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万书库诗词专题》 宋词赏析汇总 （明代） 晚期是指明神宗万历到明亡。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变动异常激烈，词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与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往往密切相关。况周颐《蕙风词话》说明末词：“含婀娜于刚健，有风骚之遗则。”充分肯定了明末词。 形成于这一时期的“云间词派”，其影响不仅当时很大，而且一直影响到清康熙时期。“云间词派”的领袖是陈子龙。他与李雯、宋徵舆等为了挽救明词颓风，开创了“云间词派”，推尊南唐二主和北宋的周邦彦、李清照，标举“妍婉”之旨，以雅正纠正了明词的俗陋。但是他们的词题材狭窄，所咏不外春花秋月、风霜雨露，和明末动荡的社会现实相距甚远。清兵南下以后，他们的词风才有所变化。特别是陈子龙后期的词饱含着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词风也变秾纤婉丽为绵邈凄恻。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说：“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是颇有见地之论。陈子龙的学生夏完淳，现存词四十馀首。他前期的词多摹拟之作，明亡以后，他的词的内容和风格都起了极大的变化，颇有悲歌慷慨的特点。 明代继元而起，历275年，清又代明，亦维系268年，两个王朝维系年数相差无几，但就词的发展来说，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一衰一振。明代是低谷期，清代则是所谓中兴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词至于明，而词亡矣。”吴衡照《莲子居词活》亦谓：“金元工于小令而词亡，论词于朗代并不逮金元，遑言两宋哉。”在吴看来，词之中衰金元已始，至明更甚罢了。总之，明代词之不振，已成定论。 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中衰，主要指明代没有产生有成就有影响的词人、词派和上好的词作，而仅就明代词人和词作的数量上说，要远胜于金元两代。仅《明词汇刊》辑《惜阴堂丛书》刊刻的明词别集便有257家。另外，明词创作的不景气，虽然也影响到词的理论批评和词学研究的水平，但在这方面，明人还是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的。现存最早的词谱和词韵专书均产生于明代，有张綖的《诗余图谱》、程明善的《啸余谱》、徐师曾的《文体明辨·诗余》、沈谦的《词韵略》等，草创之功实不可没。明人还编纂了多种大型词集的丛刻和选本，著名的有杨慎的《词林万选》、《百琲明珠》，卓人月的《古今词统》，陈耀文的《花草粹编》，董逢元的《唐词记》等。明人词话也超过前代各期，著名的有杨慎《词品》、陈霆《渚山堂词话》、俞彦《爰园词话》、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沈谦《填词杂说》等等。 本文在这里固然主要讨论的是明词的“负面”，且“中衰”确实是明词的主要特征。不过，关于明词的另一面，赵尊岳在《惜阴堂丛书叙录》中有一段论述：“今人治词学者，多为笼统概括之词以评历代，必曰词兆始于陈隋，孳乳于唐代，兴于五季而盛于南北宋，元承宋后，衰歇于朱明，而复盛于清。此就大体观之，固无可指摘。然详辨之，则尚有说……明代开国时，词人特盛，且词多有佳作，如刘基、高启、杨基、陶安、林鸿诸作，均多可取。尚沐赵宋声堂之遗风……明代亡国时，词人特多，尤极工胜……且煌煌巨著……夏存古、陆征、陈卧子诸作，雄奇清丽，更夺水云诸贤之体。”他还认为就词学史而言，明词毕竟前承宋元，继开清代。甚至认为清初浙派词学极盛，大都循明季遗风。赵氏之言固有失偏颇，但能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亦有助于全面、客观地了解明词。 二 明词中衰的局面，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如果考察一下绵延于整个明代的词创作，可以看出明词创作实际上走过的是一条马鞍形的曲线。陈廷焯的评语大致可说明这个情况：“伯温、季迪已失古意。降至升庵辈，句琢字炼，枝枝叶叶为之，益难语于大雅。自马浩澜、施阆仙辈出，淫词秽语，无足置喙。明末陈中人能以秾艳之笔，传凄婉之神，在明代便算高手。然视国初诸老，已难同日而语，更何论唐宋哉。”（《白雨斋词话》） 明初词创作主要作家有刘基、高启、杨基等等，他们的创作基本上是沿着元代后期张翥的路子走的，作品无多，然体制高雅，犹存风雅余韵。