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孤忠 无仕异朝 顾炎武，江苏昆山人，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生。初名绛，学名继绅，字忠清。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兵南下，为敬仰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他更名炎武，字宁人。顺治七年，为避害曾化名蒋山傭。因家乡有一亭林湖，故人称亭林先生。 昆山顾氏，为“江东望族”，官宦世家，至炎武父辈家道中落。父亲顾同应，母亲何氏，生子五人，炎武是次子。在他很小时，就过继给嗣祖顾绍芾。嗣父顾同吉早卒，由嗣母王氏抚育。王氏受过良好教育，非常勤奋，“昼则纺绩，夜观书至二更乃息……尤好观《史记》、《资治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并经常给顾炎武讲刘基、方孝孺、于谦等人的事迹，对顾炎武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顾绍芾博学多闻，留心时事政治，他对明王朝日趋没落的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次，他指着庭院里的草根对嗣孙说：“尔他日得食此，幸甚！”在他的指导下，顾炎武阅读了《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也读过《孙子》、《吴子》等兵书。他教诲顾炎武说：“为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后来顾炎武提出的“经世致用”实渊源于此。 顾炎武十四岁正式入学，性情耿介，很有志向，与同乡归庄最为相好，并与他一起加入了政治性学术团体“复社”。经过十四年的寒窗，顾炎武在科举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对于功名举业逐渐淡薄。他日益发奋读书，研究实用之学。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遍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这些资料为他日后编写卷帙浩繁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做了准备。 甲申（公元1644年）之变，顾炎武闻讯后作《大行哀诗》，对于崇祯皇帝之死深表哀痛。清兵入关，明凤阳总督马士英等在南京迎立福王朱由崧，建立第一个南明政权。顾炎武受昆山县令杨永言的推荐，被福王政权授予兵部司务的职务。清兵攻陷南京后，顾炎武与归庄、吴其沆等在苏州、昆山参加了可歌可泣的抗清斗争。昆山城陷，死难者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祸于常熟，王氏闻城陷，绝食十五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国恨家仇，嗣母遗言，使顾炎武终生保持了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 南明福王政权败亡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遥授顾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此时顾炎武母丧未葬，没有应召赴任，但与唐王政权保持着秘密联系。后来，顾炎武曾亲赴海上，又因道路阻隔，未能再次投入抗清斗争。在此期间，顾炎武非常关心抗清形势的发展，并且写下了许多首追悼死难烈士、感慨国家兴亡的壮丽诗篇。顺治七年（1650），为了躲避仇家的陷害，顾炎武伪作商贾，化名蒋山傭，遍游沿江一带，观察时局的变化。顾家原有仆人陆恩，见顾家衰败，叛投豪绅叶方恒，并且要以通海罪告发顾炎武。顺治十二年，顾炎武捉到陆恩，将其投入水中淹死。陆恩的女婿复投叶方恒，买通地方官吏，把顾炎武拘入私室，欲陷之于死地。顾炎武幸得好友帮助，才得脱离虎口。以后，顾炎武又在南京太平门外被叶方恒派遣的刺客击伤，因遇他人相救幸免一死。在地方豪绅的迫害下，顾炎武见江南已难容身，于是准备北上山东。他的好友归庄作文饯其北上，《序》中写道： 宁人之学有本，而树立有素，使穷年读书山中，谁复知宁人者？今且登涉名山大川，历聘六国，以广其志，而大其声施焉。知今日困厄，非宁人行道于天下之发轫乎？ 顺治十四年，顾炎武只身北上，开始了终其后半生的漫游生活。在二十五年间，他遍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广大地区，所到之处，即考察山川形势，广交豪杰师友，“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所雇从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他曾考察了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黎、蓟州等战略要地，“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他先后写成《营平二州史事》和《昌平山水记》等著作，总结宋代以来不了解营、平、滦三州的地理形势和战略地位，以致于争地构兵而亡天下的历史教训，为后人提供借鉴。 在长期的漫游生活中，顾炎武结识了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他与他们切磋学问，砥砺风节，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他在《广师》篇中写道： “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技，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 顾炎武在学术上取得很大成就，与他的广交师友，虚心请益是分不开的。 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政权败亡，抗清斗争转入低潮。顾炎武已知反清复明难以成功，于是专心于笃志经史，勤勉著述，“以待后王，以待来学”。他还曾经与李因笃一起，在雁门关之北，五台山之东，应募垦荒，积资待时，希望能够像后汉的马援、杜子春一样在边地立业。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顾炎武的朋友吴炎、潘柽章受庄家《明史》案的株连，被清廷所杀。顾炎武怀着满腔的悲愤，在旅程中遥祭亡友。他在诗中写道：“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对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表示强烈的义愤，对死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后来他又在《书吴潘二子事》一文中，详细记述了庄家《明史》案的始末，对吴、潘二人的史才和德行给予高度评价，并且特别颂扬了他们在刑讯时所表现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精神。康熙七年，顾炎武本人被黄培诗案牵连在内，他闻讯后星驰赶赴济南，力辩原告姜元衡是以奴告主，捏造证据，诬陷别人。顾炎武被监禁七个月，后因李因笃等人的营救，才得出狱。他在《赴东》诗中感叹：“苦雾凝平皋，浮云拥原隰”，“所遇多亲知，摇手不敢言”，可见当时情势的险恶。 在满清政权的文化高压政策下，顾炎武“退而修经典之业”，“穷经以待后王”。他编著了《音学五书》和《日知录》两书。《音学五书》于康熙六年开刻，此书纂辑了顾炎武三十余年研究音韵学的成果，共三十八卷。其中《音论》三卷，“审音学之源流”，是全书的总纲；《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考订了《诗经》和《周易》中的音韵；《唐韵正》二十卷，考察了从春秋战国至唐宋以来的音韵变迁；《古音表》二卷，厘析古音为十部，列表加以说明。