坐；虽有兵器武备，却没必要去布阵打战。使天下回复到人民都结绳纪事的远古状态之中。让人民吃得香甜，穿得漂亮，住得安适，满意于他们的平凡生活。国与国之间相互望得见，鸡犬之声相互听得见，而人民从生到死，也互不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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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所说“不相往来”,不是“不要往来”,而是因为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没有往来的必要”。这种理想社会的前提是摈弃用来用兵打仗的“什伯之器,虽然有快船大车,也派不上什么用场。老百姓只要结绳记事就可以了。后世所谓“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也是休养生息的前提条件吗?
老子认为,社会之所以混乱,互相争夺,原因就在于人们欲望过分,法令繁多,知识的追求和讲究虚伪的仁义道德等。老子对仁义道德也进行了某些批评和揭露,他指出,所以要讲仁义忠孝那一套,都是因为大道废弃,六亲不和,国家混乱。因此,他认为,要使天下太平,没有争夺,就要取消知识,取消道德,取消新颖的器具和财货。这也正切合了老子宣扬的“无为而治”的治国主张,即摈弃礼乐、政刑、赋税等一切人为措施,不去干扰老百姓的生活,从而让老百姓的生活复归于简朴、安定。
“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和“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是相联系的,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奈和反抗吧!首先,老子主张“小国寡民”,并不是要复古或倒退,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在追求一种淳朴的民风。老子追求的小国寡民之世,是风淳太平之世,生活安定,不动干戈。人类社会发展进人文明社会,在社会生产大发展的同时,连年的战争,分配的不均也相伴而生,而人类的贪欲、残忍与欺诈等丑恶也日益滋长。正如老子自己所说的那样:“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而这正是他不想看到的。老子所向往的正是这样一种美好的制度:没有军队与战争,没有贵族和国王,社会有条有理,大家都平等自由,使人民安于所处,乐于所有,衣食住行,皆能适意,知足常乐,不求变化:因为民风能保持一种淳朴的状态,人们安于现有的条件和生活环境,就会达到一种无欲无求的境界,没有过多的追求,也就不会有机巧与智谋,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于是“有舟舆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这样,社会自然安定,易于治理一这虽然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但却是一种美好的向往,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良性的设计,其实与其说这是一种社会的存在状态,倒不如说这是人的一种精神境界,这种社会是不是真的存在意义不大,重要的是它给向“道”之人提供的是一种精神指引,这是一种精神家园。
我们面临的现状是,“发展”和“现代化”同时也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功利化。与文明发展的进程同时,许多方面却一步步在退化,比方说,与日俱增的环境污染问题。
可以说,这些年凡是有经济发展的地方就有环境污染。无论人们如何重视治理污染,污染如今在各地都在不断地重复。也就是说,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衍生物,在这个定律面前人类的治污至多是延缓污染的加剧而已。污染已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癌症而难以根除。
在农业文明中,一切现代污染是不存在的,工业革命之后才有了污染一说,而污染的加剧正是人类追求商业利润和技术创新的结果。商业和技术本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东西,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它们才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社会的主流意识认同了“发展”(物质享受的另类表达),技术的开发就没有了节制,石油、化工、矿产、基因工程都是如此。发展的另一指标是利润,而在工业社会
的利润计算从来就没有包括环境和人类的健康成本。只要人类不放弃追求现代化和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望,治理污染就是一项重要目标。
因此作为老子开出的救世良方,‘小国寡民”的思想也就具备了全局的观念与长远的眼光。虽然它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不可能在现实社会中原样实现,但当我们今天回过头去对它进行审视的时候,就会发现它的许多合理性。正是因为这些合理性,我们在处理今天的许多社会问题时,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社会发展到如今,环境、能源、生态等等问题开始出现,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提上议程,再反思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就会觉得老子这样设计他理想中的社会模式实在有他的理,可以看出他的智慧所在。
老子所描述的这个小国之中的国民,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处在蒙昧的状态,没有什么欲望,没有什么心机。在这种寡欲无知、少有心机的社会里,人们自足于岿己的生活,不会去侵害异己,也就能够安静地和谐共处。反之,当自我意识越强、掌握的知识越多,人们对外物的占有欲望也就越贪婪,这种对外物贪婪地占有欲望表现出来的就是私欲心。为了尽可能地占有他物,人们就会做出侵寄其他社会个体的行为,这样就会导致争斗,以至天下大乱。
所以老子又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智多的国民会利用各种技术制造能够满足人们欲望的器物来,同时人们在制造和使用这些器物时,也发展了自己对欲望的放纵。因为,当欲望不断地被制造出来的器物满足时,它就会相应地放纵。一旦这种贪婪的欲望不能被满足时,他们就会想到去抢别人的器物,争斗也会随之而来。
同样,人们为了占有更多的器物,还会越过自己的国界,去到别的国家占有他国的财物,智多的国家必然会拥有更多的财物,这样就会引起国与国之间的争斗。人类对器物需要的越多,则破坏自然物的力度也就越大。自然物的自然分布秩序构成了人类的生存环境,所以人类在放纵自己的欲望、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就在破坏自己生存的家园。生态环境的破坏承受力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危及到人类的生存。中国人在东方这块古老而又常新的土地上文明地生存了近五千年,一直保持着与周围的环境高度和谐,这是东方人的智慧。
可是西方的文明不到一千六百年(发展科学近四百年),就使自己的社会和生存环境千疮百孔西方人在利用科学知识满足自己的欲望的同时,也在挖掘着埋葬自己的坟墓。到了二十世纪,东方人放弃了自己的文化,接受了西方以科学为主的理性文化,同样与西方人喊着改造自然的口号,正在做着同西方人一样的事情。当整个人类沉迷于科学所带来的舞步的时候,有几人还能了解老子“小国寡民”所内涵的深意呢?
