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文研读　经典原文 9

课文研读　经典原文

《日知录》三则

 

文化背景

 

梁启超在其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讲到清代学术思潮时，将其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认为清代学术思潮的兴起，是“对于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并说“当此反动期而从事于‘黎明运动’者，则昆山顾炎武其第一人也”。虽立论激越卓绝，也不无根据。

 

北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全盛时期。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使得封建统治阶级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武器来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魏晋以来玄学的兴起，佛学的繁盛，对传统的儒家学说冲击很大，迫使一些学者研究佛、道思想，引申、发展儒学观念，由此形成理学思潮。理学家批判地吸收了某些禅道思想，普遍关心天道、心性等问题，或者把儒家的纲常伦理原则奉为天理（程朱理学），或者认为人心即理，良知即理（陆王学派），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哲学。明清时代，科举考试题目出自儒家经典，也沾染上了理学的味道。

 

顾炎武生于明末，深切地感受到国破家亡的痛楚，坚决反对满清入主中原，积极参加反清复明活动。嗣母王氏绝食而死，临终嘱他“无仕异代”，他终生遵之。当大势已去，恢复无望之时，他则洁身自保，多次拒绝清廷的诏举，以死为誓，不复出仕。在痛苦的反思中，他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两个不同的概念，他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认为，“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的责任，可以推到国君大臣等“肉食者”身上，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渊源。

 

以天下为己任，是顾炎武治学的出发点。他清醒地认识到理学崇尚空谈的危害，提出了“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与施愚山书》）、“经学即理学也”（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的思想，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反对理学的离经叛道。他认为，舍弃经学而谈论理学，邪说遂起，流为禅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与施愚山书》）他在《日知录》中专门著文，揭露理学的弊端。如他赞同宋朝哲学家黄震对心学的斥责：“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即心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在《朱子晚年定论》中，他还引用当时大学者王世贞的话，道出了理学末流的丑态：“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

 

顾炎武反对理学家一味推崇形而上之“道”而轻视形而下之“器”，他以孔子学琴的故事为例，说明“非器则道无所寓”，就是说，“道”要借助“实体”来表现。所以，他治学弃华就实，不为空言。举凡典章制度、郡邑沿革、天文仪象、河漕兵农、赋役屯田、军事边防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领域，都是他关心的焦点。这充分体现在他的力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两部巨著之中，而后者为作者积三十多年精力著成，尤为精湛。

 

顾炎武治学，并非纸上谈兵，亦且身体力行，注重实际调查。他晚年流寓秦晋之间，每出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他怀抱经世之才，不愿为统治者所用，常常自己“小试”一番。他曾垦田于山东，畜牧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累致千金。曾慨然叹曰：“使吾泽中有牛羊千，则江南不足怀也！”他漂泊北地25年，最终客死异乡。然其生活所资皆赖自我操持经营，财力有余，无需乞求，可见其非凡的经济才能。

 

 

 

内容理解

 

课文节选的《日知录》三则，并见于该书卷十九，集中体现了他关于作文、著述及立身处世的观点。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须有益于天下》为《日知录》卷十九的开卷之作，具有开宗明义的意味。作者先从正面立论，一口气说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之间”的四个理由，即明治乱之理、纪政治得失、察民间隐情、彰美德善行。这四个方面，可谓层次分明：“明治乱”是阐明为政理论，“纪政事”是记录为政事迹，“察民隐”是体察民心，“乐道人善”是体悟人情。执笔为文，若能有以上功用，才称得上“有益于天下”，这样的文章，才可以多多益善。这种观点，是作者一贯坚持的。他在《日知录》卷六《致知》一条中旗帜鲜明地表述了他的格物致知思想，认为格物致知的要义是“当务之为急”。又在《与人书》（三）中，倡言“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明了这些，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作者在下文中所作的反面陈述。如果写文章涉及“怪力乱神”的内容，或者是荒唐无稽之论，或抄袭剽窃，或阿谀奉迎，于人于己都是有害的，这样的文章，多一篇就“多一篇之损矣”。对于无益之文，作者也从四个方面列举其弊端。

 

“怪力乱神”，是孔子讳言之事。《论语·述而》中有一句孤零零的话，为“子不语怪、力、乱、神”。怪，指怪异之事；力，指勇力之事，如乌获力举千钧之类；乱，指悖乱之事，如臣弑君、子弑父之类；神，指鬼神之事。《论语·先进》中，南宫适问及古代神话传说中“羿善射，奡（古代的大力士，传说可以陆地行舟）荡舟，俱不得其死”的事，孔子“不答”；《论语·先进》中，子路问事鬼神，孔子断然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死”，孔子又斩钉截铁地说：“未知生，焉知死。”顾炎武首先把写“怪、力、乱、神”之事的文章斥为“无益”，表明了他正统的儒家思想。

 

“无稽之言”，指清谈之类，尤其指当时清谈的新潮流──心性之学。作者在《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一条中，举西晋王衍清谈误国的例子，来警示“今之君子”。王衍，字夷甫，西晋大臣。他身居宰辅之位，“不以经国为念”，“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之事”（《晋书·王衍传》），所言义理，随时更改，时人称之为“口中雌黄”，是清谈误国的典型。作者在这一条中还写道：“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并批判清谈之人不学无术，即“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在《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中，作者直接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心性之学，说古有“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王介甫，即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字介甫），他执政其间，推行他所著的《三经新义》，致使“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其义”（《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王伯安，即王守仁（字伯安），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人的良知就是天理。理学脱离实际的空谈，引领当时的知识界背弃经典，不重实用，使读书人在家国危难之时难堪大用，也可以说是误国误民的表现。

 

至于反对“剿袭”，顾炎武深受家学影响。他在《钞书自序》中引用其叔祖（嗣祖）的话说：“著书不如钞书。……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假设班固改《史记》，朱熹改《资治通鉴》，肯定都不如原书好。可是，“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如得宋人书一卷也”。这种观点虽然过于极端，有是古非今之嫌，却也道出了时弊，同时表明顾氏家族朴厚的学风。顾炎武青少年时代，常以钞书为课，为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天下郡国利病书序》）。他在《日知录》卷十八《窃书》一条中，更为激烈地说：“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

 

至于“谀佞之文”，是指多溢美之辞的书序铭状等应酬文字。顾炎武曾说“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如果只作《原道》《原贤》《争臣论》等政论文章，不写碑志表阡一类的“谀墓之辞”，那真可以称之为泰山北斗了。他为了拒绝别人请托写铭状之文，竟在家里悬牌明示，可谓“绝情”。他的好友李中孚再三请他为其母作传，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认为这是“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与人书》十八）。《日知录》卷十九还有一条为《书不当两序》，指出时人著书，为了博得文名，请人写序多至两序、三序甚至四序，实在是过于虚荣。由此，顾炎武模仿孔子的口吻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序。”

 

据以上分析可见，作者虽然立论为“文须有益于天下”，却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论述，而且把重点稍稍落在了对写无益之文的批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