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裘沛然的中医养生智慧

国医大师裘沛然的中医养生智慧

（由王庆其教授整理）

 

（一）关于中医药学术构建的基本思想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医学的性质认识不一。裘教授的观点是，中医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学科，其内涵是科学技术与中华文化的结合体。故在掌握藏象、经络、病机、治则的基础上，还必须通晓我国的哲学、文学、史学等知识，才能全面掌握中医学术。例如，《易经》、《老子》等学术思想也与中医学术相通，通医理必先通文理，因时代和环境的变化，风俗习惯的不同其辨证论治亦随之而异。所以《内经》有医者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明训。

从中医学的职责而言，中医学的精髓，就是效法自然、研究自然，探索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并创建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在整个中医学术体系中，始终突出“以人为本”的精神，而人与天地列为三才，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下，主张遵循自然界生长收藏的规律，“法于四时，和于阴阳”，使“阴平阳秘”，保持身体健康。在疾病状态下，希望通过扶正达到祛邪，或祛邪以安正，以调整营卫气血、脏腑经络之偏盛偏衰，达到气血冲和，阴阳匀平。为疾病防治的主要指导思想。这就是裘沛然教授对中医学的基本学术思想。

（二）倡导“伤寒温病一体论”

汉代医学家张仲景著《伤寒论》，为治疗外感热病树立圭臬，清代名医叶香岩创温病卫气营血理论。他以伤寒与温病为两门学问，形成对峙之局，倡言“仲景伤寒，先分六经，河间温热，须究三焦”，以温病只需辨明卫气营血即可。后世不少医家，遂以卫气营血辨证为治疗温病的枕中鸿宝，习俗相沿，以迄今日。由此引起伤寒和温病两个学派长期的争论。个人以为：对于伤寒和温病、六经和卫气营血，不能只听其名，而应仔细分析两者所表现的具体证候及治法的异同，两者究竟是否截然不同，或同中有异而异又在哪里。裘教授的基本论点是：

1.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概括温病

首先从《伤寒论》自序中可知，“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七”，说明仲景所指的伤寒，绝非仅指一般感受风寒的病症。再从文献记载来分析，《素问•热论》有“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之说，《难经•五十八难》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晋代葛洪《肘后方》载：“伤寒，时行，瘟疫，三名同一种耳。”即使是温病学家王士雄也承认“五气感人，古人皆谓之伤寒，故仲景著论皆以伤寒名之”。由此裘老认为，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近世所称之温病，包括风温、温热、瘟疫、温毒、暑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疟等，都基本揭示其端倪。所不同者伤寒还包括了外感寒性病，还有狭义伤寒等。

2.六经本自包括三焦

叶香岩倡“仲景伤寒，先分六经，河间温病，须究三焦”之说，继而吴鞠通亦说：“伤寒论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入深，须横看；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以此作为划分伤寒与温病的理论依据。对此裘老颇不赞同。且不说“河间温病，须究三焦“之论并无根据，把完整的人体硬性分割成纵横两截，这是非常错误的。人体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的有机体，脏腑经络之间不可分割。六经是有经络脏腑实质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伤寒论》的诸多原文。六经和三焦原本是不可分割的，它们之间在生理病理情况下是互相联系的。如太阳病可见上焦症状，传阳明则出现中焦病状，太阳随经，瘀热水邪结与膀胱，可出现下焦症状。可见太阳一经已具三焦证候，其他诸经岂可脱离脏腑而为病？故六经病证足以概括三焦。

3.卫气营血不能逾越经络脏腑

叶香岩创温病之卫气营血，其实叶氏倡导的卫气营血辨证提纲，都与经络密切关联。卫气营血循行于经脉内外，经络又络属于脏腑，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须臾分离。裘老认为温病学中所揭示的卫气营血的症状，虽然较汉代张仲景书中载述的有所充实发展，但此仅仅是六经病中的某些证候的另一种表达名词而已。就连叶香岩本人也在《温热论》中明确说过：“辨卫气营血与伤寒同”，这恰恰是卫气营血不离六经的有力反证。

据上分析，裘老认为，温病只是伤寒的分支。温病学说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外感热病的认识和证治，但不宜将两者机械地 “分家”，而应从实际出发，使伤寒与温病互相补充，成为一个整体。

