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读过几本书的人大都听说过“知行合一”，但到底是什么意思，恐怕会众说纷纭。
一般来说，都把知当作了认知，或知识；行，自然是行动，或实践。于是，“知行合一”就被理解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结合，或结合的不够，就是书呆子，教条主义，本本主义。
这样的理解是自成系统的，这个系统就是近现代的西方认识论和实践论。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谈“知行合一”，也没什么错。只是不要把这个理解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行合一”扯上，二者是两码事。
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自成体系的，它的“知”和“行”，都与今天人们熟知的（西方意义上的）涵义很不相同。古代最先谈“知”的是儒家。儒家认为它是人的一种本能，属于道德层面，而不是知识层面。孟子称这个本能为“良知”，认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宝贵品质。至亲骨肉的情感就是人的良知。怎么样获得并保有这个良知，就属于“行”的问题了。明朝大儒王阳明，发现了一个简单直截的修养方法，能够在体认到“良知”的同时就解决了行为的问题，是所谓“知行合一”。这个修养方法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人性解放高峰。“知行合一”的修养方法，不是传授知识，或现代意义上的认识论，而是一种人格的养成。它的传承依赖的是儒者，不是大学的学者、教授。如果参照西方文化，这些儒者就是圣徒，而“知行合一”属于圣义，而非俗谛。
近百年来，我们的教育成功地剥去了文化中的圣义，剩下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俗谛。我们向西方学习，学来的也都是俗谛。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我们再来看“知行合一”，就顺理成章地把它们理解成了“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和人格的养成，和圣义、圣徒，判然两途。
当今国学热，涉及到了“知行合一”，但恐怕很难触及到它的真实涵义，只能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西方俗谛的角度上来推究一番。明白的，原来就明白；不明白的，最后也不明白。因为我们的教育根本没有圣义的内容。
圣义的层面早就被破坏殆尽了，现在处于俗谛的世界。如果硬是努着劲，强作解人，就只能是误读，误导，误学。近代的什么知难行易，行难知易，知也不易，行也不易，先知后行，先行后知…… 大致都可以作如是观。
一句话，若不恢复圣义的传统，一切不过是俗谛的自说自话；说东，说西，反对或赞成，都和圣义无关，也与“知行合一”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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