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與泰州學派

王艮

泰州人王艮創立的學派，因地而名，稱「泰州學派」。地以人聞，「派」以地名，這是人傑地靈、人地底蘊深厚的體現。

王艮，本名銀，字汝止，號心齋。艮名及汝止字，均為其師王守仁給他改的，取《易艮卦》「道止於至善」之意。明南直隸泰州安豐場（今江蘇東台市安豐鎮）人。生於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1483年7月20日），卒於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1541年1月2日），享年五十八歲。

王艮與泰州學派的主要思想觀點，散述如下：

一．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是王艮思想的閃光點和泰州學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進步命題，具有鮮明的人民性。他具體地形容「僮僕之往來，視聽持行，泛應動作，不假安排」就是「道」，此乃「即事是學，即事是道」。說：「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這樣，「百姓日用」就成了檢驗是「道」還是「異端」的標準。充分體現了小生產者、小市民階層的要求和願望，維護了勞苦大眾的利益。他的人民性的觀點，是具有反封建統治的進步意義的。

二．王艮的「格物說」，構成他講學傳道的思想基礎，具有鮮明的反抗封建壓迫的積極意義。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說，始見於《禮記大學》。前人說「格物」就是「窮理」，也有人說「格物」就是「格心」。他們分別說，「通過格物的方法，達到窮理的目的」；「格物者，格其心也。正其心者，正其物之心也」。王艮對於「格物」，卻與上述不同，他有自己的獨特的見解。他創立了自己的「格物說」，因泰州地處淮南，故明末清初碩儒黃宗羲稱王艮的格物說為「淮南格物」。王艮對「格物」是怎麼說的呢？他說：「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來未有定論」。他認為「格，如格式之格，即後挈矩之謂」。「挈矩」，意為度量。他說：「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挈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這就是說：「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己」，「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王艮的這番話，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己」。「正己」就是「正身」。正身應人人平等，包括統治階級在內，概莫能外。這樣的觀點，與那些封建統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們卻可以為所欲為的觀點有天淵之別。王艮的這種尊重人、重視人的價值觀的思想觀點，正是平民哲學、布衣學者恰好的表現，是維護勞動人民利益的「絕唱」。

三．王艮的「明哲保身」說，是他與封建統治者消極、不合作的體現，起到了反抗封建統治政治壓迫的積極作用。王艮主張尊身、安身、保身、愛身。他說：要「以身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則道尊」。王艮的這些觀點，是他的「淮南格物」論的延伸，都是「以身為本」思想的體現。黃宗羲以為王艮的「安身」說，不免開了「臨難苟免」之嫌。王艮果然是一位「貪生求安」的極端個人主義者麼？不！在封建專制極端殘酷暴虐的明代中後期，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處、進、退、隱、見等策略，形似消極，實質是以退自保、以退求進的一種手法，是一種反映社會悲劇矛盾（既有變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尋求政治解脫或出路的吶喊和辯解。

四．王艮對於社會政治類型作出「三種景象」的區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他十分憧憬、嚮往「羲皇」、「三代」聖世，深惡痛絕「五伯」社會。鋒芒所指，不言自明，矛頭直指當時的專制社會。他說：「為人君者體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

五．王艮的「以孝弟為本」的「孝悌觀」，既繼承了中國相傳數千年優良傳統，又突破了「五經傳注」的倫理傳統，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王艮自稱學的是「總經」（「五經」乃中國傳統的經典，「總經」卻人所未聞）。這就是說，他學的東西為人所未學，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見。他說：「蓋聞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後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其義一也」。又說：「事親從兄，本有其則，孝悌其心，其理自識」。在這裡，王艮把事親和從兄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認為大家對父母孝、對兄長悌，犯上作亂的人就沒有了，社會就安定了。但王艮主張的「孝」和「悌」，不是絕對盲從，而是堅持獨立思考，有所選擇。他說：「父兄所為，不可不識；父兄所命，不可不擇」。這就是說：對的，當然要尊敬從命；不對的，怎麼辦呢？他說：「所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未善，反覆思繹」。這些都說明王艮不僅能真心誠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絕不是「愚孝」、「盲從」，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糾正他們的一些錯誤的東西。因此說，王艮的「孝悌觀」和傳統的「孝」和「悌」是有原則區別的。

六．在教育思想方面。王艮的「有教無類」的教育學風以及「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學習和教學態度，也是值得後人學習的。

 

李贄

李贄（1527-1602），字宏甫，號卓吾，又號溫陵居士，溪美人，明代傑出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出於泰州王門王襞（1511-1587）與羅汝芳（1515-1588）兩人的門下。他曾任國子監博士、姚安知府，以思想富含反傳統的批判精神，成為晚明「左派王學」中最具爭議性的人物。有明儒稱許他：「所著大快人心」、「千古之至言」（明．袁宏道，1977b：200）；「求實用」、「見神骨」、「大有補於世道人心」（明．袁中道，1977：111）。當時「李氏《藏書》、《焚書》人挾一冊，以為奇貨。」（明．朱國禎， 1973：4567）。這可見李贄的思想，在當時文教界與思想界是有突破性和影響性的。但是反對他的人也不少，批評他「惑亂人心」、「狂誕悖戾」、「刺謬不經」、「不知遵孔子家法」（清．顧炎武，1997：827）。李贄的思想，對傳統儒家學說確有衝擊作用，站在保守立場，他被視為「異端之尤」、「名教之罪人」是可以想像的（黃文樹，1999：9）。

