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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行当日出仓皇，遗恨千秋此战场。碧血至今沉朔漠，丹心终古护君王。垂堂误入奸阉计，勒鼎遥留词客伤。昭代春秋隆祀典，满庭生气溢馨香。 —— 《题土木堡显忠祠》
公元1449年的中秋节，在距离北京西北两百余里的一个叫土木堡的小镇上，突然发生了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 时年23岁的明朝英宗皇帝朱祁镇被蒙古瓦剌部的骑兵俘获，明朝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被部将所杀，扈驾亲征的明朝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大学士曹鼐、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以下50余名朝廷重臣死于乱军之中，在瓦剌精骑的突击之下，明朝五十万北征大军，几乎在一个上午时间里就全军覆没了。 五百五十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得出，那一天的土木堡发成了多麽惨烈的一幕： 瓦剌骑兵蹂阵而入，四处驰冲，猝不及防的明军一片混乱，互相践踏，尸横遍野，溃不成伍，英宗的护卫亲军也被冲散了，未散的亲兵试图全力保护皇帝乘马突围，但到处都是乱兵，御驾根本无法出去。这位年轻的天子，下马盘膝，面南而坐，静静的等待着命运的安排。当瓦剌士兵簇拥着朱祁镇来到也先大营的时候，明朝使臣惊诧地认出了他们的皇帝。紫禁城的主人就这样成了蒙古人的俘虏。 明大理寺丞萧维祯，礼部左侍郎杨善等人侥幸逃出土木堡，而50多万士兵中，最终跑回京城的只有极少数。随着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士兵不断地出现在京师的大街小巷上，北京的天空越发阴霾了，紫禁城里更是愁云密布，这一切就如同这个恼人的秋天。大臣们焦急地打听着皇帝的下落，没有人知道皇帝在什麽地方，留给这些残兵败将的只有那段惊魂未甫的记忆。 那场大乱过后，土木堡遗尸蔽野塞川，明朝京军所属的骡马二十万匹，以及大量的衣甲、器械、辎重、粮草均为也先所得。 消息传至北京，明庭内部对于如何抗击瓦喇犯边，分歧很大。为对付瓦喇嚣张气焰，英宗与王振决定动用京军主力“御驾亲征”，这引起了朝臣们的激烈反对。在庭议之中，兵部最先反对亲征，兵部尚书邝野、侍郎于谦上疏劝谏“六师不宜轻率出关”；吏部尚书王直率各部同僚一百余人集体上奏：“今秋暑未退，旱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之用未充，兵战凶危。”面对反对意见，英宗皇帝毅然决然，他回答说“卿等所言，皆忠君爱国之意，但虏贼逆天悖恩，已犯边境，杀掠军民，边将请兵救援，朕不得不亲率大军剿之。”百官伏地叩首，恳请阻留。英宗不为所动，亲征大事就这样仓促的决定了下来。 后世对于英宗的亲征决策，多有批评。有一种观点认为，王振为了建功，故意招惹瓦喇，挑动边衅。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怒兴师，还有的人认为英宗亲征是受了王振的蛊惑挟持，甚至有人认为，英宗与王振君臣借亲征为名，借机到塞外狩猎游玩，寻找刺激。这些批评对不对呢？我认为这些批评有偏颇之处。也先对明朝，表面臣服，以贡马为名刺探军情，入寇之心由来已久。王振发现其虚报名额，滥讨赏赐，而且与实数出入较大，明摆着是要欺瞒明廷，故忍无可忍，按实际人数给赏，并削减马价以为惩戒。王振此举，从严格意义上讲，并没有什麽不对的地方。“为了建功，故意挑衅瓦喇”这个罪名从何谈起？至于也先指责明人失信，无非是寻找开战借口罢了。天子亲征，原本可以激励士气，振奋人心，宣扬国威，从而起到上下同心，同仇敌忾的作用。瓦喇犯边，气焰嚣张，边境口岸多有陷落，如此危急之秋，作为一国之君，怎麽可能有闲心，借机巡狩塞上，打猎游玩呢？