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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守。与此同时，英军大型舰4艘，以200余门舰炮，对招宝山猛轰，烟火漫天。余步云贪生怕死，临阵不令士兵开炮还击，甚至单骑上城，谒见裕谦，以“保全数百万生灵”为词，请人向英军求和，以“暂事羁縻”。裕谦指责他:“苟且旦夕，况有伤国体。”后来，余步云又登城哀求裕谦说:“以伊一人身死，分所宜然，但家中妻子儿女三十余口，实属可怜1”裕谦对他说:“儿女情长，英雄不免，但忠义事大，此志不可夺。”余步云不听劝告，眼看英军欲登招宝山，便率先弃台逃跑，裕谦在城上鸣炮制止，余步云仍率部绕山逃往宁波。上午11时许，英军右纵队在招宝山登陆，随即占领，居高临下，俯击县城。守军登城抗击，英军以大炮俯轰，掩护步兵从东门蜂拥缘梯登城。裕谦见金鸡山、招宝山相继失守，镇海城危，大势已去，便怀着失地辱国的义愤，殚竭血诚，投水殉职。守军伤亡惨重，余部弃城逃走，镇海失陷。八月二十九日，英军进攻宁波，由镇海逃回宁波的余步云又与宁波知府、鄞县知县逃奔上虞，文武员弁溃散一空，宁波未战失守。九月初三，清廷派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皇侄奕经(1791―1853)为扬威将军，蒙古副都统特依顺(?―1849)、侍郎文蔚(?―1855)为参赞大臣，牛鉴(?―1858)为两江总督。并下令从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四川、山西、甘肃、陕西等省调兵遣将，驰赴浙东。奕经离京后，一路游山玩水，蓄意拖延，直至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才到达嘉兴，与文蔚等筹划反攻事宜。二十二年正月初一(2月10日)，奕经等移驻浙江省城杭州。当时，从各省调来援兵1.1万人，召募水勇、乡勇2000余人，云集浙东，人人思奋，敌忾同仇。但奕经却诬蔑浙江人民十之七、八是“汉奸”；且又愚昧怯懦，指挥调度乖方，幻想侥幸取胜。十六日，他与参赞文蔚同时梦见英军弃陆登舟，联帆出海，宁波三城已绝夷迹，以为这是“吉兆”，决定采取“明攻暗袭，同时并举”的方针，兵分三路，全面反攻，一举克服宁波、镇海、定海三城。继而，奕经又往杭州西湖关帝庙占得虎头签，因寅属虎，据以择定“四寅期”为出师“吉日”，于壬寅年(道光二十二年)、壬寅月(正月)、戊寅日(农历二十九日)、甲寅时(四更)，贸然分3路反攻宁波、镇海、定海。但是，奕经的计划早已为英军探知，并做好了应战准备，乘机进行反扑。在宁波，清军冲入城内，途中突遭英军伏击，伤亡很大，不支后退。在镇海，清军与英军刚一接仗，稍有伤亡，即行败退。至于定海，曾发动一次小规模夜袭，没有成功。奕经的幻想完全破灭。英军乘胜反扑慈溪，负责前路指挥的文蔚首先弃营宵遁，全军遂溃。奕经等仓皇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再战。当时浙江传出一副对联:“红鬼、白鬼、黑鬼，俱由内鬼；将军、制军、抚军，总是逃军。”描绘出了这批官僚的丑恶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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