至于伤寒、温病的治法，初无二致，温病的辛凉、甘寒、淡渗，及凉血清营、芳香开窍等法，仲景的麻杏石膏汤、葛根芩连汤，皆为辛凉解表之法，猪苓汤之滋阴利水，黄连阿胶汤之清热凉血等，以及孙思邈的犀角地黄汤之清营，紫雪丹之芳香开窍，在汉唐时期早已应用。另有温病重在亡阴，伤寒重在亡阳之论，其实，伤寒对大汗与亡津液极为重视，叶香岩“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之论，亦导源于仲景。研究学问须循名以责实，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温病方面的辨证与治法，确对前代有所充实和发展，但两者不能分家，须融会贯通，以提高外感热病的治疗，使之益臻完善。

（三）经络是机体的联系学说

裘教授早年从事针灸、经络学的临床和教学工作，于针灸经络颇有研究。关于经络问题，历代文献以及现代科学都有诸多阐述和假说，如“经络是神经体液说”， “经络是血管系统说”， “经络是人体解剖结构说”等等。先生认为文献和实验观察所阐述的理论及种种假说，均未能全面理解和真正揭示经络的实质内涵。通过数十年的经验积累和研究探索，他的观点是：经络是中医学联系机体，阐述人体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密切影响，说明这些联系是人体生命活动、疾病机转和诊断治疗的重要依据，它体现了中医学理论中的整体观和恒动观。

具体而言，经络是人体中具有特殊联系的通路，而这种特殊的联系，存在于人体功能表现中，主要体现三个方面：一是周身体表，从左右、上下以及前后、正中、偏侧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二是某些脏腑和另一脏器之间的联系；三是周身体表和体内脏腑及其他组织器官的联系。这一切都充分反映了经络是机体联系的学说。

经络除了在人体生理正常情况下担任着输转气血、运行营卫、联系脏腑、濡养组织等重要作用外，当机体发生异常变化时，经络更具有反映病候的作用。由于经络在人体分部循行的关系，故疾病的形证可从各该经脉的隶属部位发生不同症状，这个反映作用，有表现为局部性，也有属于全身性，如《灵枢••邪客》说：“肺心有邪，其气留于两肘；肝有邪，其气留于两腋……”经络脏腑的疾患也可反映于五官七窍等部位，如大肠经的齿痛、口干、鼽、衄、目黄等等；经络在四肢部分的形证，也是反映部位之一，如肺经的臑臂内前廉痛厥，掌中热等病候。这些都是属于局部方面的，在全身症状方面，各经都有它不同的病候，在《灵枢••经脉》中有十二经病候的具体载述。近代医家所发现的压痛点及皮肤活动点与过敏带等，也是经络反映的印证和充实。

经络还具有传导作用，是基于经络的循行表里相通，它把人体体表和内脏密切地连接在一起，因此，当病邪侵袭人体后，就可循经络径路而向内传导。经络还具有接受体表刺激传递于脏腑及其他组织器官的作用，针灸疗法就是凭借经络的这个作用而达到治疗目的。

经络总的来说包括点、线、面三个部分。所谓点，除了三百六十几个经穴之外，还有很多奇穴，另有天应穴、不定穴等，所谓“人身寸寸皆是穴”，其多不可胜数。至于线，有正脉、支脉、别脉、络脉、孙脉、奇脉及经隧等各种纵横交叉和深浅密布的循行径路。至于面，从肢体的皮肉筋骨和脏腑组织，都有一般的分布和特殊的联系。中医辨证论治的奠基者张仲景曾说：“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正是说明经络学说的深刻内涵及其临床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经络有反映病候作用，传导病邪作用，接受刺激作用，传递药性作用，以及指导临床治疗作用。这些作用的产生都同经络的特殊联系分不开的，因此，经络是机体的联系。

（四）“澄心、息虑、全神”的养生观

1.养生的关键在于“全神”

裘教授已过奔百之年，工作十分忙碌，但依然神采奕奕，耳聪目明。他根据自己切身的体会，总结养生的经验是：人的健康与否，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保持健康的关键在于“全神”。那么，何谓“全神”?