英宗与王振作出的御驾亲征的决定，论其本意，还是可以肯定的。事后多年，英宗回忆此事，也曾经表白说：“比先我出来，非为游猎私己之事，乃是为了天下生灵，躬率六军，征讨沲北”至于说王振为了建功立业，蛊惑挟持天子，这个结论也有点严重了。王振虽为司礼监太监权倾朝野，但英宗亲政有年，绝非傀儡木偶，有明一代，君主集权更胜前朝，一个太监居然挟持天子亲征，在明朝是不大可能的事情。要说在亲征之事上，王振与英宗心心相通，所见略同，恐怕更为可信一些。 英宗的御驾亲征的决定，虽说草率，但也并非完全是因怒而兴师。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明初的国防战略了。 明朝初年，明太祖防范蒙古内侵，遣徐达、常遇春等名将经营北平，后又分封诸子典兵，与沿边各将分守塞下，建立亲王巡边之制。洪武帝临殁之际，仍以北部边防为念，曾对建文帝亲授御边机宜： 如果北骑南行，不寇大宁，即袭开平。可命西凉都指挥同知张文杰、庄德；开平都督宋真、宋晟；辽东武定侯郭英皆以兵会。辽王以护卫军悉数北出，山西、北平诸王亦然。令郭英、宋真翼于左；庄德、张文杰翼于右。燕、代、宁、辽、谷诸王居于中，彼此相护，首尾相救。 明太祖塞前出击的计划，其目的是歼敌于塞外，以开平、大宁为外围据点、以北平、宣府、大同为防御纵深。以塞王护卫军会同沿边明军，在防御正面吸引阻滞敌军。而后在东西两翼，调集明军精锐。庄得、张文杰率军出宁夏；郭英、宋真率军出辽东；从左右两翼突然实施钳形突击，务求歼敌于长城之外。这个防御计划，犹如摆了一个东西数千里的口袋阵，虚其腹心，实其两翼，其实是一个宏大的“坎尼”式的作战方案。 洪武塞外歼敌的计划，作为战略构想尚可，但是实际执行起来，难度很大。一，在冷兵器时代，这个计划所涵盖的战场容量过于庞大，尤其是东西两翼，一为辽东，一为宁夏，相隔数千里，难以协同，两翼之军，千里袭敌，难以保密，扑空事小，若有不慎，很有可能被各个击破。二，保证这一计划的顺利实施，需有运筹全局的统帅以及强有力的指挥中枢，以便有效的调配各藩与边将的行动。而建文帝长于深宫，未经军旅，威信不彰，又无良将帅才可用，显然无法驾驭全局。三，这个计划几乎动员了所有沿边诸军，而北骑南下，原本趋利，有利则进，无利则退，更兼机动作战，飘忽不定。作为防御计划而言，明廷动用兵力过于庞大，全攻全守，虽为积极，并非实用，恐劳军糜食，得不偿失。 以后，明成祖以燕藩起兵靖难，迁都北京之后，天子驾重而御轻，明朝遂成擎裘之势，此举虽有利于控制北方，但首都毕竟在国境线边缘，战略位置过于靠前。尤其是永乐帝将大宁送与蒙古兀良哈部后，开平失去犄角之势，孤悬于塞外，一旦有警，难以固守。成祖为肃清沙漠，改积极防御为主动出击，调精兵劲旅于九边，倾其国力，先后五次远征漠北，打击北元残余势力，意图削弱蒙古各部，防患于未然。明成祖的这种“以攻为守”的国防策略，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斧头”战略，在潜在对手没有形成威胁之前，突然一斧子劈将下去，以重兵掏其心腹，予以沉重打击，使其常怀恐惧，无法安宁，以防止其成势坐大。 另外，后人对明成祖将大宁故地赠与兀良哈，多持批评意见，认为大宁、东胜两卫内迁，开平、兴和孤悬于外，九边外围丧失依托，是自撤藩篱之举，这直接导致了明中后期边防之患，属于战略失策。此论虽说不无道理，但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明成祖命宁王内迁，其背后的政治背景姑且不论，将大宁赠与兀良哈，约其为外藩的笼络政策也可以不谈。单从军事角度去看，塞外开平、兴和、大宁、东胜四镇，虽为坝上第一道防线，但是地势开阔，无险要可凭，无边墙可依，北骑朝发夕至，四面围攻，阻断外援，明朝不发兵相救，则无法固守；发兵相救，则有可能被敌所趁。因此，明成祖即使不把大宁送与兀良哈，随着明朝中后期，整体军事力量的下降，塞外四镇也难以保全。现在看来，明成祖将大宁之地赠与兀良哈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宁王就藩大宁，麾下多精兵骁骑，所处塞外之地，一旦勾结北元问鼎神器，中原恐不能制。永乐帝以靖难起家，深恐后世再有靖难之事。