“小国寡民”的智慧、“老死不相往来”的主张常常被人耻笑派病,其实这是老子极有智慧的远见。用现代的话说,“小国寡民”意味着在实现特定功能的前提下,群体编制越小越好,群体越大,群体的递增效应越明显,这就是以少胜多的秘诀,在现代社会中,极有实践意义。
例如,某件工作,一个人能独立完成就不分给两个人合作。100个人一起做一件事,比100个人流水做一件事好。正所谓“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劳动密集型生产时期,很多电器公司采用小组分组作业法,而不采用大规模流水线作业。在每一个装配小组中,装配人员必须负责整个产品的装配和处理用户反馈,这对人员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但这种生产作业法在产品更新换代的灵活性上是无与伦比的,要知道产品的多样性对一个企业的长久发展至关重要。
工作对象的完整性是工作的动力,正如一个人追求美的感受一样,现代社会精细的分工破坏了工作的整体性,也就破坏了人通过劳动来与世界关联的途径,因而大多数人不喜欢工作,惟一感兴趣的就是工作的报酬。群体越小越能表现整体,个体越有动力,个人脱离群体,往往出现所谓的“超人”,而这正是社会不正常的表现。
在此基础之上,老子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发展观。他认为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道”“德”、“仁”、“义”、“礼”。人类社会的最初发展阶段是“道”统治的,一切纯任“自然”,是完全“无为”的。以后的社会分别由德、仁、义、礼统治。老子认为每后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相比,离“无为”越远,美的善的东西越少,丑的恶的东西越多,因而离他的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就越远。
在《庄子*缮性》里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古时候的人，生活在混沌鸿蒙、淳风未散的境界中,跟整个外部世界混为一体而且人们彼此都恬淡无为,互不交往。正是这个时候,阴与阳谐和而又宁静,鬼神也不会干扰,四季的变化顺应时节,万物全不会受伤害,各种有生命的东西都能尽享天年,人们即使内存心智,也没处可用,这就叫做最完满的浑一状态。正是这个时候人们不知道需要去做什么而保持着天然。
庄子说,等到后来道德衰退,到了燧人氏、伏羲氏统治天下,世事随顺却已不能浑然为一。道德再度衰退,到了神农氏和黄帝统治天下,世道安定却己不能随顺民心与物情。道德再度衰退,到了唐尧、虞舜统治天下,开启了治理和教化的风气,淳厚质朴之风受干扰与破坏,背离大道而为,开始是伤害了道德,然后是抛弃了自然性而随应心机。人们彼此间相互窥测,也就难以使天下得到安定,然后又贴附上浮华的文饰,增加了众多的俗学。文饰浮华毁坏了质朴之风,广博的俗学淹没了纯真的心灵,然后人民才开始迷惑和纷乱,没有什么办法返归本真而回复原始的情状。
庄子的话所包含的道理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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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忙碌于蘩杂的工作、学习、生活,面对着无数的利益和诱惑,承受着有形无形的压力而身心疲惫、容色憔悴时,那种“乌托邦的理想生活方式便成为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一个刚踏入社会的人阅历很短浅,所以感染各种社会不良习惯的机会也很少;一个饱经世事阅历很广的人,经历的事情多了,智谋也随着加深。所以一个有修养的君子,与其讲究做事圆滑,不如保持朴实的个性;与其事事小心谨慎委曲求全,倒不如豁达一些才不会丧失纯真的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