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两代编修的苏州诸多府志中，要数王鏊的《姑苏志》最为受人称道。《四库全书总目》说它“繁简得中，考核精当。在明人地志中，尤为近古”。章学诚也说“《姑苏志》为世盛称”。迄今为止，后世修志界对《姑苏志》也是褒扬多于指正，应该说是一部值得推介的优秀志书。而且我们从该志的序文中获悉，身后被唐寅誉为“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的王鏊，在为官30年退居苏州后，致力于地方文献著述，受苏州知府林世远之聘，担任总纂，整合了范成大《吴郡志》和卢熊《苏州府志》，再参照各家著述，补充《卢志》下限以后事项，仅化了8个月的时间，就修成了洋洋60卷的新府志，堪称修志界“又好又快”的典范之作。
分析个中原因，除了苏州知府的知人善任，特聘文渊阁大学士王鏊出任总纂这个原因外，还有一大批的苏州名流也参与其中，出力较多。早在弘治年间，苏州的前两任知府史简、曹凤就曾聘请过吴宽、张习、都穆编纂过府志，尽管功亏一篑，但遗稿“书积满箱”，为后任编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林世远到任苏州知府后，首先想到了这项文化工程，先后聘请了浦应祥、祝允明、蔡羽、文征明、朱存理、邢参、陈怡、杜启等地方名流协助王鏊编修，所以进展如此快，质量如此高，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件事也印证了我们修志工作“领导重视是关键，选人得当是保证”这么一个很普通的道理。
当然，王鏊修的《姑苏志》，也并非就完美无缺了。还在刚刚完成编修之初，就有人指出它的不足了，这个人便是在嘉靖年间编出首部吴县志《吴邑志》的杨循吉。在《垂虹识小录》卷8中转引了《臣鉴录》的一段话：
王文恪公鏊修苏州志，众欲请杨君谦。文恪以君谦谣啄，不欲与同局。《姑苏志》成，文恪遣使送之，君谦方栉沐，不暇抽看，但顾签票，云：“不通不通！ ”使者还述其语，文恪以为狂，愠甚。一日，晤杨，问前语，君谦曰：“然今府志修于本朝，当以苏州名志，姑苏，吴王台名也，以此名志，可乎？ ”文恪始大服杨之精识。
尽管在地方志中采用古称不是《姑苏志》首创，范成大修志时，苏州称“平江”，志名《吴郡志》，也非当时行政区域的称呼。但是杨循吉的看法还是得到王鏊的认同的。直到今天，我们编修志书，几乎都遵循以下限时行政区域名称命名志书的做法，可见我们苏州修志先贤的远见卓识。《姑苏志》虽然存在一些诸如：《吴世家》抄录《史记吴太伯世家》原文，以及章学诚从“史家法度”出发，指出其“无义例”，编纂有矛盾、颠倒、不齐、不类等瑕疵，但是都无法否认其良志佳乘的地位。其“驿递”所记驿递、铺舍的设置和变化，以及路程、距离等，可补正史之不足。又如“平乱”一门，为别的方志所少见，其中南宋金兵陷苏、张士诚据吴等事关苏州地方历史的重大事件，很多也不见于正史。苏州市方志馆藏有该志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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