王国维《人间词话》云：“有明一代，乐府道衰，《写情》、《扣舷》尚有宋元遗风。”前期的词人不少由元入明，生活在社会动荡变化的转折期，一般说来，处于这一时期的作家的词作，往往较多地渗入了身世家国之感。此亦是早期作家词作较少明代典型的淫哇习气，“风雅犹存”的原因之一。比如刘基词作，情感色彩很浓，最著名的就是此首《沁园春》：“万里封侯，八珍鼎食，何如故乡？奈狐狸放夜啸，腥风满地，蛟螭昼舞，平陆沉江。中泽哀鸿，苞荆隼鸨，软尽平生铁石肠。凭栏看，但云霓明灭，烟草茫茫。不须瞩目凉凉，盖世功名百战场。笑扬雄寂寞，刘伶沉湎，嵇生纵诞，贺老清狂。江左夷吾，隆中诸葛，济弱扶危计甚长。桑榆外，有轻阴乍起，未是斜阳。”此词作于元末，词中传达的是一种崛起于乱世的抱负。叶蕃《写情集序》曾评刘词“其盖世之姿、雄伟之志，用天下家国之心”，恰是此词写照。这类酣墨淋漓的雄气实非后来充斥明代词坛的淫哇之风所能比，故后人并称刘基与高启两家词“足为朱明冠冕”，赵尊岳甚至说：“刘高诸词，竟可磨两宋之壁垒……不可不谓开国风气所使然也。”（《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 高启的词风，与刘基颇为相近，其《念奴娇·自述》中“勋策万里，笑书生，骨相有谁曾许，壮志生平还自负，羞此纷纷儿女。酒发雄谈，剑增奇气，诗吐惊人语”，颇有南宋辛词之风。高启的命运较之刘基更为坎坷，元末隐居吴淞青丘，洪武初年，召修元史，为翰林院编修，又升户部侍郎，辞不受，后因得罪明太祖而被腰斩，故词作又有一种幽凄的味道。如《石州慢·春感》：“落了辛夷，风雨顿催，庭院潇洒。春来长恁，乐章懒按，酒筹慵把。辞莺谢燕，十年梦断青楼，惰随柳絮犹萦惹。难觅旧知音，托琴心重写。妖冶，忆曾携手，斗草栏边，买花帘下。看到辘轳低转，秋千高打。如今甚处，纵有团扇轻衫，与谁更走章台马。回首暮山青，又离愁来也。”沈雄《古今词话》评曰：“青丘乐府大致以疏旷见长，而《石州慢》又极缠绵之至。”由《写情》、《扣舷》诸集，已能看到一些词风转变的痕迹。故王世贞《艺苑卮言》已点出：“刘诚意伯温，秾纤有致，去宋尚隔一层。”前引陈廷焯“伯温、季迪已失古意”之语亦不无道理。 与刘基、高启相比，杨基《眉庵词》更加工秀绵丽，沈雄《古今词话》引《乐府纪闻》谓其词“饶有新致”。其《多丽》一首便以绵丽为尚，雕绘满限而又有清气行乎其间：“问莺花，晚来何事萧索？是东风，酿成新雨，参差吹满楼阁。避寒金，再簪宝髻，灵犀镇，重护香幄。杏惜生红，桃缄浅碧，向人憔悴末舒萼。念惟有，淡黄杨柳，摇曳映珠箔。凭栏久，春鸿去尽，锦字谁托。 奈梦里，轻歌妙舞，觉来偏更情恶。听高楼，数声羌笛，管多少，梅花惊落。鸳带慵宽，凤鞋懒绣，新晴谁与共行乐？料在楚云湘水，深处望黄鹤。天涯路，计程难定，长恁漂泊。”另一首《清平乐·柳》则更是风流传神，色彩秾丽。明人流行花间、草堂，杨基词亦多有花间之风，如《蝶恋花》：“新制罗衣珠络缝，消瘦肌肤，欲试犹嫌重。莫信鹊声相侮弄，灯花几度成春梦。 风雨又将花断送，满地胭脂，补尽苍苔空。独自移将萱草种，金钗挽得花枝动。”此词可谓善学花间者，其神韵凄婉，托意闺闱，所感甚深，远非中期以后那些词格卑下的作品所能比。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谓：“自刘诚意、高季迪数君而后，师传既失，鄙风斯煽，误以编曲为编词，故焦弱侯经籍志备宋百家，下及二氏，而倚声一道缺焉，盖以鄙事视词久矣。”刘、高、杨之后，明词中衰的局面真正形成了。虽然，在搜辑词集、词学理论上都有人做过工作，但创作风气是每况愈下。当时的《词统》“搜奇集僻，可谓词苑功臣”，而徐野君等人的创作，则“艳言失竞响，过子尖透处，未兔浸淫元曲耳”。稍后的瞿佑、聂大年、马洪、施阆仙等人的作品，则完全代表了有明一代典型的淫哇词风，正如陈廷焯所言“自马浩澜、施阆仙辈出，淫词秽语，无足置喙”。 瞿佑是著名传奇小说集《剪灯新话》的作者，他的词作与小说一样，已是“多偎红倚翠之语”。聂大年是明朝中叶制曲大家，《惜阴堂丛书》收其《东轩集》词十首。其《卜算子》“杨柳小蛮腰，惯逐东风舞。学得琵琶出教坊，不是商人妇。忙整玉搔头，春笋纤纤露。老却江南杜牧之，懒为秋娘赋”，可渭穷极艳冶。《东轩集》中不乏“粉泪鲛俏只怨郎情薄”之类淫哇俚俗之句。他与同时的马洪相互鼓吹、相煽成风，遂使明代词格愈趋卑下。马洪著有《龙影集》，词作中亦充斥了“弄粉调脂，梳云掠月”（《少年游》）及“春风销粉”、“饵玉餐香”（《东风第一枝》）之类艳俗之语，可谓典型明中期词风日下的例证。无怪清人斥之“陈言秽语，俗气侵人骨髓”（《西圃词话》）。然杨慎《词品》却对马洪评价颇高：“含珠吐玉，锦绣胸肠，褒然若锦绣贵介王孙也。”说他的词集“词名花影，盖取月下灯前，无中生有，以为假则真，谓为实就虚之意”，可见当时词坛的风气与后世不同。自号“峰柳浪仙”的施绍莘词集名《秋水庵花影集》，陈廷焯虽将他与马洪同归于“淫词秽语”、“无足置喙”辈，但又平心论之：“浪仙格调不高，然小令却间有佳者，较之马浩澜之陈言秽语，固自有别。”他的《谒金门》“春欲去，如梦一庭空絮。墙里秋千笑人语，花飞撩乱处。无计可留春住。只有断肠诗句。