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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封建国家难以逃脱的千年噩梦—历史周期率”的原因 “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乃至国家，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对历史周期率下的定义。在中国几千年浩瀚、璀璨的历史长河中，王朝的交替更迭，帝国的兴起又亡；任何一个王朝都难以长期的兴盛下去，最终都要无奈的被迫走下历史的大舞台。所有的王朝都无一例外的无法逃脱这千年历史的诅咒—历史周期率。 昔日的秦王扫六合，一统天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何等的壮哉，但最终二世而亡；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是何等的气魄，奠定了中国的主体，但最终外戚豪强所覆；大唐王朝万国来朝，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但最终被藩镇势力所灭……这些王朝开创之初都是非常有活力有生气的，但最终都难以长期兴盛下去。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其原因概括起来讲就两句话—皇权不断强化，君主愈加专制。那些封建王朝都一个个无法逃脱历史周期率的诅咒，最终都规避不了覆亡的厄运，是由封建王朝的本质特点所决定的。 封建王朝或封建国家说到底是家天下，是封建帝王个人的私有财产，这就将决定了其不可能允许有其他人或集团来分他的私有财产，那么他就必须不断的强化自己的权力、削弱其他任何有可能威胁到自己权力的个人或集团的权力，自己独揽大权，乾纲独断。但是个人的决策相对于集体决策来说永远是有其局限性的，而且在那种皇权至上的政治体制下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或者根本就没有监督，正是由于权力的滥用、缺乏监督和不受约束，皇权独断的后果是决策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天威难测”，那些专制帝王常以一己之喜怒做出决策，甚至是操纵生杀大权，长此以往下去，势必导致最后的内轻外重（这点在后文详细论述）、民怨沸腾、天下大乱，最终导致帝国的崩塌。正如孟德斯鸠在讲到专制政治特征时指出的：“专制政体的性质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依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里治国。” 皇权不断强化，君主愈加专制具体表现是“中央政府”权力的弱化。可以说正是主要由于这方面的原因才导致了封建国家难以逃脱历史周期率这一千年的噩梦，才导致了各个帝国由兴转为衰、由盛转为亡。下面我将以汉、唐、宋、明、清这几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封建王朝来具体阐述为什么封建国家逃脱不了历史周期率的诅咒。 我在此首先要声明一下的是我这里所指的“中央政府”是以宰相为首的文武百官所组成的朝廷，虽然不甚合理，但还是暂且马马虎虎地把其称之为“中央政府”吧。可能马上就有人提出疑问：那把最高权力所有者—皇帝置于何地呢？皇帝是国家元首，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而宰相则是“中央政府”的首脑，带领百官实际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打个比方说，皇帝好比是董事长，宰相好比是总经理。这种制度应该说还是蛮合理的。因为在这样一种制度下，皇帝授权而不负责，宰相负责而无主权，一旦国家出现问题，皇帝就可以责问宰相和政府，宰相和政府也不能不承担政治责任。如此一来，宰相领导的政府就有可能成为“责任内阁”或“问责政府”。这是比较合理的政治体制的，如果按照这种体制进行下去，帝国完全可以走出历史周期率的诅咒；但是封建的最高统治者并为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统治，这也不能怪他们，毕竟这也是由封建王朝的特点所决定的。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皇帝不断的加强自己的权力，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使本来的“集体决策”变为“个人决策”，而很多皇帝又刚愎自用，以至于决策出现失误的可能性不断增加，那么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这就好比是皇帝自己授权，同时又自己行政，那么一旦国家出现问题，也就无人负责，无责可问。所以要想政权的稳定，君主就不能做行政首脑。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必元首无责任，然后可以泽诸内阁；必君主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大臣”。汉朝开国之初大体就是这样。刘邦打天下时就不带兵，具体事情都交给萧何、张良、韩信他们去做。他的几个接班人，崇尚“无为而治”，也都乐意放权于“中央政府”。所以秦人创立的帝国垮了台，取而代之的“汉人”却搞得有声有色。遗憾的是好景不长，汉武帝一上台事情就起了变化。大家都知道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而这样的人多半都喜欢什么都自己亲自去做，而这有需要以至高无上的权力来保障；所以武帝就大力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用亲信来组建内朝以剥夺外朝的权力，纵观武帝一朝宰相成为摆设。通俗的来说汉武帝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事情倒是弄得轰轰烈烈，遗憾却也无穷，因为他把制度破坏了。正因为破坏了制度，这才有后来的外戚专政和宦官弄权，汉王朝也终于灭亡。其后的唐、宋、明、清也是如此而亡，被卷入历史周期率的漩涡之中的。唐初“中央政府”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长官都为宰相，随然相权三分了但还是有很大权力的。但君主为加强皇权， 又加设了内相、使相和枢相，来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而其中使相就成为后来能够抗衡中央政府的节度使，不仅没能实现加强皇权的最终目的，反而为其所累。宋就更不行了。鉴于唐亡的教训，赵匡胤立国之初就将“中央政府”的权力瓜分殆尽，宋代的最高政令之最后决定权在皇帝，不在宰相领导的“中央政府”，宰相上朝也不能像汉唐那样“坐而论道”，只能站着。明、清就更糟了，干脆解散了宰相领导的“中央政府”，而代之以六部和内阁。六部原属尚书省，尚书省的长官和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同为宰相。朱元璋把中书、门下两省都废了，只留下尚书省，却又不设长官，让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用现在的话来讲这就等于是不要总理和“中央政府”，由总统直接领导部长。那肯定又有人会说这不是和现今的美国体制差不多么？问题在于美国总统本身也领导着一个民主的集体决策的中央政府，而且美国的总统是选出来的，也是有人管的；国会管，法院管，媒体舆论也监督，出了事情要下台。何况美国总统也不是董事长，而是总经理。明、清的皇帝却是董事长，现在又来做总经理，还没人管，结果可想而知。 中国历史上皇帝很大一部分精力是花在如何防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以及其所领导的“中央政府”的权力过大。因此如何协调、平衡宰相和“中央政府”的各种权力，使皇权不受冲击和威胁，就成为帝王们日夜思考的课题，也就是在保证帝国的基本运转（甚至不管其是好还是坏）如何尽可能的最大限度地削弱宰相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其核心是皇帝拥有国家机器的设置权和变更权，来设法分割、协调宰相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即不给予其有任何专权的机会，使各行政机构之间的权力相互制衡，以防止皇权旁落而酿成大祸。当授予某一部门或个人一定权力的时候，就要赋予另一部门或个人另一形式的权力，使其相互牵制。但是皇帝个人或者皇帝与其亲信所组成的小集团的关于整个庞大帝国的各方面决策远不及由宰相与各种“人才”所组成的“中央政府”做出的科学，这才导致了决策的失误，对于各地方官僚势力的发展不清楚，不能及时的遏制其过度的膨胀，进而发展成为可以和朝廷相抗衡的势力，最终瓦解皇权统治；或者对于各地方下层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不了解，不能为其子民提供一个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进而引发民怨沸腾，最终揭竿而起，颠覆王朝的统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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