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父而歌 父爱是空气，是阳光，我时时刻刻都沐浴在父爱的暖流里…… A “唉，那是一九六零或是一九六一年的正月吧，你也就两三岁的时候，那一年，雪也不咋那么大，噗沓噗沓，足可以没过膝盖。我、你三姑父赶着毛驴拉的双驴车，对了，还有你妈，拉着你，向着峪口私人诊所走去。到了那儿，还是那个老中医有经验，一下就瞧出来了，是脱水，好家伙给你输了两大管子水，时候不大，你就能说话了。要按说，大冬天的咋就缺水呢。那天夜里还尿了人家床上的褥子，哈，那个老中医给弄得直说我。”今年元旦休假，回家看望父母。77岁的父亲，说起四十七八年前的往事，细节记得还是那么清晰…… 一九七六年，父亲45岁，身体很健壮。我才高中毕业，傍过年的时候，我得了伤寒，发烧不退。又是父亲骑着自行车载着我赶到30里外的县城卫生防疫站，没白天带黑夜的守候，我才得以康复。 现在，父亲已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每次回家看到父亲为我做饭、烧菜，忙碌个不停，我总是于心不忍，便添水抱柴，可父亲总是说：“不用你烧，你烧不好。”我知道，父亲哪是怕我烧不好，那是心疼自己的儿子呀！临返回县城时，父亲总是默不作声地为我装好要带走的东西，要不就是苹果，要不就是带刺的黄瓜，要不就是碧绿的豆角，要不就是老透了的窝瓜…… B 父亲管孩子很严。 父亲于一九九二年退休，他当了一辈子教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放在他老人家身上最合适不过。据老人家讲，不止一次地讲，我们可是确信无疑，因为我们曾看到过他获得的各种证书。高小还没毕业，便被他的恩师留校，也做了“教书匠”。靠勤奋地钻研，他很有建树，从一位小学教师做到了小学校长，后做到了学区校长。 一旦做了教师，便加倍地知道了学习的重要，因此，我们的一举一动便在父亲严厉的掌控之下了。 那是上小学吧，我清楚地记得，可能是星期六或日，也许是放午学或晚学后，说不定什么时间，他都有可能让你从书包中掏出书本来。印象中数学居多。给你出几道题，你能做出来，他自然高兴；做不出来，给你讲一遍，再不会，还可以说一遍，第三次还不行，大耳光子可就上来了。我不知道，那个时侯有多少个星期六、星期日，中午或晚上是在泪水中度过的。我怨恨吗？肯定是有的。但是，我想：我之所以在1980年以优秀的成绩考入师范成为一名教师；哥哥之所以能够在部队考上复旦大学后来成为师级干部；三弟之所以多年与财务表格、数字打交道如今掌握家乡财经大权；四弟之所以在部队机场成为中坚转到地方又当上科级干部，肯定与父亲逼我们出“泪水”有关吧！ 我们在父亲面前曾经是“战士”，父亲在我们面前曾经是“首长”，是“指挥官”。我们哥儿几个—准确地说是哥儿四个—老大至老四（兄妹共6人，老五是女儿疼爱有嘉，老六是老儿子则更舍不得），隔长不短地净挨训。基本上都是与学习关系不大，属于做人性质的。训前，总是让我们面对坐在炕沿上的父亲，肩并肩，整整齐齐地站成一排，“看着我，听命令。”“立正。”“稍息。”……，军令如山倒，听到口令，必须得迅速做出反应。不做，你敢吗？现在，每当暑假结束后，各个学校都开展军训，这算什么呢？四十几年前，我的父亲，对他的子女，我们的军事化管理早就开始了。在当时，左右四方邻居哪个不知，又哪个不晓？ 人的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父亲深知这一点，因而使他很操心。这年夏天，天气十分炎热，酷暑难当。中午吃完饭，哥哥出去了。离我家不远，道儿南边儿，有一个长辈，我管他叫二叔，水性很大。庄南头儿，有一大水坑，从南到北足有150米之长，常聚很多男人洗澡。他背着我哥一个猛子从北边扎下去，冒出头时早已到南岸了。后来，父母知道了这件事，哥哥挨了一顿猛揍，自然是躲不掉的了。为了防范我们洗澡，每天中午，父亲总在我们哥儿几个的后背上、手腕上或是肚子上、大腿上，划几道白印，每天晚上都要检查划痕是否还在，直弄得我们整天提心吊胆，恐怕印痕不小心被汗水湿掉，被衣服摩擦掉…… 在父亲的严格管理下，在父爱的羽翼下，我们完好无损地成长着。 C 别看我的父亲是一位教师，可他不光会站在黑板前拿着粉笔，捧着书向他的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他会的可多着呢。 你看到东厢房房山上倒挂着的白白的公鸡了吗？那是预备过年用的，不用说这宰公鸡的人，肯定是我父亲了。 待生活有了好转，母亲再也不小利小气地过日子，也会大方地说：“要过年啦，咱们也宰一只羊，杀一头猪吧！”这杀猪宰羊的重担毫无疑问地落在父亲肩上。