万种消魂多寄与，斜阳天外树”，《浣溪沙》“半是花声半是雨，夜分渐渐打窗棂。薄衾单枕一人听。密约不明泽梦境，佳期多半待来生。凄凉情况是孤灯”，这两首伤春闺怨的小令，在诸多平庸艳俗之作中算是上佳之作了。 明词之不振表现在另一类作者的作品中是显露芜杂、格律乖舛，被后人讥为“强作解事”，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便是杨慎。杨慎博学广识，著述极富，于词学理论亦有贡献，著《词品》六卷（拾遗一卷），又辑有词集《百琲明珠》、《词林万选》诸种，不过他的词作确实格调不高。对此，前人评价不少，与杨同时的王世贞评之“好用六朝近事，似近而远”；陈廷焯则谓之“句琢字炼，枝枝叶叶为之”，故“益难语于大雅”；张德瀛对他的评价则是“丽以淫”。这里举一首《少年游》，可见其词风一斑：“红稠绿暗遍天涯，春色在谁家？花谢人稀，柳浓莺懒，烟景属蜂衙。一日长睡，起无情思，帘外夕阳斜。带眼频移，琴心慵理，多病负年华。”杨慎的词有的近乎曲，这也是明词之一大弊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评曰“用修小令，时杂曲语，令读者气短”。且杨词多违律怪舛的自度腔，万树《词律》批评过“撷芳则可佩，就轨则多歧。按律之学未精，自度之腔乃出。虽云自我作古，实则英雄欺人”。王世贞于自己的词作，颇为自负，但事实上他的词作内容狭窄，题材单调。从这首《如梦令》“枝上子规犹闹，门外碧梧谁扫，病起不禁秋，倚尽小楼残照。寒峭寒峭，一夜白苹天老”便可见他的词作，尤是小令，确乏才气。王世贞与杨慎的词作，皆曾被后人评作“强作解事，均与乐章未谐”（《西圃词话》）。杨慎、王世贞不仅在创作，而旦在理论上对明代词坛影响颇大。马浩澜、施阆仙等人，被他们誉为“含珠吐玉，锦绣胸肠”而盛名于骚坛，而当时的词家们守杨慎《词品》一编，读王世贞《艺苑卮言》半册，侈谈词之正变，明词之不振，实不足怪。 到了明代后期，在松江陈子龙及“云间”词派影响下，词坛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时，文坛上以反复古为主流，而词坛则以继录词统为号召，以图振兴词风。况周颐《惠风词话》云：“世讥明词纤靡伤格，未为允协之论……洎乎晚季，夏节愍、陈忠裕、王姜斋诸贤，含婀娜于刚健，有风骚之遗则，庶几纤靡者药石矣。”此时的明词，已成为清初词中兴之风的滥觞。而“云间词派”在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带的崛起，影响遍及江浙。此后的广陵、阳羡、西陵、梅里、柳洲词人群起，乃至“阳羡”、“浙西”两大中兴词派形成，益可追溯至此。 《元明清词鉴赏辞典》序 作者：马兴荣 文章来源：本站整理 点击数：21 更新时间：2007-6-15 隋唐时代兴起的词，在宋代进入了全盛时期。其后，历元、明、清三代六百三十馀年，虽有兴替起落，但始终呈现多姿多态。有异于前代的是词完全脱离了音乐，成为纯粹的格律诗；词坛出现了众多少数民族词人与女词人。现分述于后： 元词据唐圭璋编《全金元词》所收有二百一十二家，三千七百二十一首。词的作者大都社会地位较高，词的题材比较狭窄，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不多。在艺术上，受南宋词影响较深，可以说是因袭多于创造。 元词的发展，大略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指蒙古时期及改国号为元以后的至元、大德时期。这时期社会比较安定，来自宋、金的词人较多，词的风格也比较多样。著名词人有耶律楚材、耶律铸、刘秉忠、张弘范、白朴、王恽、刘因、张野等。耶律楚材是契丹族，他的词仅存一首《鹧鸪天·题七真洞》，写人事无常，感慨极深。他的儿子耶律铸有《双溪醉隐集》一卷，词富理致而有豪气。刘秉忠、张弘范都是元朝的佐命大臣兼词人。刘秉忠有《藏春乐府》。王鹏运《藏春乐府跋》评论刘秉忠的词“雄廓而不失之伧楚，酝藉而不流于侧媚”。张弘范有《淮阳乐府》。词风与《藏春乐府》相近。这一时期的大词人是由金入元的白朴。他在元代不愿出仕，徙家金陵，放情山水，诗酒优游。他的《天籁集》多长调，内容大多是写兴亡之感，故国之思，也有一些关心社会现实，同情人民苦难的作品。朱彝尊《天籁集跋》云：“兰谷词源出苏、辛，而绝无叫嚣之气，自是名家，元人擅此者少，当与张蜕庵称双美，可与知音道也。”这是对白朴词比较中肯的评价。来自金的另一位词人是和白朴同师元遗山的王恽。他有词集《秋涧乐府》四卷，词内容多样，风格凝丽典重或清浑超逸，均近两宋。刘因有《樵庵词》一卷，多抒怀之作，笔力雄健，逼近东坡。王鹏运《樵庵词跋》说：“《樵庵词》朴厚深醇中有真趣洋溢，是性情语，无道学气。”况周颐《蕙风词话》也说：“余遍阅元人词，最服膺刘文靖，以谓元之苏文忠可也。文忠词以才情博大胜。文靖以性情朴厚胜。”晚于刘因，与赵孟頫、卢挚等唱和的张野有《古山乐府》二卷，词风清劲自然，颇有苏、辛意味。来自于宋的仇远和赵孟頫各有词集，词也颇有风致。 这一时期的女词人，以张玉娘最著名。