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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元御（1705-1758）名玉璐，字元御，一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昌邑市黄家辛戈村人。清代著名医学家，尊经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博大精深的祖国医学理论，对后世医家影响深远，被誉为“一代宗师”。
黄元御为明代名臣黄福十一世孙。祖运贞，廪贡生，侯选训导；叔祖运启，顺治戊戌科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父钟，邑庠生；兄德润，增生；德淳，监生。黄元御出身于这样一个世代簪缨的书香门第，自幼深受家学影响。少年时代，其父为之延请侨寓昌邑的名儒于子遽先生为师，学习举业制艺，遍览经史著作，希望他能够登科入仕，光耀门庭。黄元御也“常欲奋志青云，以功名高天下”，效其先祖黄福，做出轰轰烈烈的勋业。 雍正二年（1724），甫近弱冠之龄的黄元御考中邑庠生。雍正十二年（1734），黄元御三十岁，因用功过勤，突患眼疾，左目红涩，白睛如血，不得已延医就诊。而庸医误用大黄、黄连等寒泄之剂，致脾阳大亏，数年之内，屡犯中虚，左目完全失明。科举时代，五官不正，不准入仕，遭此劫难，黄元御的仕进之路被彻底断送。在哀痛之余，他发愤立志：“生不为名相济世，亦当为名医济人”，走上了弃儒从医的道路。 黄元御凭着深厚的文化功底，苦读历代中医典籍，数年奋斗，浸浸有成，开始悬壶济世。在行医过程中他又不断总结经验，医术精进，医名大盛，时人将之与诸城名医臧枚吉并称“南臧北黄”。 黄元御从医伊始，是从研读张仲景的《伤寒论》入手的，然后逐及《金匮玉函要略》，黄帝、岐伯《内经》，扁鹊《难经》等中医根本典籍。他奉仲景等四人为“医门四圣”。他认为“四圣”之外，历代名医持论多有偏失，以至误诊死人，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四圣“之书错简零乱，兼之历代传注谬误所致。因此发愿致毕生精力，对“四圣”之书，从源到流，重加考订，还其本来面目，以凭后世遵循。 乾隆二年（1737），黄元御开始酝酿《伤寒悬解》一书的编著，并着手撰写《素灵微蕴》，乾隆五年（1740）九月完稿，四卷二十六篇，在该书中黄元御首次提出了“培植中气，扶阳抑阴”的诊病理论。对于中气他给予了形象的比喻：“精如果中之仁，气如果中之生意，仁得土气，生意为芽，芽生而仁腐，故精不能生，所以生人者，精中之气也。”有本于此，在施治中他始终贯彻了重视脾土、扶阳抑阴、厚培中气的施治原则，这是他对祖国医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乾隆十三年（1748），黄元御游幕至清江阳邱，阳邱风景秀美，黄元御亦心清气廓。期间，他南游会稽山，拜谒禹陵，自谓：“身登会稽，亲探禹穴，目睹越国江山……乃有著作斐然之志。”同年四月，他开始撰著《伤寒悬解》，七月三日草成，计十五卷。八月下旬又撰成《金匮悬解》二十二卷，时年四十四岁。 乾隆十四年春（1749），黄元御初草《四圣悬枢》一书，辨析瘟疫痘疹之义。二月作《四圣心源》，解内外百病原始要终，仅草创大略篇目，因事辍笔。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黄元御北游至京，适乾隆帝有疾，众太医萎思无策，经举荐，黄元御入宫视疾，药到病除，以精湛的医术得到了乾隆帝的特别青睐，亲书 “妙悟岐黄”以为褒赏，并恩赐御医。从此，黄元御开始了供职太医院的生涯。 