在朱棣看来，大宁内迁，其利有三：一可削弱宁藩，消除隐患；二可履行诺言，取信于外；三可笼络兀良哈部，起到分化北元的目的。永乐帝的国防战略实为：对人不对地，不计较塞外一城一地之得失，注重打击分化漠北各部的有生力量，从而确保明朝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与战略主动权。这其实是一种“先发制人”的遏制性战略。 永乐帝共五次大举出塞，每次动员全国之力，所率马步火器诸军五十余万，配有庞大的辎重部队，对漠北实施深远突击，每次历时五个月，兵锋直至斡难河（今蒙古国鄂嫩河）与忽兰忽失温（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前三次，战果颇丰，后两次无功而返。宣德帝即位后，虽然继承了祖父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但是放弃了远征漠北的计划，宣德三次巡边，实际上是将“积极的遏制战略”调整为“有效的吓阻战略”。 从永乐五荡边尘，到宣德三巡北境。在四十年的时间里，明朝皇帝共八次御驾亲征，征讨漠北，虽然成效各不相同，但是可以看出这段时间，明王朝凭借强大的国力，更兼士马雄盛，火器精良，其国防战略极具进攻性。 历史总有惯性的一面，统治者的战略决策有时也被以往的惯性思维所左右。明王朝自1368年北伐中原以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掌握着对蒙古人的军事优势。从来都是明朝主动出击，很少有被动挨打的时候。这种以往的军事优越感，在明朝统治者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如今瓦喇居然主动犯边，挑衅天庭，这在明朝皇帝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如此情况下，紫禁城的主人朱祁镇与他思想上的“导师”王公公，其内心深处的恼怒是不难想象的，“御驾亲征”似乎也就成了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了。不过这种盛怒之下做出的决定，应该说是对明王朝以往“以攻为守”的国防战略的一种传承，御驾亲征本身无所谓对错，问题是如果在军事操作，战役组织与后勤补给上没有做好，那就有可能酿成一场真正的军事灾难。 土木之变一个月之后，整个战场仍然惨不忍睹。 九月十二日，提督居庸关都指挥同知杨俊上报兵部：近日在土木拾到所遗军器，计盔6000顶，甲5080顶，神枪1100余支，神铳600支，火药18桶。 九月十三日，宣府总兵昌平伯杨洪又报知兵部：于土木拾到盔3800余顶，甲120余领，圆牌290余面，神铳2200余把，火箭44000余枝，神机火炮800门。 朱祁镇所率的50万大军是明朝京营的所有精锐，就这样窝窝囊囊的断送于瓦剌之手，而也先所率的瓦剌骑兵总数也不过2万人。50万大军败于2万人之手，中国战争史上除了“淝水之战”之外，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战例。最糟糕的是明朝皇帝也被瓦剌人俘虏，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没有什麽新闻比这更具爆炸性，从官员到老百姓，大家忧心忡忡地议论着，史称“英宗北狩”。这是明王朝建国八十一年以来，从没有过的一次耻辱。随着土木战场上的一片狼藉，长达十四年的正统时代，也在此嘎然而止了。 北京的秋天应该是最美的季节，而“土木之变”后的京城，朝野上下，忐忑不安，那出自草原的战争狂飙即将席卷而来。土木惨败的次日，皇帝被俘的确凿消息自西长安门悄然传入皇宫。第二天京师戒严，对大多数人而言，淅沥拉拉的秋雨侵袭京城，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丝寒意，更预示了一个多事之秋。 也许1449年的中秋节注定不会花好月圆，也许这个叫土木堡的小镇注定要被载入史册。历史也注定要在这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一切尽然如此的沉重。 