玉娘自幼好文墨，尤擅诗词，有《兰雪集》一卷，存词十六首。李之鼎称这些词为“几欲继轨《漱玉》、《断肠》之作”。 元武宗至大以后直至元亡，这是元词的后期。这时社会动荡不安，各地农民起义不断，但这样的现实在词里很少反映。这时的著名词人有张翥、许有壬、李齐贤、倪瓒、萨都刺、邵亨贞等。张翥有《蜕岩词》二卷，词宗南宋，多咏物、写景、赠别之作。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张翥词说：“元词日就衰靡，愈趋愈下。张仲举规模南宋，为一代正声。高者在草窗、西麓之间，而真气稍逊。”“仲举词，树骨甚高，寓意亦远，元词之不亡者，赖有仲举耳。然欲求一篇如梅溪、碧山之沉厚，则不可得矣。”与张翥同时的许有壬有《圭塘乐府》，词有“长枪大戟”气度，风格近刘龙洲。况周颐《蕙风词话》评之为“元词中上驷也”。与张翥、许有壬同时的李齐贤，是朝鲜词人中的巨擘。他于元仁宗延佑元年(1314)随忠善王至元大都(今北京市)，与姚燧、赵孟頫、钟嗣成诸名公交往密切。他在元生活甚久，曾历游河北、陕西、四川、湖南、江苏等地。著有《益斋集》，词存集中，《强村丛书》辑为《益斋长短句》一卷，存词五十四首(实为五十三首，其中一首有题无词)。况周颐《蕙风词话》说：“《益斋词》写景极工”，又说：《益斋词》中某些句子“置之两宋名家词中，亦庶几无愧色”。其后的倪瓒、邵亨贞(按：本书中邵亨贞词收入明代部分)、萨都刺的词已经是元词的尾声了，在他们的词里，隐隐约约地透露了一点社会动荡的气息，同时也带着一种凄怨的情调。倪瓒是元代著名画家，有《云林词》一卷，多隐居五湖三泖时期之作。他的《人月圆》(伤心莫问前朝事)，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认为是“南宋诸巨手为之，亦无以过”的佳作。倪瓒的学生邵亨贞有《蚁术词选》四卷，这些词正如郑文焯《蚁术词选跋》所说的：“清丽婉约，学白石而乏骚雅之致。声律亦未尽妍美。”萨都刺是回丨族词人，是元代少数民族词人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他的《天锡词》以行旅、怀古之作为多。《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登石头城》，情深辞苦，感慨良深，是萨氏冠冕之作，也是金陵怀古的名作。李佳《左庵词话》说萨氏词“多感慨苍莽之音”，很确切。 公元1368年，朱元璋起兵推翻了元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明王朝，历时二百七十五年。 明朝的词，钱允治在《国朝诗馀序》中说：“我朝屏诗赋，以经术程士。士不囿于俗，间多染指，非不斐然，然求其专工称丽，千万之一耳。”又说：“骚坛之士，试为拈弄，才为句掩，趣为理湮，体段虽存，鲜能当行。”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则说：“金元工小令套数而词亡。论词于明，并不逮金元，遑言两宋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也说：“词至于明，而词亡矣。”实事求是地说，词发展到明代并没有消亡，但衰落了。明代的词人虽然不少，但成就不高。词作格律多乖，且多雅俗杂陈、词曲混淆之作。迨晚明云间词人出，以雅醇高浑为旨，力追五代北宋。但为时已晚，不久，明王朝就倾覆了。 明词的发展可分为初、中、晚三个时期。初期是指明朝建立至明英宗天顺时期。这时期的词基本上是沿着元代后期张翥词的道路走的，可以说是尚保存了宋元遗风。代表词人有刘基、杨基、高启。刘基有词集《写情集》，他的词抑郁情深，悲慨苍凉。内容则多反映社会动荡和个人的苦闷。他的代表作《水龙吟》(鸡鸣风雨潇潇)，陈霆《渚山堂词话》评说：“此词当是无聊中作，'风雨潇潇’、'不知昏晓’则有感于时代之昏浊。而世无刘表，'登楼王粲’，则自伤于身世之羁孤。”刘基这种思想感情，不仅在这首词里有反映，就是在一些写花、写草、咏柳、咏月之类的词中也有所反映。杨基工诗，与高启、张羽、徐贲为诗友，当时有“吴中四杰”之称。他的词工秀清俊，远宗白石，内容则颇多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尤工小令，为世所称道。高启有《扣舷词》一卷，词不多，内容较充实，艺术上以疏旷见长。 初期词人中的瞿佑、聂大年、马洪在当时也是比较著名的。瞿佑有《乐府遗音》一卷，存词一百一十三首。数年前在台湾发现的明抄本《天机馀锦》中又发现了他的一百二十八首词，两者合计共二百四十一首，这是明代词人中存词较多的。就瞿佑现存词来看，内容比较丰富，词风疏俊，但与曲有混淆处。聂大年是当时的制曲大家，有《东轩词》一卷，存词仅十首。马洪以词名东南，自谓四十馀年仅得百篇，颇为杨慎所称道。朱彝尊则斥之为“陈言秽语，俗气熏人骨髓”。 中期是指明宪宗成化至明穆宗隆庆时期。这时期词坛上的著名人物是杨慎、王世贞。