中医学中的“神”，是人生命的内核。裘教授所说的“全神”不仅是通常所说的感觉，思维、神色、神气，还指“神明”的妙用。《荀子•天论》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淮南子•泰族训》又说：“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物亡，此之谓神明。”裘教授指出：“神”实际上就是目前科学家远未了解的宇宙的自然运动变化的规律，它是“妙万物而为言”的。人为万物之灵，得神最全，故凡人体的生长衰老寿夭以及气血精髓的充养，喜怒哀乐的调控，对外界环境的适应等诸多生理活动，无不赖“神”所主宰。他比喻说：人似一部最精密的“自动机器”，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补、自我适应、自我控制四大功能，但这四大功能只有在精神完美不受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养生首先要全神。所谓“全神”，就是努力使自己的精神完美无缺，要运用各种修身养性、澄心息虑的疗法，使自己的心态保持至善至美、恬淡宁静的境地。这里所说的“澄心息虑”，并不是说人不要思维。作为社会的人，不可能没有思维，问题在于“思”一定要“纯”，能纯则“全”。精神纯真专一，潜心学术研究，为人民为社会作有益工作，心安神怡，乐而不疲，虽殚精竭虑，对身体没有什么大碍。相反，心术不正，钩心斗角，嗜欲无穷，声色劳神，往往导致食不甘味，夜无酣寐，神气受伤，影响了自我调节功能，所以难以达到人应享的年寿。中国历代有修养的名家，大都长寿，就是明证。因此，要做到“全神”，就必须具有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摒除邪恶和贪欲之心，不慕求浮荣，不损人利己，破除私心杂念，要有忠恕仁厚，纯一无伪的精神。只有在心神极其安宁，碧海无波的情况下“神”的功能才能得到高度发挥，从而使人体气血和畅，五脏安宁，精神内守，真气从之，这是得享遐龄的关键。

2.七情之发贵乎“中节”

喜怒哀乐为人之常情，也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内心体验和反映。裘教授认为，七情之发贵乎“中节”，就是注意不要超过精神活动的“临界度”。古人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寓有“中节”的意思。

现代心身医学认为，内外各种因素所诱发的较为短暂的情志波动并不害生致病，即使偶然受到劣性刺激所激起的一时性的较为剧烈的情感波动，经过机体的自身调节机制作用后也不一定伤及人体。故有“随怒随消未必致病”之说。能导致躯体病变或损伤的是那些超过个体生理适应和调节能力的情感波动。中医理论中致病情志表现出两类基本形式：一是波动过于剧烈，如狂喜、暴怒、大悲、卒惊等勃发的激情冲动；二是持续过久，如抑郁、久悲、失志、过忧、郁怒以及长期的紧张焦虑等不良心境状态。因此，加强自我调节或控制，是防范心身疾病的关键。

唐•孙思邈在《千金要方》的“道林养性”篇中就曾指出12种过度情志变化的危害性：“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乏，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妄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足，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欢。”可见造成人体伤害的关键在于“多”，“多”则超过了常度，破坏了人体的自我调节适应能力，从而导致气血逆乱，脏气戕害，形成种种病变。这里告诫人们对于七情之用要保持“中节”，使至冲和为度。诚如嵇康在《养生论》中所说的：“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平和”。

人为万物之灵，人生在世总有喜怒悲哀乐之情志变化，岂能“如槁木，如死灰”?七情活动不可不发，不可过用，不发则隐曲不伸，郁而成病，过用则神散气耗，同样足以致病。因此，人若能把握“中节”之道，识得个中真谛，则身心健康有了基本保证。

3.坚持一个“啬”字

裘教授对孙思邈的养生要诀颇为心折，强调养生要坚持一个“啬”字。他完全赞同孙氏以焚“膏用小炷与大炷”的比喻，认为人的精神气血是有限的，不可浪用，必须处处注意摄养爱护，要尽量减少它的消耗。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五色、五音、五味等皆是人之本能所必需，但如纵情于犬马声色，必然耗伤精气神而损及年寿。所以，“治人事天莫若啬”。所谓“啬”，就是要摄神、葆精、爱气、养形。《韩非子•解老》也说：“书之所谓治人者，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所谓事天者，不极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任。苟极尽则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聋悖狂之祸至，是以啬之。”

《素问•经脉别论》所提出的“生病起于过用”的观点，实际上与裘教授所强调“啬”的论述是一致的。如七情过用就成为致病之因，“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等均是。饮食的大饥大饱，或过寒过热，或偏嗜，皆是“过用”现象，足以成病。所谓“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素问•宣明五气》所说的“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也是“过用”所造成的损害，如房室过度则伤精等，均与“啬”的要义相悖逆。

“啬”与“中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节是指不要超过身心活动的正常范围，而啬的含义则是指人们对自己精气神的消耗希望能减少到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