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直接意义是人——教育的实践意蕴

平平网 201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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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直接意义是人

——教育的实践意蕴

【内容提要】时代又回到了实践年代，实践的涵义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的核心是善的活动，是人对人的活动，人对自己的活动，实践是一个伦理学概念。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岁月，实践又发展了新的涵义：人对社会的活动，人对自然的活动。没有伦理学教育是不可能的，因为教育实践必须是善的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对人的改造是直接的，教育对社会的改造、教育对自然的改造都是间接的。在社会发生分化的这个年代，教育的许多功能已经被社会新领域分担，强调教育实践的对象是人，是对本真教育的恢复。教育应该集中于人，不能对教育赋予过分的功能。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实践/活动/善/教育/

实践：伦理学意义

禅宗里面有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很能够说明“实践”的意思：

唐朝有一个得道高僧，在浙江西湖旁边的山里修行。他住在一棵大松树上，树上有鹊构巢上面，几十年他和鸟儿相安不犯，时人称他为“鸟窠禅师”。

白居易来杭州为刺史，听到鸟窠禅师的掌故，他对佛法亦有所知晓，于是前去领略。经过与禅师一番玄机对话以后，白居易颇有领悟，于是向禅师请教佛法大意。

禅师作答：“诸恶莫做，众善奉行。”

白居易认为这样的话太平常，就是三岁孩童都知道，又有什么稀奇呢？

禅师说：“三岁孩童皆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

白居易这才了悟，遂拜禅师为师。

我们教育人要做好人，做好事，似乎是老生常谈，实际上，越是老生常谈，那个境界越难达到。如果把人类的教育简单概括一下，大概就是“做好人，做好事”。这看起来很寻常的话，牵扯到伦理学的根本思想：善。善是人世间的最高概括。善，更是做出来的，也是说出来的。怎么做，怎么说，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视用眼睛，听用耳朵，言用嘴巴，动用手脚身体。或者说，人的眼睛是用来看的，耳朵是用来听的，嘴巴是用来说的，身体手脚是用来动的。然而，作为一个人，眼睛看什么，耳朵听什么，嘴巴说什么，身体手脚能够动什么，却大有讲究，如果说这些讲究决定着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都不过分。也就是说，尽管你有眼睛、耳朵、嘴巴和手脚身体，只有你的眼睛、耳朵、嘴巴和手脚身体，按照礼的规范运用起来，才有人的意义。而不是因为你有眼睛、耳朵、嘴巴和手脚身体，你就什么都去看、什么都去听、什么都去说、什么都去动。在做人的意义上，不是眼睛能看、耳朵能听、嘴巴能说、手脚身体能动，决定你是一个人。而是你怎么看、看什么，怎么听、听什么，怎么说、说什么，怎么动、动什么，才决定你是一个人。这个思想和古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竟然是一样的，亚里士多德说：“我们是先有了感觉而后才用感觉，而不是先用感觉而后才有感觉。但是德性却不同：我们先运用它们而后才获得它们。”[2]把这样的意思概括一下，那就是：只有做好事，才能说明你是一个好人。要想成为一个合乎礼的人，得先做好事，才能够说明你是一个好人。或者说，先做好事，才能够证明你是一个好人——用“做好事”这样的活动来证明你是好人，尽管你相信人性是善的，人性的善是实践出来的善，不仅仅是说出来的善。这和亚里士多德说的话“一个人的实现活动怎样，他的品质也就怎样”[3]完全一样，不过，孔子是从礼的意义上说的，亚里士多德是从德性和实践的意义上说的。

实践可能是用得最多的一个哲学概念，更是一个用得最不明不白的概念。在古希腊哲学中，正是实践概念把哲学从天上转到人世间，亚里士多德是实践(praxis)概念或者实践理论的建立者，后世的一切实践理论都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皈依。尽管实践概念很扑朔迷离，实践的伦理学意义或者善的意义，应该是我们坚持的，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更多地把实践鼓捣为对社会与自然的攫取，忘记了实践的本意是人对人的关系，是一种德性活动。教育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教育有一种向善的力量，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伦理学的这一重规定。没有伦理学，教育就是不可能的。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实践意义不是单纯的。

德性：实践的个性

德性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根本概念，这个概念却很不容易说清楚。此处不专门纠缠这个概念，只能把我国学者的理解简单介绍一下。如果不把德性概念大致说清楚，就不能理解实践。我国前辈伦理学家苗力田先生对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进行了概括：

德性(ar te)一词是从战神Arees派生出来的。拉丁语的对应词virtus的词干vir也是男子。汉语中的勇字从力以甬为声。可见从来以战斗求生存的人类，难免把在战斗中所表现的英勇气概当作首要德性。德性并非灵魂的专利，物体也同样具有自己的德性。因为德性就是可称赞的优秀品质。在古汉语中它相当于德字，不但将有五德：智、信、仁、勇、严，同时，鸡有五德，玉也有五德。由于现代汉语习于单字不成词，德性更为顺口些。它就是优秀品质，品质(heksis)是从所有(ekhein)的将来时词根派生出来的，人之所有为品质，物之所有为性质。heksis既可用于人，也可用于物[4]。