杨慎，正德六年(1511)进士第一，官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因议大礼忤旨，遭廷杖削籍，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保山市)，死于贬所。杨慎学识广博，能诗文词曲，著述甚富。词有《升庵词》二卷，这些词大都带着人生感悟或愤慨之情，有浓郁的云南地方色彩。词风清丽自然，有的一览无遗，有的笔意回环，刻画细腻，如《转应曲》(银烛，银烛)仅仅三十二字，三次转韵，离情愁思全在其中，声情十分谐合。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却说：“词至升庵辈，句琢字炼，枝枝叶叶为之，盖难语于大雅。”未免失之偏颇。杨慎对于传统的词律并不墨守，他的词有的近乎曲，因此也常常受到责难，万树《词律序》就曾批评说：“撷芳则可佩，就轨则多歧，按律之学未精，自度之腔乃出。虽云自我作古，实则英雄欺人。” 王世贞为“后七子”首领，他对于自己的词是颇为自负的，沈雄《古今词话》说王世贞自谓：“填词末艺，敢于数子云有微长。”其实他的词内容狭窄，题材单调，只是有的小令如《忆江南》(歌起处)、《浣溪沙》(一夜春波酿作蓝)颇为清丽动人。 晚期是指明神宗万历到明亡。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变动异常激烈，词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与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往往密切相关。况周颐《蕙风词话》说明末词：“含婀娜于刚健，有风骚之遗则。”充分肯定了明末词。 形成于这一时期的“云间词派”，其影响不仅当时很大，而且一直影响到清康熙时期。“云间词派”的领袖是陈子龙。他与李雯、宋徵舆等为了挽救明词颓风，开创了“云间词派”，推尊南唐二主和北宋的周邦彦、李清照，标举“妍婉”之旨，以雅正纠正了明词的俗陋。但是他们的词题材狭窄，所咏不外春花秋月、风霜雨露，和明末动荡的社会现实相距甚远。清兵南下以后，他们的词风才有所变化。特别是陈子龙后期的词饱含着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词风也变秾纤婉丽为绵邈凄恻。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说：“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是颇有见地之论。陈子龙的学生夏完淳，现存词四十馀首。他前期的词多摹拟之作，明亡以后，他的词的内容和风格都起了极大的变化，颇有悲歌慷慨的特点。 在明代词坛上，还有一大群女词人。其中最著名的是沈宜修母女。沈宜修字宛君，叶绍袁妻，夫妇偕隐汾湖，以山水诗词自娱终。著有《鹂吹集》，存词一百九十首。宜修词颇有功力，但题材狭窄。其长女纨纨，次女小纨，三女小鸾皆工词，以小鸾最著名。小鸾字琼章，未嫁而卒，有诗词集《返生香》，存词九十二首。陈维崧《妇人集》谓叶氏三女“俱有才调，而琼章尤英彻。如玉山之映人，诗词绝有思致。” 清朝是满族建立的一个王朝，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历时二百六十八年。清朝统治者虽然对汉族文士的迫害十分残酷，但是中叶之前，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繁荣，统治者也有一些笼络人心的举措，学术文化有较大发展，词坛也非常活跃，加之阳羡、浙西、常州等词派的迭兴，词学著作的繁多，这对词的发展，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形成了清词的兴盛。正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所说：“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而再振于我国初，大畅厥旨于乾嘉以还也。” 清词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初、中、晚三个时期。初期是指顺治时期，这个时期不长，仅有十几年时间。这时期的词仍是明词的继续。“云间词派”的影响还存在，主要词人都来自明末，代表人物除云间词人外，有吴伟业、王夫之、屈大均、徐灿等。吴伟业以诗词著称，著有《梅村家藏稿》、《梅村诗馀》。其词前期多侧艳，后期多悲感。王夫之著述甚多，诗、词、文皆工，有词集《鼓棹初集》、《鼓棹二集》、《潇湘怨词》。他的词多写亡国之悲，即使是写景、咏物的词也无不饱含故国之思，而且信笔所至，往往突破传统限制。屈大均诗为“岭南三大家”之一，词有《道援堂词》。其词以雄豪健举胜，内容则多复明的决心与亡国的悲伤。这时著名的女词人是徐灿。灿字湘苹，著有《拙政园诗馀》三卷。她的词清丽婉秀，多兴亡之感、故园之念。