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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包拯铁面清廉 宋朝清官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即今天的安徽。他生于乡村农家，5岁识字，13岁读完《四书五经》。农忙时下田做农活，农闲时寄居在古庙钻研学问。特别对儒家治国安邦的思想和历代清官贤臣的事迹有兴趣。28岁考取进士，但他信守“父母在，不远游”，直到36岁才正式出任知县。任上因断了一个奇案而声名远播。38岁升任知州，累迁监察御史。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等，再次入朝后，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 景祐三年，即1036年，包拯任天长（今安徽天长）知县。他公正地断了好多积案，博得了清官的好名声。不久，升任端州知州，就是今天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出产一种名砚，是朝廷钦定的贡品，中国文房四宝之一。以往在端州任职的知州，总要在上贡朝廷的端砚数目之外，再多加几倍，作为贿赂京官的本钱。包拯上任后一改陋习，决不多收一块。离任时，就连他平时在公堂上用过的端砚，也造册上交了。后来，包拯升任，离开端州，他的船在羚羊峡口遇到一阵奇怪的大风雨，他亲自下舱检查，发现船舱里私藏了一块端砚，这是当地百姓悄悄送给他的。包拯默默地将那块名贵的端砚丢入江心。民间传说，那里有一个名叫“墨砚沙”的沙洲，就是当年包公掷端砚的遗迹。 皇祐二年，即1050年，包拯升任天章馈待制，成了一名谏官。他以唐代著名谏官魏徵为师，对朝政发表许多意见，让皇帝在许多重大的决策中避免了严重的失误。他的奏章朝廷多采纳施行。当年九月，大涝之后天气放晴，仁宗皇帝认定这是吉兆，除了在京城举行祭祀天地的盛大庆祝外，还下诏大赦天下罪犯，给所有文武百官每人晋升一级。这就是所谓“覃（tán）恩”。包拯对仁宗说，罪犯服刑，那是对他们以往犯下的罪行所给予的惩罚，怎么可以因为洪水退去而减轻对他们的惩罚呢？至于官员晋升，更是要考核他们的政绩。假如随便升迁，对那些确有政绩的官员不是太不公平了吗？以后谁还会勤勉地为朝廷出力呢？ “三司使”张方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假公济私。有一次，东京城一个名叫刘保衡的商人，开了一间酒坊，经营不善，欠下官府的小麦，折合现钱一百多万贯，他一时拿不出，张方平下令刘保衡变卖家产抵偿欠债，同时，又趁人之危，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了刘保衡的家产。包拯获悉之后，大为震怒，认为张方平作为朝廷命官，却利用职权，巧取豪夺，罪不容恕，于是上书皇帝，参了张方平一本。张方平因此被罢了官。 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利用职权，贩卖私盐一万多斤，这在宋代是一项很严重的罪行。案情揭发后，张可久被送交大理寺审理。按法例，贩卖私盐的罪行轻重，是依照查获私盐的数量来定刑的。数量越多定罪越重。张可久非常狡猾，每次贩卖私盐，数量虽多，但是转手迅速，从来不留仓储，被查获的数量并不多。大理寺在判刑时，也无计可施。包拯主张不能过分拘泥成法，要严判张可久。他说，张可久身为转运使，竟然目无法纪，公然贩卖私盐，这种罪行不能等同于一般老百姓，必须重判。在他的建议下，张可久受到严厉惩罚，被流放到边远的荒蛮之地去了。 王逵是出名的绘吏。他在出任地方官时，横行不法，随意增派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仅其中一次就多收了三十万贯。他把搜刮来的钱财，大量贿赂京官，谋取私利。他的吏治手段非常残忍，并且随意杀害百姓。在他任湖南路转运使时，百姓闻风逃散，纷纷躲藏到深山密林的洞穴里，逃避迫害。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可是他受到朝廷宠信，官运亨通，甚至升到淮南转运使的高职。包拯为民请命，七次上书朝廷罢免王逵，有一次他在皇帝面前慷慨激昂，力陈利害，甚至无意之间把唾沫喷到了皇帝的脸上。在包拯的不断弹劾下，王逵终于被罢免了。 嘉裕六年，就是1061年，任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包拯清明廉洁，受到上司重视和世人称赞，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包拯对自己总结是：“披肝沥胆，冒犯威严，不知忌讳，不避怨仇”。包拯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臣，他的故事早在北宋时期就在民间流传。包拯为官清廉、言行一致、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形象深入人心，特别是他嫉恶如仇、执法无私、为民请命的精神，千百年来获得无数民众的好感和钦佩，是老百姓敬仰、崇拜的少数几个大清官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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