龚群先生进行了这样的概括：

在古希腊，德性这一概念把某种卓越的能力和道德品性都包含在其涵义里。德性(virtue)一词，希腊文为“ar te”，在词源学意义上，它表示人的某种技能、特长或功能，表明人能够做什么，是一种功能性概念。它既表明人的卓越(excellence)，又表明人的道德品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智、勇敢、节制、正义都是人的特有功能(心灵的德性)，人类的好生活就在于人的特有功能的发挥[5]。

廖申白先生有一句概括：

德性是使得一个事物状态好并使得其实现活动完成得好的品质[6]。

我曾经对德性在教育中的形成进行过讨论：

“德性是使得一个事物状态好并使得其实现活动完成得好的品质”，这一句话集中说明了德性的本质：它具有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三重意义，名词是先选择一个具体的德性，如“勇敢”，形容词是对这个名词的描述，如“勇敢”这个德性应该是好的(即善的)，也就是说德性是一个褒义词；动词是实现或者形成这个德性的过程，形容词则是对这个过程的描述，即培养人勇敢的德性、或者实现人勇敢的德性的这个过程，也应该是好的(亦即善的)。如在教育之中，我们教育学生要勇敢，这是培养或者形成德性的第一步，选择一个具体的德性(勇敢)；第二步则是在一个具体的、善的活动之中培养勇敢，如我们一般所选择的学生夏令营一类的活动。因为“勇敢”这个品质实际上在一些恶的活动之中也能够形成，如偷盗、抢劫[7]。

实际上，简单概括一下，实践应该是“正确的”活动[8]。亚里士多德说实践是“按照正确的逻各斯去做”[9]。之所以实践是正确的，是因为德性是“优秀品质”，实践本身就是合乎德性的活动，最后要达到德性的活动，也只有在合乎德性的活动之中，才能够形成人的德性。

实践是一种活动，我们可能会笼统地把一般的活动理解成实践，这却不然。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活动有深刻的理解：“人的活动是灵魂的遵循和包含着逻各斯的实现活动。”[10]逻各斯(logos)，我国学界多翻译成“理性”，也有学者把它和中国的“道”相比拟，从而使logos关于规律、理论、道的含义更多地流传了下来，我们常常说的“逻辑”(logic)就是从这个词转化来的。在古希腊，理性基本上是人性，或者是人的属性，或者是人性最高贵的品质，这样的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尽管其中发生了相当的变化。然而，人类对理性的追求，却是教育的社会意义，教育的社会意义集中在启蒙运动上，启蒙运动就是启蒙人的理性，或者用理性启蒙人类的愚昧。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从理性出发，使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从偏重感性到发展理性，从而形成具有现代化思想的人民。在根本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实践过程，现代化的根本德性应该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现代化教育就是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为思想的教育，现代化的公民就是具有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思想的人。那么，理性的意思又是什么呢？而理性又是“看”和“说”的逻各斯(logos)，理性的原初意义是一种“洞见”和“观看”，可以笼统地概括为：认识能力、反思与智慧[11]，那是用人类的智慧洞见人类历史的观看。

按照古希腊哲学家的意思，一切存在物都有活动，如植物和动物的生命活动，人的生命活动。“人的活动是灵魂的遵循和包含着逻各斯的实现活动”，则是对人的活动的特殊要求，也就是能够称得上是“人的活动”。动物和植物的活动，是不包含有逻各斯的活动，所以不具有实践意义。具有实践意义的人的活动，还不是一般的技术如木匠的手艺、音乐家的演奏技艺，因为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善，亚里士多德说：“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12]“如果在我们活动的目的中有的是因其自身之故而被当作目的的，我们以别的事物为目的都是为了它，如果我们并非选择所有的事物都为着某一别的事物，那么显然就存在着善或最高善。”[13]

木匠的手艺和音乐家的技艺本身，都不是最终目的，譬如，我们欣赏音乐并不是为了听音乐本身的节奏，而是由音乐把我们带到一个善的境界。当下青少年学习音乐美术，往往只是在一个技艺境界，并没有把自己升华到一个善的境界。这是当下教育的一大偏离——教育偏离了教育。

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实践的善的含义，和他德性的含义是一致的：实践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是善的，即实践的过程和实践的结果都是善的，这和我们一般理解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实践还不太一样。他说：“对任何一个有某种活动或实践的人来说，他们的善或出色就在于那种活动的完善。”[14]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学意义是实践的第一意义。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向善，那么，教育作为一种活动——一种改造人的活动，是把人向善的方向改造，这就在根本上规定了教育的性质，也规定了做人的性质：善。教育作为实践，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实践，这个实践是人对人的活动，不是人对人以外的对象的活动。