陈维崧《妇人集》以为“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也说：“闺秀工词者，前则李易安，后则徐湘苹。” 清词的中期是指从康熙到嘉庆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是清朝的极盛时代，词坛流派纷呈，风格多样，也是清词的极盛时代。首先出现的是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这一个词派形成于顺治时期，盛行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陈维崧逝世之前约二十馀年间。他们把词的地位抬到和经、史等同，力辟词为“小道”之说。词风主要是受苏轼、辛弃疾的影响。陈维崧有《湖海楼词》三十卷，内容丰富，风格多样。高佑釲《湖海楼词序》说陈维崧词“纵横变化，无美不臻，铜琶铁板，残月晓风，兼长并擅，其新警处，往往为古人所不经道，是为词学中绝唱”。虽嫌夸张，但也近乎事实。阳羡词派成员有近百人之多，其中主要成员有陈维岳、任绳隗、徐喈凤、蒋景祁、万树、史惟圆等。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形成于康熙前期，风行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初期成员皆浙西词人，后流风广被，便不囿于浙西了，正如文廷式《云起轩词序》说的：“二百年来，不为笼绊者，盖亦仅矣。”浙西词派的主张是：宗尚南宋，师法姜(夔)、张(炎)，崇尚醇雅，标举清空。但所作多咏物酬赠、流连光景，内容比较贫乏。到后期更是模拟堆砌，空泛无物。朱彝尊词现存《江湖载酒集》三卷、《静志居琴趣》一卷、《茶烟阁体物集》二卷、《蕃锦集》一卷。其词虽注重声律技巧，但也颇有怀古伤今的作品，如《卖花声·雨花台》、《桂殿秋》(思往事)之类都自然流畅，情真语切，是相当感人的。况周颐《蕙风词话》就曾说：“或问国初词人当以谁氏为冠?再三审度，举金风亭长(朱彝尊号)对。问佳构奚若?举《捣练子》(思往事)。”对其词的艺术成就深表钦佩。浙西词派的主要成员有初期的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龚翔麟、汪森及中期的领袖人物厉鹗以及晚期的吴锡麒、郭麐等。浙西词派到了后期，词人一般都在词的声律格调上下功夫，词作大都模拟堆砌。为了挽此颓风，词坛兴起以张惠言为首的常州词派。张惠言于嘉庆二年(1797)编纂了《词选》，在《词选序》中他援引《说文》“意内言外”的训诂学释义来解说“词”的性质，指出词作近于“变风之意，骚人之歌”，力图提高词的历史地位。并强调要注意词人“感物而发”、“缘情造端”的意旨和“低徊要眇”的寄托用心。 到了周济，他在张惠言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之说，而且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建立了一个词的序统，他认为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是“领袖一代”的词人，倡导学词应该“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丨真之浑化”。常州词派的主要成员还有张琦、恽敬、左辅、钱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陆继辂、董士锡等。常州词派对晚清及现代词坛都颇有影响。 这一时期，不为词派所左右的著名词人有彭孙遹、曹贞吉、王士稹、顾贞观、纳兰性德和女词人贺双卿等。彭孙遹有《延露词》，为当时人所称许，邹只谟《远志斋词衷》云：“阮亭戏谓彭十是艳词专家。余亦云：词至金粟，一字之工，能生百媚，虽欲怫然不受，岂可得耶。”曹贞吉早年以诗名都下，是“金台十子”之一，后以词名于世，王炜《珂雪词序》说贞吉词“肮脏磊落，雄浑苍茫，是其本色。而语多奇气，惝恍傲睨，有不可一世之意。至其珠圆玉润，迷离哀怨，于缠绵款至中，自具潇洒出尘之致，绚烂极而平淡生，不事雕锼，俱成妙诣。”对曹贞吉词的风格、特点，可谓论列精当。王士稹为清康熙间诗坛宗师，倡“神韵说”，最能代表他风格特色的是七言绝句，他的词亦以小令为佳，著有《衍波词》。对王士稹的词，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云：“渔洋小令，能以风韵胜，仍是做七绝惯技耳。然自是大雅，但少沉郁顿挫之致。”又云：“渔洋词含蓄有味，但不能沉厚，盖含蓄之意境浅，沉厚之根底深也。”顾贞观，工诗文，尤长于词，著有《弹指词》二卷。自谓：“吾词独不落宋人圈(忄+贵)，可信必传。”(见诸洛《弹指词序》)。他的词风格清劲明爽，无雕琢迹。其寄吴汉槎的两首《金缕曲》，缠绵宛转，情词恳切，是清词中感人肺腑的绝唱。