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乾隆帝首次南巡，黄元御伴驾至杭州，期间著方调药皆有神效，深得乾隆帝及内外臣工赞誉。四月间，黄元御乘闲便道至清江旧寓，继续编写《四圣心源》一书，“十得其九，厥功未竟”。“六月删改《四圣悬枢》，誊清定稿。八月十五日开舟北上，回到京城。直至乾隆十七年（1752）十月，黄元御写毕《天人解》一章，经过四年时间，《四圣心源》终于脱稿。在《天人解》中，他极力阐发《内经》：“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的观点，高度重视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并善与四时相联系，从阴阳变化、五行生克、脏腑生成、气血原本以及精神化生等方面阐述气化自然的妙义，影响巨大。 事君几年中，黄元御并不得意，这种心情在《四圣心源·序》中说得非常明白：“顾自己巳以至壬申，历年多矣，元草未就，则天既长与以穷愁之境，而不频假以萧闲之日，帝眷之隆，何可恃也？良时非多，勖之而已。”繁庶之务使他没更多的时间完成著述，黄元御为荒废了这许多宝贵时光而深自惋惜。此后的日子里，他更是惜时如金，全身心地投入到著述中去。 乾隆十八年（1753），黄元御四十九岁，春二月，取张仲景著作中的方药加以笺解疏证，著《长沙药解》四卷，载药一百六十一种，方二百四十二首。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又撰成《伤寒说意》十卷。该书以传经入说，辩论分析，多启迪后学门径。同年六月八日，撰成《玉楸药解》八卷，以补《长沙药解》之未备，他在该书中首创了用浮萍治疗瘟疫的疗法。至此，黄元御已完成医书八部，即后世所称《黄氏八种》，时年五十岁。因过度劳神，此时的黄元御已是身疲神怠，门人毕武陵请笺注《素问》、《灵枢》，“自唯老矣，谢曰不能”。 乾隆二十年（1756）初春，在门人毕武陵的再次推请下，黄元御着手笺释《素问》，至十一月书成，计十三卷，定名为《素问悬解》。此书中的“五运六气，南政北政”之说，大为发前人之未及。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二日，黄元御完成《灵枢悬解》九卷，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用七日时间撰毕《难经悬解》二卷，此即所谓黄氏医书三种，合前八种，共计十一种。另尚有《玉楸子堂稿》一书，为黄氏医案、杂著。 黄元御不但深于医学，道学、经学造诣亦相当深厚。乾隆二十一年（1757）二月，他在从事医著之余还应友人澹明居士之请写了《道德经解》一书，诠释其哲理，发挥其奥义。本年六月，又在精研易理十余年的基础上完成《周易悬象》一书，阐发阴阳八卦爻辞变化之理。四库馆臣评其《周易悬象》谓“近人说《易》中，独可谓学有根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乾隆二十二年（1758），黄元御在行医、著述生活中因过度劳累，身体中虚，渐成重症，抱病回到故里，居于昌邑城南隅书斋，至乾隆二十三年（1759）九月十七日戌时，溘然长逝，时年五十四岁，归葬新郭祖茔。 黄元御自三十六岁开始从事著述，苦心经营近二十年，著书十四种，他的医书十一种在其去世后不久，即由四库全书编修周永年进呈，全数收录，民间亦有刊本，尤其是在江南等省，凡悬壶行医者，无不知黄元御，被称为“医门大宗”、“一代之大医”，其史事轶闻广为传载。宣统间《山东通志》，民国初年赵尔巽等《清史稿》皆为其立传，民国十二年（1923）昌邑学商各界捐资为之修整坟园，呈请入祀乡贤祠。并于悬城西南门外及墓地立碑志念。