顾炎武在同李因笃论音韵流变的书信中说：“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这一观点开启了清代乾嘉学派注重音韵训诂学风的先河。《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治学的结晶。他在此书的《自纪》中写道： 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 康熙九年，《日知录》初刻本八卷问世，康熙十五年增改为二十余卷。今本三十二卷是潘耒在顾炎武逝世十三年以后刊刻的。其中前七卷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论政治，十三卷论风俗，十四、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十七卷论科举，十八至二十一卷论艺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考证旧事，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少数民族，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 值得注意的是，在康熙十五年，即顾炎武撰《初刻日知录自序》之年，他曾写信给黄宗羲，对《明夷待访录》给予极高的评价：“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②信中还说：“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这使我们知道顾黄两人的政治倾向颇多相同。 顾炎武深受嗣母王氏“无为异国臣子”遗言的影响。康熙十年，清廷开明史馆，内阁大学士熊赐履招请顾炎武参加，被他严辞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康熙十七年，清廷设博学鸿儒科，征举海内名儒，阁学叶讱庵和侍讲韩慕庐要推荐顾炎武应征，他再次表示“无仕异朝”，“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并且决定从此以后绝迹不至北京。次年，叶讱庵任明史馆总裁，又招请顾炎武入史局，他回信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顾炎武的三个外甥（即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都在清廷做高官，号称“昆山三徐”。在他们没有发迹时，顾炎武曾经帮助过他们。徐氏兄弟一门鼎贵之后，多次给顾炎武写信，为他买田置宅，要迎请他南归，而顾炎武却拒绝前往，宁可在异乡过清苦的生活。他还曾经给他的学生潘耒写信，让他“不登权门，不涉利路”，不去充当徐乾学的门客。 顾炎武晚年定居于陕西华阴。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然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 由此可知，顾炎武在晚年仍然没有放弃反清复明的希望，他在陕西华阴定居即寓有观察时变、待机而动的深意。康熙十九年，顾炎武六十八岁，在这一年的元旦他作一对联：“六十年前，二圣［明神宗、光宗］升遐之岁；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这一对联也可为顾炎武晚年的心境作一印证。 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顾炎武不顾年迈体衰，仍然来往于陕西、山西之间。八月，在山西曲沃患重病。次年正月初八，顾炎武上马失足坠地，呕泻不止，初九日辞世，享年七十岁。 经世致用 民主意识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贡献卓著、影响深远的伟大学者。他一生著述宏富，在经学、史学、音韵学、地理学、文学等领域都有重要的建树，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提出了许多积极进步的主张。他的学生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说： 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 顾炎武一生治学的方向可以用“经世致用”来概括。基于这种思想，他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造成的恶果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他对王阳明的心学更是攻击不遗余力：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今日，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 顾炎武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流祸。他以“拨乱世，反诸正”为己任，提倡穷六经之旨、急当世之务的实学，这在当时起到了转变一代学风的作用。他还曾说：“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顾炎武用“古之所谓理学”即经学同宋明理学相对立，并且提出读经应自考文、知音开始。这一观点被清代许多学者所接受。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说：“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是顾炎武和黄宗羲开启了先河。实际上，顾炎武所提倡的经学绝不仅仅是训诂考证，而是同“当世之务”紧密联系的。潘耒序《日知录》就曾指出：“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清代诸儒受到清政权的文字狱威胁，退回到故纸堆中，专治训诂考证，正如梁启超所谓：“只算学得半个亭林罢了”。 顾炎武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和假道学先生们的寡廉鲜耻，明确地提出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两大宗旨。他说：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 顾炎武把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联系起来，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都是为了经世济民。宋明理学造成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流弊，道学先生们“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后来竟有一部分堕落成“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无耻之徒。顾炎武对这些深恶痛绝，他认为清谈可以亡国，“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他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大宗旨，一方面是对宋明理学的针砭，另一方面寓有通过严格读书人的操守而振奋国民精神的深意。顾炎武一生躬行实践了自己的主张，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给后人树立了楷模。 顾炎武在宇宙观上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他在解释《易传》中的“游魂为变”时，引用了张载和邵宝的话。张载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邵宝说：“聚而有体谓之物，散而无形谓之变……是故聚以气聚，散以气散。”