实践：人对人(人对自己)的活动为核心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涵义甚为复杂，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实践涵义，颇有不同。根据朱清华博士的研究，“在亚里士多德那儿，praxis(即实践)的意义也不是完全整齐划一的。主要有三种用法：

(1) 最广义上的praxis就是自然生物的生活和相应的活动。包括了人和动物的活动，并且推及表示所有的生命活动，生殖、营养、生长、醒、睡、运动等。

(2) 较广意义上用于指人的行为和活动，包括制造(poiesis)和沉思(theoria)，以及伦理和政治活动(praxis)。

(3) praxis在狭义上主要指伦理和政治生活。在这种意义上的praxis中，人是自由的，并从生活必需中解脱出来了。第二和第三种用法不能严格分开。”[15]

实践的含义一直在发生变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要是指人对人的活动，特别是人对自己的活动，不包括后来所理解的实践意义：人对社会的活动，和人对自然的活动。实践不是世俗的人的生活或者生命的终极意义，以活动为形式的实践最终追求的是沉思的生活。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将沉思的生活作为最高成就的。

在古希腊，“实践”一词最初是指最广义的一般的有生命的东西的行为方式。亚里士多德首先把这个“实践”变成一个哲学的概念。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把人的行为分为理论(theoria)、生产(poiesis)和实践(praxis)三种。与“生产”不同的是，“实践”趋向的目的不在自身之外，而就在其自身，其自身就是目的；而“生产”的目的却在它产生的结果，而自身不构成目的。与“理论”不同的是，实践活动总是在人际展开，不像理论的沉思是人独对真理。但在自身即是目的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论是最高的实践。从亚里士多德对人三种基本行为方式的划分来看，“实践”最根本的规定有二：一是自身就是目的；二是它不是人维持物质生命的生物活动和生产活动，不是人与自然间的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广义的伦理行动和政治行动。这与我国传统的“践履”意义上的“实践”概念颇为接近。“践履”或“践行”从行(道)而来(“行”既是过程又是目的)，一般总是指伦理行为和道德行为的实行，有过程的意义和自身目的的蕴含。没有人会把“挣钱”或“做工”和“实践”或“践履”联系在一起。……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区分实践与生产，是因为前者(实践)是摆脱了自然需要的真正自由的行动，而后者(生产)却正是为了满足生存的自然需要，是受制于自然必然性的行为。前者(实践)是人可以自由选择的行动；而后者(生产)却是由自然决定的。实践涉及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生产却只关心人的欲望与需要的满足。实践的对象是人事，生产的对象是物件。将实践混同于生产，其后果一方面是把人当成物；另一方面则是意义和价值将消弭于无形。这样，自由的领域将不复存在[16]。

当下的实践涵义，实际上包括了亚里士多德实践的基本涵义：人对人的活动，人对自己的活动。如当下讲的“交往实践”，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个实践的对象是人，而不是人以外的对象；当下的实践涵义，又把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实践涵义延续了下来：人对社会的活动，人对自然的活动，也就是实践的对象是社会，是自然，已经是人(特别是自身)以外的对象了。

教育作为实践，一般不直接改造自然，也不直接改造社会，因为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先改造人，被教育改造了的人，才能去改造社会，改造自然。那么，人对人的活动，应该是实践的第一要义，我们之所以要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弄清楚，可能主要是弄清楚这个意思，或者，恢复实践的这个要义，因为长久以来，我们似乎把这个要义抛弃了，或者，把实践中的人抛弃了。在这个号称以人为本的时代，教育实践要重新回到人对人的意义上来，也就恢复了教育的本真：教育就是教育，教育不是其他什么活动，教育是教育人的活动。

社会分化是当代社会的特征，社会出现了许多新领域，因为这个社会逐渐要形成公民社会。那么，社会的传统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就会被社会的新领域分担，我们不可能再给某一个领域赋予太多的功能，相反，有些领域的传统功能反而要消失了，而转化到其它社会领域。如中国古代教育有“养老”功能，现代教育已经没有了这个功能，“养老”功能已经转化到社会福利事业上去了。随着中国老年化的到来，“养老”功能会成为社会的一个经济手段。传统教育的“化民成俗”功能也被社会的政治、文化等领域承担起来了，因为传统教育的根本社会意义是教化，而现代教育的意义是人们普遍的生活方式——既是青少年当下的生活方式，也是青少年通过教育才能生活的生活方式，而传统教育只是极少数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实践的“人对人的活动，人对自己的活动”这一核心要义，应该使我们知道教育不能被人们任意赋予功能，教育的根本功能是针对人，教育对社会的改造、对自然的改造是间接的，对人的改造是直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