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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代科举考试取士：南方人数迅速增加
唐代应科举的人士为两类：一类是出身官学的生徒，一类是出身私学的乡贡。其中由乡贡人仕的人较多。唐代南方应科举人仕的人数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以福建为例，唐代最早登进士第的是薛令之，“闽中长溪人，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及第，累迁左庶子”。之后，福建未有进士及第的记载。直到“安史之乱”后的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才有另一位叫欧阳詹的再度登第，前后相距近百年。这之后，由于南方教育得到发展，福建科举入仕人数急剧增加，史载“盖七闽之地，自欧阳詹、王棨为之倡首，相继登上第，遂盛于时云”。又如湖北的荆南有进士及第也是在中唐以后，“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蜕舍人以荆解及第，号为破天荒。尔来余知古、关图、常修，皆荆州之居人也。率有高下，连登上科”。刘蜕在大中四年（公元 850年）及进士第，关图、常修等人与他的景况相同，都是由贫寒而及第。再如江西的情况也类似，当时卢肇在武宗会昌年间（公元841年左右）登进士第，由于他来自稀出举子的江西袁州，还遭受别人的奚落。“卢肇初举，先达或问所来，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举人耶?’肇曰：‘袁州出举人，亦由沅江出龟甲，九肋者盖稀矣。”这些史料印证了南方在社会变迁环境下，文化教育得到较大发展的事实。
由以上分析可知，唐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北盛南衰的态势已被打破，南方开始了迅速的发展。到唐末，南方经济发展已经明显超过北方，在文化教育上，则呈现出南北相对平衡、南方稍具优势的形势。
（四）宋代南方私学最为兴盛：中国文化重心已迁居于南方
“靖康之难”不仅使北方遭受到极大破坏，南方也受到摧残。宋室南渡之后，人才聚集于南方，在已有的物质和经济基础的支持下，南方逐渐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的重心，北方文化由此衰微。史载“宋室南渡，不惟文人学者从之而南，即将帅武人之生长西北者，亦多居于南方。举各地优秀之人，皆居江、淮以南，宜江淮以北之民族，逐渐退化也”。顾炎武对此也有论述，他说：北方遭遇金、元时期的战乱，在文学修养上不及南方了，北方人“求其习比偶、调平仄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无所通者，比比也”。他指出，“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认为北方文化教育已大大落后于南方。我们从宋代的书院发展、私人刻书、科举取士的情况来看这一现象。
1、宋代书院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
书院是私学发展规范化、制度化阶段的重要类型，是宋代最有特色的私学教育形式。北宋时期最著名的六大书院有4所在南方，即：白鹿洞书院（江西）、岳麓书院（湖南）、茅山书院（浙江）、石鼓书院（湖南）；而北方仅有嵩阳书院（河南）、应天书院（河南）2所。又据《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一文统计，宋代书院共203所，分布在南方的就占了95％强（其中74％强处于长江流域，21％强位于珠江流域），而北方仅占3．5％。
李国钧主编的《中国书院史》一书登录的宋代书院共714所，是比较全面的数字。这些书院既有官办书院，也有私立书院，但绝大部分是私立书院。从这714所书院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私学的发展形势，也可以看出文化重心南移的态势。
从地域分布看，宋代书院大都分布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海南、贵州、香港等14个南方省区；北方则仅在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等5个省区有书院存在。从数量上看，南方书院数量最多，占绝对优势。具体情况见表5。
表5 宋代书院的数量及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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