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计与若瑟夫分别是中国文学巨匠鲁迅的《孔乙己》和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居伊·德·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中的人物。这两个人物，看似无足轻重，却不可或缺，意蕴极丰。一中一外两位文学家在对这两个小人物的塑造上，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一、两个人物都是小说的线索人物。
从小伙计的口中，我们知道了咸亨酒店的布局，小伙计求职时的人情世故，短衣帮与长衫帮的贫富差距。他眼中的孔乙己，是站着喝酒又是唯一穿长衫的人。由此交代孔乙己的外貌，衣着，爱好以及言行特点，周围的人群对孔乙己的态度。“小伙计”还串联起人们的几次谈论以及孔乙己的几次出场，暗示孔乙己的命运结局。
若瑟夫作为叙事主体贯穿全篇。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态度一变再变，对金钱的崇拜，对手足亲情的漠视，其言行的前后对比，其他人物的一举一动、喜怒哀乐，都是从若瑟夫的眼里看到的。对其他人物、事件的感受和评论，也都是从若瑟夫的角度说出来的。在若瑟夫身上，寄托着作家的褒贬、喜怒和哀乐。
虽然不动声色，然而“小伙计”却向我们展示了当时中国社会底层形形色色的风貌；通过若瑟夫，我们看到了法国当时人们的虚伪自私、贪婪狡诈的本性。
二、通过这两个人物来批判当时社会的腐朽和人性的阴暗。
通过“小伙计”的见闻，深刻的揭批了科举制度对于读书人的戕害。孔乙己的悲剧根源在于封建科举制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毒害了孔乙己，他科举不中，潦倒透顶也不屑用读书之外的其他方式谋生，即便是站着喝酒，也要穿着长衫，以显示自己是读书人。后来偷书被人讥笑，他还很穷酸的争辩是“窃”不是“偷”，以此来维持读书人的所谓“尊严”。可以说孔乙己是封建社会落第文人的典型。
更为发人深思的是周围的短衣帮。生活的重压使得他们只能借助喝酒来缓解压力。然而这些不幸的人遇到同样不幸的孔乙己却暴露出人性的丑陋。他们以挖苦孔乙己为乐，然后“陶醉”在这“快活的空气”里。在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残后，他们只有幸灾乐祸。甚至当孔乙己拖着残腿用手“走”到酒店时，他们脸上依旧是笑容。这种麻木与冷漠让人心寒，也引发读者深思。
通过“若瑟夫”的见闻揭示了生活中菲利普夫妇这一类人物极端势利的嘴脸。当得知于勒发财的消息时，原本“分文不值”的人一下了成了“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当看到于勒又老又穷的现实状况后，菲利普夫妇不能容忍于勒回来构成的潜在危险，不能接纳弟弟于勒的亲情融入。其态度变化前后迥异，对比强烈。其虚伪、自私、贪婪、冷酷的形象跃然纸上。
那个“诚实可靠”的贫穷公务员之所以不再迟疑，而要下定决心与若瑟夫的二姐结婚，仅仅是因为他看了于勒的来信。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社会法国国民的普遍心态，“势利”的不是单个人，而是当时社会的通病。
通过“小伙计”，我们看到了孔乙己所受毒害之深，看到了短衣帮的麻木与冷漠、看到了丁举人的残忍；透过“若瑟夫”我们看到了“势利”的社会众生相。两位作家都批判了当时社会的罪恶和人性的阴暗。
三、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作者对未来的思考。
小伙计生活在一个麻木而又沉重的时代，虽然周围总有“笑声”。不幸者的四周充斥着讽刺与挖苦，在这样的环境中，小伙计也“附和着去笑”，人性逐渐迷失。当孔乙己要教他写“回”字时，他的拒绝也许不是因为对知识的反感，而是对孔乙己的厌恶与蔑视。当众人津津乐道于丁举人打残孔乙己的“壮举”时，他的内心也许是渴望成为丁举人那样“杀气腾腾，威风凛凛”的人物。小伙计最终将会如何成长？
深刻的拷问也在小伙计貌似平常的言行中冷峻的显露：如果中国社会不产生剧烈的变革，国人的思想不产生深刻的荡涤，未来的中国人还将继续麻木，继续冷漠，继续沉重！
若瑟夫生活在一个腐化、动荡的时代，周围的人都充斥着金钱至上的观念，亲情遭到流放和轻视。在环境的熏陶下，在耳濡目染中，若瑟夫的善良本性也许也会渐渐发生改变。试想，利普夫妇也有过纯真的童年时代，他们当时肯定也有金子般的童心。随着岁月潮水的涤荡，那颗童心被冲刷得一干二净。剩下的只有残忍与冷漠，只有金钱至上的思想了。那么，若瑟夫的未来究竟会怎样？毕竟小说中若瑟夫的善举，拉近了与叔叔于勒的亲情关系，感化了叔叔玩世不恭的心肠。若瑟夫虽幼小却成熟地善待亲情的方式，是作者对法国国民重返人类精神家园的号召与指引，这样的号召与指引可以使人类弃恶扬善、弃旧从新。可见，若瑟夫寄托了作者的情感和希望，这是作者的用心，也是作者没有完全失望的表现。
从这两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作者对未来的思考。从这个角度而言，鲁迅和莫泊桑在这两部小说中更深刻的思想也许是呼唤健全人性的回归，不再让迷失的人性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