黄元御终于象其先祖黄福一样，名列正史、身登乡贤，垂范千秋。 胸次岂无医国策，囊中幸有活人方。几千年来，中国医生都是怀着一颗仁者之心，深入民间，济世救人。 中医生于民间，藏于民间。在现代社会，中医粉丝们纷纷在各大网站和论坛构建一方属于草根们的天地，自由讲课，传承中医。任启松老师（网名：医医金针）注释的《医家秘奥》和《慎柔五书》的稿子，正是民间中医网大海老师向出版社推荐的。 任启松，安徽濉溪人士，出身中医世家，四代家传，幼承庭训，学验俱丰。复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临证数十年，渐臻融通之境。先生由易入医，遍读古今医书，不得其要。后读黄元御医书十一种，如拾旧物，而明医易一理，别无二致。悬象观物，诸般藏象脉理，如洪炉点雪，通彻洞明。先生退休后，现于北京平心堂和宝天中医门诊等地悬壶济世。 先生融通医易，提出天人相应，共此阴阳的一气流行理论。治病立足一元盈缩之象，合于四象枢土之行。临证立方独尊仲景，同时融会黄元御、郑寿全、周慎斋、胡慎柔之学。用药每法经方，不出仲景规矩。 黄元御的医学思想和临证经验是论坛上大家讨论学习的热点。明朝慎斋学派，与黄元御的医学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慎斋学派周慎斋、査了吾、胡慎柔师徒三人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査了吾先生收徒不拘一格，唯贤唯能，这才使患者胡慎柔有机会转变为医生。胡慎柔先生因病入医，而能一门深入，数十年如一日。难能可贵的是，査了吾先生觉得自己教不了胡慎柔先生的时候，又毅然把胡慎柔推荐给自己的老师周慎斋先生。虽然师徒成了师兄弟，但却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纵观师徒三人一生言行，真正当得起“医者仁心”四字。每思及此，几欲垂泪。 《医家秘奥》虽文字不多，却是慎斋学派的经典之作，很值得广大医学爱好者，尤其是临床医生进行研读。全书文字不多，但理论深远，如对脉象的缜密分析，对内伤的阐述发挥，对医案的精辟辨治，远超一般所知所得。 《医家秘奥》包括五种著作：《脉法解》、《慎斋三书》、《查了吾正阳篇选录》、《胡慎柔五书要语》、《<医家秘奥>笔谈摘要》。其中脉法部分，很多东西都是作者临床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作者在对脉象的分析中又结合了运气学说的一些理论，给人以很多启示。《慎斋三书》卷一、卷二言简意赅，虽然成文不是很系统，但对于中医内科临床还是多有裨益的。如“寒凉泻火之有余，不能泻火之不足”，“无火不动痰，无痰不作晕”等。《慎斋三书》卷三，医案的记录详尽，包括症状、辨证、方药及病情发展等，是临床研究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附加的《查了吾正阳篇选录》、《<医家秘奥>笔谈摘要》，与周慎斋的著作参照研读，则能使读者对慎斋医学思想的理解有所增益。 《慎柔五书》是一本水平较高的中医内科专著，书中关于虚损和痨瘵的证治异同，对医案的精辟辨治，都颇有发人深思之处。尤其是其中对于虚痨的论述及相关病例的记录，是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中不多见的，是中医内科极为宝贵的资料。 两书皆为慎斋学派精华之作，其学术价值可总结为四大点： 一、火神之肇基： “人身以阳气为主，用药以扶阳为主。”作者意识到，阳气者，若天与日，用药应以阳气为主，则人可长生。“凡内伤发热，口干，乃下焦虚寒，火不归原，阳气在上故尔，须温下焦，使阳气下降，则口干自愈。”