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二词纯以性情结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宁告诫，无一字不从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纳兰性德是清代少数民族词人中的佼佼者，向有满州词人第一之誉。对于词，他在《渌水亭杂识》中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这说明他是很重视李后主词的，他的词自然深受李后主词影响。另外，他和当时著名词人陈维崧、朱彝尊、严绳孙、顾贞观等都有交往，都有很深的情谊，他们对他的思想影响和词艺影响也是不小的。纳兰性德有《饮水词》传世，他的词真切自然，缠绵婉丽，内容多写对逝去爱情的思念，对世事变化的感伤，对塞外风光的描写等。对于纳兰词，周之琦说：“容若长调多不协律，小令则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能使残唐坠绪，绝而复续。”(《箧中词》引)。王国维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人间词话》中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这一时期的女词人，以贺双卿最著名，她是农家女，嫁樵家子为妻，姑恶夫暴，劳苦而死。后人辑其词作为《雪压轩词》，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云：“其旨幽深窈曲，怨而不怒，古今逸品也。”，又赞其“日用细故，信手拈来，都成异彩”。 清词的后期，也就是从道光、咸丰直至清朝结束的时期。从道光二十年(1840)．鸦丨片战争爆发以来，清朝内忧外患频仍，国势危迫，不少有识之士，忧时忧国，不为词派所左右，写下了许多掷地有声的词作。邓廷桢、龚自珍、项廷纪、蒋春霖、王鹏运、张景祁、文廷式、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王国维以及女词人吴藻、顾春、吕碧城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著名词人。邓廷桢是坚决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志士，有《双砚斋词》，其词表现了抵抗侵略胜利的豪情和对国家前途的隐忧。龚自珍有《定庵词》，主要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胸怀和怀才不遇的心情。他在《己亥杂诗》第七十五首中说他的词“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就是说他的词的气质与风格和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词都不同。谭献《复堂日记》评龚自珍的词“绵丽飞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比较符合实际情况。项廷纪自称“生幼有愁癖，故其情艳而苦，其感于物也郁而深”(《忆云词甲稿序》)，有《忆云词》，谭献以之与纳兰性德、蒋春霖并列为清词三鼎足。 女词人吴藻、顾春也生活在这个时期，吴藻有《香雪庐词》，魏谦升序谓吴藻词“为好事者被之管弦，一时传唱大江南北”。赵庆禧序云：“花帘主人工愁者也，花帘主人之词善写愁者也。”陈文述的序说吴藻词“豪宕尤近苏辛”。把他们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吴藻词的评价合起来就可以大致看清楚吴藻词的面目和影响了。顾春，满族西林觉罗氏，有《东海渔歌》四卷。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云：“曩阅某词话云：本朝铁岭人词，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直窥北宋堂奥。”的确，其词不刻意烹炼而能臻自然浑化之境，在满族女词人中，是首屈一指的，但题材比较狭窄，触及时艰的作品是比较少见的。主要生活于咸丰、同治时期的蒋春霖，有《水云楼词》，词风沉郁悲凉，大都抒写太平天国据有江南时，士大夫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对清朝没落的悲叹。谭献《复堂日记》说：“水云楼词，婉约深至，时造虚浑，要为第一流矣。”处在清朝末期的王鹏运、张景祁、文廷式、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王国维等人则以他们多姿多采的词笔或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或表达对清朝前途的担忧、对清朝覆亡的叹息，或对前途的迷茫、对人生的思考。