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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译文】 【注释】 【牛童说《论语》】： 一、君子务本与圣人处无为之事 《论语》这一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说，人要讲孝悌，讲孝悌的人一般不犯上作乱；二是讲为政的/或准备为政的君子要抓好根本；三是说，孝悌是做人本分。其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是整个《论语》的核心，或者说是《论语》赖以建立的基本根据。深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对理解整个《论语》是有好处的。 君子务本，什么是君子之本？第一，我们知道，思想指导行动，世界观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方法。君子个人的思想观念、道德修养是君子之本。所以君子务本，首先就是要务好道德修养——孔子称之为有学——这个根本。第二，君子是为官的/或者是准备为官的，官与民相对，民为本始。因此君子为官时，要把握好‘为民、爱民’这个本。第三，按伏羲之‘画’，任何事情都有本始。《老子·01章》说，‘无’——伏羲符号‘- -’的称谓——是天地之本始，‘有’——伏羲符号‘—’的称谓——是万物之殖母。因此君子务本就是要在做任何事情都要握本提要，不能本末倒置。比较《论语》的‘本’和《老子》的‘无’，就能看出，‘君子务本’是从‘圣人处无为之事’句导出来的。因为‘无名天地之始’，天地是万物总称，始即本。故《论语》把‘圣人处无为之事’改写为‘君子务本’。 本立则道生，这里的道，不是指《老子》中的专有名字，而是指处事的方法。《黄帝四经·道法》说，“认识事物的方法，在于抽象出它所包含‘无’‘有’两个方面。只要抽象出事物所包含的‘有’‘无’两个方面，事物无论如何细小，都可认识它特有的形态和规律（名）。确定了事物的形态和规律，事物的是非曲直和处置的原则也就明确了。”这段话对‘本生而道立’作了恰当的注解。‘本生而道立’如果作为一条定理，它也可以从《老子·40章》的“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这一定律推演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与老子在立论的起点和基石是相同的，只是表述不同罢了。 君子务本之根本有上述三个方面，但本中之本在于‘立德’——《老子》称之为积德。无论是老子还是孔子都把得看得很重。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在进入私有社会后，原来的伏羲之大道行不通了，就指望德。《老子·19章》说：“弃智而行绝好之圣治，民利百倍；弃义而行绝好之仁治，民复孝慈；弃利而行绝好之巧治，盗贼无有。但是仅有圣、仁、巧这三者是不足的，故必须还要有道德修养来统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只有具备绝好的道德修养（学）才会没有忧患。”这也说明老子对孔子之‘学’是肯定的。 至于德的内容在黄帝的年代就是‘精公无私’。到老子的年代就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那么到了孔子那个变革的年代呢，孔子似乎比老子要现实些，他就把德的内容定在孝慈上。孔子说‘孝慈则忠’，有子说‘孝悌是做人的根本’，我看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大凡一个变革的时代，需要作两件事：一件事就突破原有的条条框框，在春秋战国时代表现为‘礼崩了怀’，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为之惋惜，其实他是新时代的助产婆，有如当今改革开放之‘转变观念’。第二件事，就是把人们的欲望发挥到极致，欲望的力量可以冲垮一切羁绊，直到变革之完成。孔子清楚，在这种时候提什么无私，那是毫无用处的。但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决没有像现在一些人一样，拿香港“笑贫不笑娼”去歌颂那种泛滥的欲望，而是力图制定一种规范来约束这种欲望。我相信，欲望的烈马，终究会停下来，到那时也许是厌倦了，也许是良知发现，也许是物极必反，又会回到人类社会的常态。 有若提倡孝悌的目的，是为了稳固统治者的宝座。使人从小养成对父兄的孝悌，而后发展为对统治者的忠心，这注定是达不到目的。据说姬昌是很孝敬父母的，但他的父亲被商朝杀了后，他一生都在为父报仇作准备，临终前完成灭商的准备，夺得商朝2/3的天下。孝悌成了他犯上的动力，这种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 二、历史地评价孝悌思想 孝悌是氏族社会的产物，它有着很深的民族哲理。按照伏羲符号来看：首先，父是家族的本始，子是家族的殖母，孝就是守持家族之本。从情感上说，子女继承父母幸苦攒下的家业，当然要孝敬父母。第二，为什么弟弟要善待哥哥呢，特别是长子呢？要保持家族的发展，是集中家族财产有利还是分散有利？从伏羲哲理上说：“分散是本始，集中是殖母”或者说“分散之为用，集中之为利”。故家庭财产是集中比分散有利。交给谁来集中呢？一般来说交给长子来经营有利，因为他跟随父母时间长，对父母的经营之道理解和掌握深。所以直到解放前，我们国家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余众兄弟则少许财产以维持基本生活。为使这种思想得以贯彻，就要提倡悌。那时一个氏族就是一个小国家，所以孝悌就成了保证家族、乃至氏族发展的基本的伦理道德。在实际处理上，又是灵活的。据说姬昌一生下来，就获得爷爷亶父的喜爱。他的两个伯父看在眼里，为不使父亲为难，商量后不辞而别，去到现今浙江一带去了，给姬昌的父亲季父让位，因而姬昌就顺利成章就接了位了。人们将此传为前周以孝悌治国的佳话。可见我们祖先提倡什么都深含着哲理，现今人们把这种思想当做“封建思想”全盘否认是对历史的否定。 周武王在灭商的时候，联合了西北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多个小国，与商纠会战于牧野。为什么能联合他们，难道真的是为了反对商纠的荒淫吗？我想至少不完全是。为使姬昌在‘复卦’订立的原则得以施现，联合一切反商纠的力量，姜子牙提出了‘许以国’的办法，他认为许以禄，人就会为你卖命，许以家，人就会为你保卫国家，如果许以国，他们就会为你打天下。所以他能联合众多小国，还使一些小国中立，把商纠彻底孤立起来。既然事前许了愿，事后就得兑现，这就是周实行分封制的由来，一下子分封了71个诸侯国，大部分是姬姓自家兄弟，也有异姓诸侯。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周公旦（他是姬昌的老三，他比老二得到姬昌更多的真传）把前周的宗法制度和商朝原有的分封制度的经验综合起来，形成了人称‘周礼’的新的法典，从此礼制扩展到天下。国从家来，在人类社会的初期，弄得当时的天下国不国、家不家的也在所难免。 国与家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同出而异名”，国之以为利，家之以为用。家是人类的本始，展现人类社会的妙本，国展现人类的探求。它们是不可分离，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当国与家存在同一时，也许‘孝慈则忠’。西方一些发达，在这个同一性上就处理得较好。虽然不讲孝悌的，连工人运动都搞不起来，整个国家非常稳定。当国混同于家时，用治家的办法来治国，只能是越治越乱。在黄帝开始封姓时，姓争的问题就已经暴露出来。在汉朝，盛行“以孝治天下”，实际上是外戚专权的利器，朝乱的根源。当国与家的同一性不在时，你杀了他的爹娘、没收了他的家产，要他们忠于你确实很难，所以他们跑到适当的地方去嚷嚷。但必须适可而止，不管任何理由，不管是国内国外，勾结和出卖都不会得到国人的谅解，这为历史所证明了的。因为这与那些对贪官不满而杀戮幼儿没有两样，同样不齿于国人。 那么孝悌是否可以是仁之本呢？不是。《易经》‘同人’就说搞好家庭‘和同’是吉利的，但如果把‘和同’局限于宗族，那是一种贪婪的表现。《老子》认为，道生德，德生仁(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所以，仁德之本是道，而不是孝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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