五个世纪以来，有许多人凭吊过土木古战场，其中不乏文人墨客，徘徊沉吟，吊古伤怀。也许除了诗文怀古之外，有人会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这次惨重的军事失利究竟是什麽原因造成的？这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哪些人应该为这场悲剧负责？笔者试图围绕这些问题，去揭示这场军事灾难的本来面目。 第一章 六师无奈出京都 其实，说到整个事件的起因，就不得不提到王振这个人。 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河北尉州人，早年在地方上当过几任学官，永乐末年，自残入宫。 此人入宫时，大概三十岁上下的样子，且有家有子，拥有一定的社会经验，非涉世未深的小宦官可比。王振原本就是儒生出身，识文断字，知书达理，且颇有城府，在明初宦官群体中算得上是佼佼者。 明宣宗在宫中设内书堂，由王振来教谕宦官读书，此后王振被宫人尊称为“王先生”，这实际上为王振日后确立“中官领袖”的地位铺平了道路。不久，明宣宗派王振赞襄东宫为局郎，侍奉小太子朱祁镇读书，在王振的精心照料与敦敦诱导之下，太子对他不仅感情深厚，而且敬畏有加。英宗即位之初，太皇太后掌权，三杨辅政。王振在这段时间里不仅表现得非常收敛，而且树立了一个“正派”老仆的形象。他劝谏幼帝，礼敬阁臣，为太后分忧，颇得人望。 正统七年（1441年)太皇太后病故，三杨也先后病殁退仕。王振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自称“周公辅成王”，蒙蔽天子，口含天宪，持宠自恣，残害臣工，不覆上奏，在朝中被呼为“翁父”，日益专权骄横阁臣皆不能制。在王振专权的这段时间，一大批宦官神气洋洋，春风得意。明朝宦官势力进入第一次膨胀期，气焰之嚣张为明朝立国七十年所未有。 北京西郊翠微山麓有一座法海寺，为正统四年（1438年）御用监太监李童所建。李童，生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90年）江西庐陵人。此人虽不如王振权势熏天，但也是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五朝之显宦。他在永乐初年入选宫中，1421年明朝迁都后，李童来到北京。宣宗时，曾随驾平定汉王高煦之乱，后又随驾出喜峰口征讨蒙古兀良哈部。在法海寺中李童的塑像竟然于罗汉塑在一起，供人参拜。明正统年间，宦官之嚣张狂镠，由此可见一斑。 正当明朝内部宦官势力膨胀之时，北方的蒙古瓦喇部却悄然崛起。正统九年（1444年）瓦喇势力进入甘肃，并胁迫哈密卫归附。正统十一年（1446年）瓦喇又控制了蒙古兀良哈部。至此，也先的势力东至辽东女真，西至青海乌思藏及新疆畏兀，南面则与明朝接壤。也先对明朝表面尊顺，暗中遣使以“贡马”为名，虚报名额，滥讨赏赐，并派细作沿进京路线，刺探明军虚实。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瓦喇使团至京，该使团二千人，却伪称三千人向明朝政府邀赏。王振指示礼部按使团实际人数给赏，并削减进贡马匹价格的五分之四。也先借口明人违约失信，悍然于当年七月，分四路大举进犯内陆。 瓦喇东路军，汇合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军攻甘州；中路军分为两部，由也先与阿喇知院分别统率，直攻明朝边防重镇，宣府、大同。 瓦喇中路军势如破竹，大同、宣府以外各边防口岸纷纷陷落。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明朝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万骑出击，全军覆没。 明朝西起甘肃东至辽东，万里九边，全线告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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