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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正义:王覇之分在于人性的启发。...

 壶公评论 2011-06-18

孟子正义:王覇之分在于人性的启发。 

这篇文章见于儒学论坛,原题为《唐君毅:王覇之分﹐即有善教與無善教之分》。在这里以《孟子正义:王覇之分在于人性的启发。》为题转摘,只是在廓清一个问题:

如果说西方社会主要的是存在于宗教的愚昧之中,只有在近三百年中,才有启蒙运动以开发民智、民性。但是,在中国,启蒙却是始自远古而持之以恒。

只是,阴阳形态是不断转化的,西方社会突变的形态导致启蒙运动的巨大的成功,使民性得到爆发性的发出;而中国,持之以恒的寓启蒙于教育,却在一个野蛮民族入主中原后而断裂,重新沦于蒙昧。

当我们现在能够摆脱奴隶的状态,能够把一个野蛮部落强加于我们的愚昧抛弃,重新成为一个完善的人,我们回首我们的民族曾经作为人群的时代,去感受作为人的欢愉,孟子给我们的启发是显著的。

世人讨论大国崛起,大国又如何崛起?现代人注重于经济,其内在原因是我们曾经被他人掠夺得精光――穷怕了。

以经济而兴大国,自古无有,不必说春秋五霸,就是近代的两代超级大国,固然逐渐有了宏大的经济规模,但是它们的根源则在于一个启蒙性的文明,即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相对时期的中国并不贫困,但是在一个野蛮文化主导下的中国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所有而一穷二白。

人们应该在孟子的告诫中得到启发,大国崛起之点在于人性的启发,不明白这一点,大国崛起的祈望不过望梅止渴。

文中标题另拟,以作为标点矣。

关于君毅:

君毅(1909—1978) 四川宜宾人。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书香门第,接受过良好的旧学教育。曾就读于中俄大学、北京大学、毕业于中央大学哲学系。青年时代颇受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学术的影响。曾任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过江南大学教务长。1949年起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创办新亚书院,并兼任教务长、哲学系主任等职。1958年与徐复观、牟宗三、张君劢联名发表现代新儒家的纲领性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受聘为该校首任文学院院长和哲学讲座教授,1967年任新亚研究所所长。    

《唐君毅:王覇之分﹐即有善教與無善教之分》

1、孟子之言政,使人向上兴起其心志之义:

对孟子之言政﹐人论之者至多。吾今将说者﹐唯是谓孟子言政之精神﹐亦不外此使人向上兴起其心志之义。

孔子罕言王覇之辨﹐而恒教人君行王道。

王道覇道之分﹐在王者乃以德服人﹐而覇者则以力服人。

王者之于仁义﹐如「尧舜﹐性之也」﹐覇者之于仁义﹐则「假」之。

然孟子更言「王者之民﹐皡皡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尽心篇)

王者之政﹐在使人民日迁善。则王覇之分﹐即有善教与无善教之分。有善教而民日迁善﹐则人皆可自成其德﹐无善教则只有政而已。则王覇之分﹐有教无教之分也。

人或谓孟子言王者之政﹐唯是保民﹐使民依食足。此固不足以尽孟子所谓王者之政之义。「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则王者之政﹐固亦必有教﹐以使人远于禽兽也。

然无论王政覇政﹐皆能使人民有一心志之兴起。孟子言「覇者之民﹐驩虞如也。」驩虞乃人生命之欢欣鼓舞﹐即人之心志之兴起。此由于覇者之亦能用仁义以鼓舞人心志之故。然覇者于仁义﹐只是用之。用之即假之也。此乃视仁义为外﹐而效其行非其心志之自悦仁义﹐而由仁义行。故亦不能真使人民自悦仁义﹐而自兴起其心志也。进于霸者为王道。

2、孟子之言政:由仁义行为本:

王道依于王者之先实有一自悦于仁义﹐而由仁义行之心志之自兴起﹐更本之以兴起人民之心志。故孟子与梁惠王言王道﹐则首辨义利﹐以使其心自悦义。

孟子与齐宣王言王道﹐则言推恩而保四海﹐举此斯心以加诸彼﹐以使其心自悦仁。

孟子与齐襄王言王道﹐则由仁者之不嗜杀人﹐以言其能一天下﹐使天下之民﹐引领而望﹐如天作云下雨﹐旱槁之曲﹐皆浡然而兴。(皆见梁惠王章)是见由王者自身之生命中﹐心志之由仁义行而兴起﹐而以仁义之政兴民﹐使「沛然德教﹐溢乎四海」(离娄)﹐正孟子言王道之宗旨所在也。

此亦犹孟子之教学之为圣贤﹐亦必以自兴起其心志﹐由仁义行为本也。

3、孟子之言政:仁义兴国:

孟子之言王道之言﹐其要旨尚非教当时之大国之君﹐而在其教小国之君者。故孟子答滕文公之问者﹐其义最深挚。

滕小国也﹐地五十里﹐处于齐楚之间﹐事齐事楚﹐两皆未可。孟子滕文公及梁惠王两章﹐皆载孟子告滕文公之言。于滕文公为世子﹐而教之以道:

其一、

告之以舜学文王周公之事﹐又告之以礼﹐告之以仁政﹐告之井田之制﹐以使民有恒产之道﹔

其二、

更告之以「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

其三、再告之以如齐楚来攻﹐则当与民守之效死而愧去﹔

其四、更告之以庠序学校之教﹐「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

4、孟子与柏拉图观点之别:

孟子常言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孟子则对尝深寄望于五十里之小国之滕﹐以为其平治天下之所据﹐亦正类柏拉图之尝试建一理想之小国也。

然柏拉图之理想国﹐原为小国。而孟子则是以小国之政﹐可为王者之所取法﹐以平治天下﹐汤之七里﹐文王之百里﹐皆可以为平治天下之据﹐则滕小国亦未尝不可法尧舜汤文。人之异于禽兽者﹐初几希之微﹐扩而充之﹐则万物皆备于我﹐故小可大﹐而卑可升于高。学者之道如是﹐政治之道亦如是也。

孟子之所以言王者之可以数十里之地而起﹐在其信王者之必为人民所归往﹐此则由于孟子之信人民﹐皆原有向善之心。

王者起﹐天下之民必往而归之。尧舜禹之得天下者﹐以人民之朝觐者﹑讼狱者﹑讴歌者﹐皆归往之也。

文王为西伯善养老。「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之兴起﹐而亦能自兴起之人民也。

王者兴起﹐而「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也﹐兽之走圹也」(离娄)﹐而天下讴歌之﹐赞叹之﹐王业成而天下大悦。

孟子言君子之修德之要点﹐全在礼义之悦心。心悦德而乐德﹐德之至也。民悦王者﹐而安于王者之政﹐「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是为「天与人﹐人与之」。

故天未尝谆谆然命人为天子﹐昔日之天子亦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而唯人民之心悦而归往之﹐安于其所为之政事﹐能使王者得为王者也。孟子此义为汉儒所承。

董仲舒春秋繁露﹑班固白虎通皆言跷者为民之所归往而归心。安悦之而归往归心之政﹐政之至也。覇者之民﹐驩虞如也﹐固不如王者之民之皡皡如也。皡皡者﹐驩虞之充满﹐朱注所谓「广大自得」﹐天下大悦之谓也﹐若非驩虞之极﹐天下大悦而安之﹐又焉能「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哉。故孟子之言政治之理想﹐乃与民同乐﹐而至于天下安悦之政﹔亦犹其言君子之学﹐由悦归于乐﹐而论君子之必有三乐也。

(君毅〈孟子之言王者之政与民之兴起﹐及圣贤豪杰与王者﹑学者之兴起〉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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