君相之火不降，相火发露，出现发热；相火熏烁出现口干；君相不能敛收归于癸水，则下元虚寒。此时须温下元，暖水燥土，同时敛收君相之火归于癸水。君相之火下降，则上不热，故口干自愈。这里已有火神派引火归原的纲领。“凡病久而不愈者，多有用附子获效，附子回下焦之阳。盖万物生于土，火者土之母也，命门火旺则脾土温暖，胃气升发，五脏皆有所禀，此提纲携领之治也。”作者在此指出，凡病久不愈，在需要温阳之时，直接使用附子温阳，胜过其余千军万马之治。但同时又指出：“内伤，寸脉大于尺脉，此阳脉盛也，宜用保元汤加归芍引下，则大脉去，而阳气亦内收矣”。表明引火归元，使阳秘阴平，并不只有用附子一法。 二、坤载（即黄元御）之先导： 1.认识到中土不枢，会火浮水沉：“大凡内伤症，下俱虚寒。”内伤症，大率皆中气虚弱，中虚不能枢转，肺胃之气不降，君相之火不能下收，所以下俱虚寒。此条与黄元御所述内伤之火浮水沉与水寒土湿不谋而合，是皆从临证实际得来，可谓真知灼见，只是坤载所述更加具体与系统，理论层次上也更高。 2.宝贵中气：“五脏皆禀气于脾，脾虚不能灌溉四旁，故各脏之病俱见。如民以食为天，五谷一荒，万民俱病，故救荒之策，发粟为先。而五脏俱病者，救脾为要。”又云：“人之一身，生死系乎脾胃。凡伤寒、杂病一七后，只当于脾胃求之，始免杀人之咎。” 3.能知升降浮沉，慎柔曰：圣人固不过升降浮沉之法耳。 三、痛陈滋阴降火之弊： “虚损，六脉俱数，服滋阴降火之品，不及四五十剂者，犹可治之。如服至数十剂及百剂者，真元耗尽，虽脉大洪缓，中已无神。因用补剂即退去，洪缓变为细数，即渐痿困不起而毙矣。”这是因使用滋阴降火，累创中阳，遂致病不可救。 “凡内伤，火在上，水在下，故发咳嗽而喘，此皆滋阴降火所致也”。意思是说，滋阴降火，中病即止，不可久服。从中可以悟出温病学派一派寒凉以治内伤，是甚为不妥的。 四、注重护阴与阳杀阴藏： 胡慎柔治虚损劳证： 1.首提地黄汤，接着就是金匮肾气丸。用六味地黄，以生地、丹皮凉血滋木清风，以瘦左路洪大之脉；以山药、山萸敛固，以阻风木盗泻；以茯苓、泽泻利脾肾不显之湿，以使右路金收水藏。 2.以保元、补中，培土生金，以黄芪、大枣益营卫，促金令大行，以收右寸关洪大或虚大，成就右路阳杀阴藏。 3.常用麦冬、五味子，清肺金敛收金水。常用半夏右降，或陈皮理降肺胃之气，以成右路金收水藏。 4.胡慎柔在阐明阳气重要的同时，也指出阴气的重要。“人身以阳气为主，一分阳气未绝，不至于死。一分阴气未尽，亦不至于死。盖孤阳不生，孤阴不长也。”又曰：“故天之阳气上升，即地之阴气不绝。” 慎柔既知养阳，“阳气者，若天与日，失此则折寿而不彰”。又知护阴，“阴者，阳之守也；阳者，阴之使也”。又贵中土，“中气者，和济水火，升降金木，道家谓之黄婆，婴儿姹女之交，非此媒不可”。他没有后代群星大家的偏颇与丢失，但其学术高度实在绝大多数清代医家，以及百年以来几乎所有医家之上。 从道、易、伤寒与金匮的层次看来，慎斋学派仍有许多美中不足。慎斋对于医理，长于二元论式的阐述而不是使用观象。清代医学学术是比较发达的，然大多数医家的水平，都在慎斋学派的高度之下，可见进步是艰辛的，经典中医学的薪传是任重道远的。愿广大轩岐同道同修仁术，振兴中医，以开生民之寿域。
黄元御眼中《本草纲目》
长沙药解自叙 近古以来，李时珍作《纲目》，搜罗浩衍，援引该洽，备牛扁狗骨之木，列鸡头鸭脚之草，采神经怪牒以炫其奇，征野史稗官以著其富。纪载博矣，而醜谬不经。玉楸药解自叙 明时李时珍修《纲目》 ，...：“明李时珍修《纲目》，博引庸工讹谬之论，杂以小说、稗官、仙经、梵志，荒唐无稽，背驰圣明作述之义几千里矣!”“纪载博矣，而丑谬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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