将猪、羊捆好，放于小车铁簸箕上或门板上，从白刀子进去放血开始，到褪猪毛、剥羊皮、剖腹、倒脏，甚至烙铁放于通红的火炉中烫猪羊头、四肢，这一系列活儿，除了我父亲绝无他人。大年三十中午，看到母亲辛苦为我们备好的丰盛的午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父亲眯着眼，取出炉中的烙铁，在猪头、羊角间蹭来蹭去的情景。父亲“屠户”的手艺，无师自通。 正是热季黍子熟了，天高气爽的时候高粱也谦逊地低下了头颅。待把粮粒脱尽，瘪穗全留着。靠近年根儿，父亲休寒假有了空闲，准会将黍子、高粱穗润湿，拿出家什，腰间一系，缕出一把高粱（或是黍子）穗，铁丝一绕，双脚狠命一登，于高粱和铁丝的结合处，绑上细细的麻绳，转他三两圈，系紧。就这样八把九把的，功夫不长，一把笤帚就刨好了。一天之后，数目已是相当可观了，当然了不光是笤帚，还有刷锅洗碗的炊帚。可这儿子一把，那儿子一把，又全给瓜分了。啊，我的父亲，哪一个儿女没有享受您的劳动成果呢？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每过春节，父亲准会鼓捣出大红纸，铰成一条条的，翻出砚台，找出笔墨，刷刷几笔，一幅对联一挥而就，再剪几条挂帘，春节的早上大门两边、横梁上对联、挂帘这么一贴，那喜庆劲就甭提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用他的巧手，时时刻刻将爱的光芒洒给我们的人。 D 父亲是我们一家的经济支柱。 在我的印象中，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那一阶段，国家都实行集体所有制，那是一个对我们家来说贫穷、生活困难的年代。 尽管母亲养鸡、养羊、养猪想方设法维持我们的生计，多卖一点钱；尽管母亲挤出时间在辛苦操持家务下，更多地在生产队出工；尽管我们这些还未长大的孩子，那时我哥十三四岁，我十一二岁，还是贪玩的年龄，利用周六日、麦秋、寒假为生产队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譬如放猪、拉墒、赶驮子、割麦子、捡麦穗、拾棉花等，到头来，生产队年终一结算，还是欠了一大笔钱，最多的有一年欠380元之多。那时候，一个男劳力每天挣10分，一天劳动下来还挣不到一元，更何况我们这些童工，一天也就挣3、4分，挣个3、4毛钱就算不错了。 于是，我们在念小学、初中的那几年都积极申请减、免一学期2元的学费。也是老天睁眼，被减被免的机会总会垂青我们。 那个时侯饮食也很糟糕，除了粗粮就是粗粮，记忆中所吃的是：蒸白薯、萝卜丝汤、摊饽饽片、贴饽饽，棒子面、白薯面的烙饼、饺子、擦格豆，糊白薯干……，天天吃，一年四季老吃，真是难以下咽呢，可又能怎样呢？ 没钱就想钱，不愿吃粗粮，想着吃细粮。 我父亲，教师，挣钱，虽然那个年代，工资不多，也就每月二十多元，毕竟是我们的希望，母亲的希望，所以我的父亲也就被我的母亲敬着了，也就被我、我们敬着了。 父亲吃饭与我们是不一样的，父亲与母亲吃饭是不一样的，而我们与母亲吃饭则完全是一样的。 每次做饭时，母亲总是费尽心思：包玉米面、白薯面饺子时，母亲总会包三十几个白面的；蒸白薯时也会一锅掀地蒸几匹儿白面卷子；烙粗粮饼、饸子时，母亲也总会和上一点白面；就连蒸小米饭时，也要蒸一点白米饭…… 在同一张饭桌上，摆着两样不同的饭菜，我们偷偷地不时地递过几眼，心里暗暗说道：“您咋还没吃完呀？您咋还不撂筷呢？” 父亲终于放下了筷子，母亲把剩下的细面食用手掰掰或用刀切切均分给我们，不，五弟总是能额外地多分一些。而我的母亲做了半天的饭，细面食却点滴未粘。写到这里，心又酸楚起来，眼又开始模糊了…… 现在想想，看着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孩子，父亲又怎能吃得下？白面食本来做的就不多，又早早地撂下筷子，那是他不忍吃饱，只不过父亲没有用语言表达他的爱罢了。 多年以后的现在，我同父亲谈及此事，父亲还是微笑着，细细地听着。 那段时间，父亲把自己的工资全部交到了队上，为了给我们买口粮。 那段时间，那只戴了多年的手表，发黄的手表，也被父亲卖了。 父亲再戴上手表，已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现在好了，我们大家都“好”了，“粮食有了，面包有了，什么都有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正在唱着“最浪漫的事”，我们继续徜徉在父辈的暖流里…… 写于2009年1月5日至6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