顾炎武接受了这些观点，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这就坚持了世界是物质的，精神是物质所产生的唯物主义哲学命题。他在解释《易传》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时，也提出了“非器则道无所寓”的正确观点。顾炎武一生注重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考察，虽在哲学问题上没有做过系统的论述，但对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还是有所继承的。 顾炎武批判宋明理学“用心于内”的方法是“近世禅学之说耳”。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外向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顾炎武治学有两大特点，一是注重实地的考察，一是重视书本知识的积累。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说： 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检讨，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 顾炎武的一生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的《日知录》、《营平二州史事》、《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等著作都是实地考察和书本知识相互参证，认真分析研究以后写成的。顾炎武把写书比作“铸钱”，他鄙弃抄袭古书，改铸古人的旧钱，他认为正确的方法是自己去“采山之铜”。顾炎武重视典章文物、天文地理、古音文字、民风土俗的考核。凡立一说，必广求证据，反复辨析，常用归纳法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对于清代朴学方法的形成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顾炎武曾说过：“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明道”与“救世”在他看来是相互联系而不可分的两个步骤。顾炎武的学术领域非常广博，他在经学、史学、地理、音韵、词章和金石文字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这些成就不是与他的政治思想相脱离，也不是为他的政治思想作掩护，而是与他的政治思想密切结合。例如，他著《音学五书》，考证古今音韵的流变，希望“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这同他著《日知录》一样，都是为了“跻斯世于治古之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顾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这一方面说明顾炎武的思想没有摆脱“法古用夏”的局限，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所谈的“经世之务”是与清政权的统治相抵触的，在“法古用夏”的形式下包含着积极进步的内容。 顾炎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批判。他说： 方今郡县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何则？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焉得而不穷？国焉得而不弱？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很明显，顾炎武所说“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其批判的锋芒是指向君主专制的。他所说君主专制是民生日贫、国家日乱的根源，与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指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同样表现了明清之际的有识之士通过总结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在政治思想上已有所觉醒。顾炎武认为君主专制的弊病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了不得不进行改革的地步。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即地方自治，向君主分权，把“辟官、莅政、理财、治军”四权归于郡县。 顾炎武发挥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以此作为批判君主专制的武器。他说： 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夺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 顾炎武认为，君与臣都是为民而立，他们取得俸禄都是因为有管理之责，行代耕之义，因此，君与臣“一也”。在这里，顾炎武突破了君尊臣卑、君贵民贱的传统观念，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君臣平等的思想。他还反对君主有“绝世之贵”，取“无事之食”，他认为君主的“自尊”和“自奉”是造成权力争夺、政治不稳定的原因。顾炎武的这些思想见解与黄宗羲的很相似。 顾炎武把“国”和“天下”区分开来。如有一段名言：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显然，顾炎武所说的“国”是指一姓一氏的“私天下”，而同它相对的则是包括天下人民利益在内的“公天下”。顾炎武认为，朝代的更替是君与臣统治阶层的事，而道德的存亡关系到天下人民的利益，因此每个人都应负起责任。他还说： 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华裔（夷）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这段话与吕留良在《四书讲义》中强调“华夷之防”大于“君臣之伦”，可以说是异口同声。把这段话同前面一段话相参照，可知顾炎武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看得最为重要，而对传统儒家的“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做出了否定，对君主政权存在的合理性表露出怀疑，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渗透了民主的意识。 顾炎武抨击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说它败坏人才有甚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他还指出，“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当时的生员有五十多万，由于这些生员户的赋役和科举考试的费用都转移到人民头上，所以“病民之尤者，生员也”。他大声疾呼：“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他主张改革以八股文取士，让读书人把在八股文上所花的功夫“用之于经史及当世之务”；他还主张广开才路，用选举之法，“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思想。 顾炎武早年参加“复社”，受到过“裁量人物，訾议国政”的东林余风的熏陶，因此他很重视“清议”的作用。他认为，社会风俗的邪正关系到天下的治乱，而“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他主张“存清议于州里”，“进乡评以扶国是”。