有的激越，有的悲怨，有的是一时之感，有的是深思之见，颇堪玩味。清末有不少的女词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吕碧城。她遍游欧美，因此词的内容和表现手法都大有创新。有《晓珠词》四卷，一些表达故国之思和感时忧国之作是比较感动人的。 以上略述元、明、清三代词的特点及其发展过程，主要流派，主要词人。下面再简单地谈谈关于词鉴赏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对同一首词的不同理解。在词的鉴赏活动中，有时会出现对同一首词有不同的理解。例如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张惠言《词选》卷一云：“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王国维《人间词话》云：“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云：“此首写闺怨，章法极严，层次极清。”为什么会出现同一首词有不同的理解这种情况呢?就一首词来说，它是固定的客观存在，但它的内涵却并非绝对固定，有的词还留有一些可变的因素，如物象的描绘、典故的运用、托喻方法的采用等等都可能使人产生联想。而作为鉴赏者来说，又并不是绝对固定的。所以同一首词，由于客观的因素和鉴赏者的变化就可能出现不同的理解。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常有的。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就曾说：“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蔡嵩云《柯亭词论》也曾说：“自来评词，尤鲜定论。”二是关于鉴赏过程中的再创造。鉴赏者对所鉴赏的词，产生独特的感受，出现认识的飞跃，对词有不同于词人原意的解释，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鉴赏者的再创造。再创造最突出的例子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当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当作'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当作'柳’)诸公所不许也。” 王国维从晏殊《鹊踏枝》(槛菊愁烟兰泣露)、柳永《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辛弃疾《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等几首爱情词中，各截取若干句，重新组合，用以说明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三个境界的大道理，显示出深刻的哲理意义。与晏殊、柳永、辛弃疾原作之意无涉，这就是再创造。这样的再创造的确像王国维说的：“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这里我们还应该注意王国维说的：“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当作“柳”)诸公所不许也。”这就是说，晏殊、柳永、辛弃疾诸词人在写上述词时，并没有像王国维所说的这些意思。这些意思是王国维读这些词时的再创造。其实，这一点稍早于王国维的谭献，在《复堂词录序》中已经说过“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名言了。这就是说，谭献也肯定读者鉴赏词过程中的再创造，鼓励读者发挥在鉴赏词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当然，“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我想并不限于鉴赏词，但在词的鉴赏活动中，读者无疑是应该注意的。 上丨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元明清词鉴赏辞典》，以与备受读者欢迎的《唐宋词鉴赏辞典》配套，承邀为序，谨书愚见，聊供读者参考。错误之处，希得到指正。 ◆⊙⊙◆ 立地书橱 典籍珍藏◆⊙⊙◆ ◆⊙⊙⊙◆博览群书 精品主题◆⊙⊙⊙◆ ◆⊙⊙⊙◆中国十大 著名禁书◆⊙⊙⊙◆ ◆⊙⊙⊙◆百万书库 精品典藏◆⊙⊙⊙◆ ◆⊙⊙⊙◆☆值得你收藏的精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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