嘉靖三十一年（1552），李贄參加鄉試中舉。但他看不起用八股文考試的科舉制度，嘲笑考官無能，說自己參加考試，只是當一名謄錄生，以後便不應進士考試。30歲時迫於生計，到河南共城（今河南輝縣）任教諭。嘉靖三十九年，調任南京國子監博士。到任數月，父去世，回家守制。適倭寇侵閩廣，李贄不顧辦喪事，率領弟侄，日夜守城抗倭。三年守喪期滿，到北京任國子監博士。沒多久，祖父又去世，李贄在共城買幾畝地，讓妻子黃氏帶三個女兒務農為生，隻身回泉州料理喪事。三年後回去時，兩個女兒已先後在災荒中餓死。嘉靖四十五年（1566），李贄攜家眷回北京，補了禮部司務。五年後又調任南京刑部員外郎。萬曆五年（1577）出任雲南姚安知府。在任期間，勵精圖治，革舊鼎新，反對封建倫理教條的「君子之治」和歧視、欺壓少數民族，提倡「至人之治」，對官場烏煙瘴氣深惡痛絕。
　　李贄在北京任禮部司務時，接觸以「反傳統」姿態出現的王陽明學說，並對王學進行改造，藉以發揮民主性的內容，反對封建說教，認為「堯舜與途人一，聖人與凡人一」。在南京任刑部員外郎期間，結識了返尋理學的泰州學派著名學者王畿、羅汝芳，並拜王艮（泰州學派的創始人）的兒子王襞為師，頗受影響。又因王畿和羅汝芳而接觸禪學並受其影響，提出儒、道、佛三家無異同，倡「童心說」，反對孔孟之道。由於李贄的思想體系和官方推崇的程朱理學格格不入，兼他性格鯁直，不堪受上司欺壓。姚安知府三年任期未滿，即向上司辭職，未獲准即住到大理府雞足山佛寺，專心研究佛學，從此告別仕宦生涯。
　 萬曆九年（1581），李贄從雲南到湖北黃安，住在朋友耿定理家，撰寫一些讀史的文章，並教授耿家子弟。萬曆十二年耿定理去世，他移居麻城。第二年派人送家眷回泉州，自己一人住在麻城龍芝佛院，致力於讀書、講學和著述，歷十多年，完成《初潭集》、《焚書》等著作。收入《童心說》、《贊劉諧》、《何心隱論》及與道學家耿定向反覆論辯而撰寫《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書答、雜述、讀史短文和詩共6卷。揭露道學家們的偽善面目，反對以孔子的是非觀為是非標準，批判的鋒芒直指宋代大理學家周敦頤、程顥、張載、朱熹。
　　公安派主張作詩應獨抒性靈的「性靈說」明顯受李贄倡導的絕假純真、真情實感的「童心說」影響。李贄在麻城還多次講學，抨擊時政，針砭時弊，聽任各界男女前往聽講，並受到熱烈的歡迎。萬曆十六年（1588）夏天又剃頭以示和鄙俗斷絕。這一切都引起封建衛道者的嫉視和仇恨，視為「異端」、「邪說」，群起圍攻，要把他驅逐出境。李贄旗幟鮮明，堅強不屈，宣稱自己的著作是「離經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殺不可去，頭可斷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縮。
　　萬曆二十五年（1597），李贄應巡撫梅國楨之請往山西大同，著《孫子參同》，修訂《藏書》。秋，到北京，住在西山極樂寺，撰成《淨土訣》，次年春天到南京，將自己的零星著作匯成《老人行》，並再度研究《易》，撰寫《易因》，最後編訂其巨著《藏書》。《藏書》共68卷，系紀傳體史論，論述戰國至元亡時歷史人物約800人，對歷史人物作出了不與傳統見解苟合的評價，旨在反對儒學。如他讚揚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武則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斷」的「聖后」。萬曆二十八年(1600)，在山東濟寧編成《陽明先生道學抄》、《陽明先生年譜》。
　　萬曆三十年 (1602)，禮部給事中張問達秉承首輔沈一貫的旨意上奏神宗，說：「李贄壯歲為官，晚年削髮，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神宗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莫須有罪名在通州逮捕李贄，並焚燬他的著作。李贄入獄後，聽說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他感慨地說：「我年七十有六，死以歸為？」於是憤而以剃刀自刎。死後，馬經綸把他收藏於河北通州北門外馬寺莊迎福寺側，今墓地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