他还针对孔子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提出反命题：“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他的“清议”思想主要是指重视社会舆论的作用，而没有提出建立议政机关的思想。与他同时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即把学校作为议政的机关，这比顾炎武的思想要胜过一筹。但是，顾炎武的“清议”思想与黄宗羲的思想一样，尽管带有历史的局限，但都包含着民主议政的思想萌芽。 文化巨人 思想大家 顾炎武生活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时代。封建社会的没落，资本主义的萌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锐，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丰富画面，也为产生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文化巨人提供了一个风雷激荡的学术环境。顾炎武的思想来自时代的启迪，同时又受到时代的局限。 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顾炎武记录了明代中后期社会发展的方向，如长江中下游一带“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末富居多，本富益少……贸易纷纭，铢求刻核”。他对这些虽不能深刻理解，但却承认“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是人之常情。他说：“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②他主张把开矿的权利下放到郡县，说“县令开之，是发金于堂室之内也”，“则唯主人有之，门外者不得而争也”。③这些都多少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意识。他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把生财治人之权归于郡县，这种政治上的民主改良是有其背后的经济原因的。 顾炎武由于阶级的局限，对明末农民战争是坚决反对的。但他身处乱世，大半生过着客旅生涯，“足迹半天下”，较多地接触到当时社会的实际，对劳动人民的苦难有一定了解，并抱有深切的同情。他认识到封建统治者的繁重赋税是“穷民之根，匮财之源，启盗之门”，他感慨“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为此曾说： 张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与达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 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使顾炎武能够针对当时社会的弊病，提出减轻赋税和开矿兴利、“利尽山泽而不取诸民”等改良措施。他的“厚民生，强国势”的思想带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 明朝灭亡，八旗铁蹄南下，亡国之痛，败家之仇，使顾炎武的思想不能不产生强烈的震动。顾炎武同当时许多进步的思想家一样，在经历了晚明鼎革之后，痛定思痛，开始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痼疾和明朝灭亡的原因进行反省。顾炎武指出“郡县之失，其专在上”，触及到君主专制这一妨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政治赘瘤，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是明清之际，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毕竟还很微弱，顾炎武后半生所北游的地区更是农业经济和宗法势力十分强大的地区。这使得顾炎武虽然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弊病，却不能够认清这种制度的经济根源和阶级基础，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正确途径，而只能在“三代之治”中寻求救世的药方。顾炎武主张地方自治，向君主分权，这在当时有进步的意义；但他提出在郡县设立世袭官僚，在村社借重强宗氏族，明显地暴露了在他的思想中“死的拖住了活的”。 顾炎武认为，宋明理学“空谈心性”所造成的“经生之寡术”、“士大夫之无耻”，是朱明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提出“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这在当时起到了转移学术风气的作用。但他把“当世之务”和“六经之旨”联系在一起，就使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顾炎武的“博学于文”，比起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当然是扩大了知识的范围，转换了认识的角度；但他的“博学于文”又以“好古敏求”为基本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遮蔽了人们的眼界。顾炎武重视对典章文物、地理沿革、音韵流变以及租赋、盐铁、科举、军事、风俗等等的考察，他研究历史固然是为了“鉴古以训今”，但有时候也不免流于烦琐和迂阔。例如，他审音学之源流，希望“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就确有食古未化的毛病。另外，顾炎武对“当世之务”的理解也还比较偏狭，他曾说： 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是之谓止。知止然后谓之知至。君、臣、父、子、国人之交，以至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之谓物。……以格物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末矣。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他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仍然偏重于道德礼教，因而与宋明理学还没有严格地划清界限。他的“博学于文”也较多地限于社会知识的领域，而对自然科学则比较轻视。 顾炎武始终不与清政权合作，是与他恪守嗣母的遗言，终生抱定反清复明的志向相联系的。他在辞入史馆给叶讱庵的信中写道：“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其原因就是因为嗣母有“无仕异代”之言在先。顾炎武一生曾六谒孝陵，六谒思陵，充分表现了他的遗民孤忠之心。忠孝观念是顾炎武不与清廷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华夷之防”的传统观念在顾炎武的思想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也给他的民族气节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当然，这些历史的局限仍不足以掩盖顾炎武人格的伟大和思想的光辉。 顾炎武的学术成就和政治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但开有清一代学风，而且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也从他那里吸取了精神力量。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