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学者钱泳绘制的“唐六如居士像” 总策划：詹刚 薛峰 执行策划：谢 强 梁振华 曹勤良 何建平 撰稿：首席记者 李婷 唐伯虎生于明成化六年(1470年)，去世于嘉靖二年(1523年)，只可谓中寿。但是这五十年却几乎是大明王朝从开放走向内敛，从成熟走向绚烂的一个“黄金期”，所以唐寅应该是生逢盛世。如果这个家里开小酒铺的中产阶级之子没有那么多充满了戏剧性的人生故事，那么，他极有可能和他的状元公老师王鏊一样，安逸、富足、长寿。但是唐伯虎从最初的“不事诸生业”，到“闭户经年，取解首如反掌耳”，到因科场案“召捕诏狱”，他传奇而又悲怆的遭遇就从1499年春季在北京那场会试后，拉开了大幕。 科举不是唯一的出路 古时的苏州盛产状元，今天的苏州盛产院士。但是在明朝初年，情况却稍稍有点不一样。 从2500余年前作为吴国的都城建立起来后，苏州在历史上就一直没再成为首都，直到元末吴王张士诚“定都”平江(即苏州)。可也偏偏因为这个颇得苏州百姓之心的张士诚，明太祖朱元璋在打败他后，对苏州的士子、百姓充满了一种矛盾的心理。君临天下的朱元璋自然认为天下人必须为新朝服务;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农民出身的布衣天子却对士大夫们到底能与他合作到什么程度，并不自信。这种心态在他处理苏州人才姚叔润、王谔的时候，表现得十分突出。 姚、王二人都是儒生，被推荐到朝廷为官，吏部行文于苏州府，要求两人到南京，准备提拔任用。可是姚、王两位与苏州府官吏张亨等交结，不愿意到南京入仕。太祖就说：“二生交结本府官吏张等，暗作主文老先生，因循破调，不行赴京以就官位而食禄，匿于本郡，作害民之源。”结果“事觉枭首，籍没其家”，姚、王两位人头落地不算，全家老小跟着倒霉。(《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十三》)。从所见资料中只知姚、王二人不喜欢到南京当官，就想留在家乡苏州，而且也没有发牢骚、说怪话，在苏州府里当当文员而已，还是为官府服务的,但朱元璋却认为这是害民之源。 因此，至少在明初，苏州士子们的科举之路也许并不是一条坦途。明中叶之后，苏州的经济与文化进入了“爆发期”，士子们的选择恐怕就更多了。 明朝人王琦生于宣德朝，卒于弘治朝，算来恰与唐伯虎之父为同辈人。王琦在其《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中，写下了当时的苏州盛况，“苏州这个地方一直是很繁华热闹的，自从张士诚割据占领这里又被太祖打败后，虽然没有大开杀戒，但确实把很多百姓赶到苏北甚至更远的边疆去了。那时的城里市面萧条，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好的行当可以糊口。到了正统、天顺两朝的时候，我曾经进苏州看看，大家都说市面在慢慢恢复了，但是还不怎么兴盛。到了成化年间，我每过三、四年总要去一次苏州城，唉呀，简直觉得每次都是进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哉。到了今天，更加繁华热闹了。城市中建满了楼房、店铺，简直没有一点点空隙。轿子、马车在城内的大道上来往。水巷中更是光彩一片，到山塘街去玩的画舫，穿梭不停，鱼儿都在清清的绿波之间欢喜跳跃。丝竹之声与叫卖市声此起彼伏。那些上贡到京城的高档丝绸、文房用品、花木果疏等等奇珍异宝，每年都有增加。比如像缂丝和漆器这两个技艺，听说从宋朝以来已经失传很久了，可是在今天的苏州这些技艺又都很精妙了。苏州人特别精巧、此地物产又极多，至于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不断出现，这一点特别突出……”要感谢王琦如此长篇介绍的“姑苏新貌”，这正是唐伯虎生于斯长于斯的苏州城。
16岁童试第一 29岁乡试第一少年得意埋下祸根 在王琦所说的“人材辈出，尤为冠绝”中，16岁就考得苏州童试第一的唐伯虎，是继承并且验证了此项赞誉的代表之一。 唐伯虎的父亲唐德广在东中市皋桥头开一家酒肆。唐伯虎是家中的长子，唐德广希望这个聪明伶俐的长子尝试科举功名之路，但是实际上在万千平民大众中，真正能够读书有成、苦尽甘来走上仕途的毕竟只是极少数。有些说法认为，唐德广本人就是一位屡试不中，只能以沽酒为业的读书人。因此在发现儿子极有绘画天赋之际，他就让儿子跟随当时苏州的名画家周臣学习绘画，学习绘画其实也是手艺的一种，唐德广也许是从自己身上看到了科举一事的不易，故而未雨绸缪让少年唐伯虎先学个一技之长。 大约在13岁那年，唐伯虎开始闭门读书，与他同时尝试着这条坎坷之路的，还有他的发小张灵。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两人共同参加苏州府的童子试，16岁的唐伯虎考出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据说，头名案首唐伯虎披红着锦骑马在苏州城里走一圈，着实风光了一把。 取得府学生员的地位之后，少年唐伯虎开始向青年唐伯虎转型。1486年，已经踏上社会的唐伯虎画下了第一张可以明确知其创作年份的《贞寿图卷》，这是他为友人之母过生日创作的，时人吴一鹏在此画上题写：“岁丙午正月，子畏年止十七，而山石树枝如篆籀，人物衣褶如铁丝。少诣如是，岂非天授!”这个评价相当高，有明一代，文人、士大夫之间是非常讲究圈子的，互相之间并不轻易“买账”，比唐伯虎年长整整10岁的吴一鹏当时正是青春年少，能以“天授”来赞誉唐伯虎的才能，可见，唐伯虎的画技起点绝对很高。 家境小康、画名大盛，对于这时的唐伯虎而言，未来生活的窗外，应该是阳光万丈。弘治元年(1488年)，19岁的唐伯虎与同乡徐廷瑞的第二个女儿成亲。 好景不长，弘治七年(1494年)，唐伯虎迎来了人生第一次重创，这一年，他的父母双亲、妻子、儿子和最爱的妹妹相继去世。一年之内痛失五位亲人，唐伯虎带着弟弟唐申勉强度日。在此期间，他曾经写了几首乐府诗，《相逢行》、《侠客》、《陇头》、《春江花月夜》 等，这些借助了汉武帝、李广等前朝意象的作品，是情感受到重创后努力寻求突围的一种表现。然而这种努力不成功，唐伯虎与张灵开始了大约一年多的纵酒、游乐生活。直到好友祝允明出声相劝：“你如果还想继承你父亲的遗愿，那么你应该把精力放到科举上来，当然如果你要依自己的心愿，那就干脆别再穿这身儒生的衣服了，把那些科举论策之类的烧烧掉吧。你看你，如今看上去是想要走科举之路的样子，可是眼睛却不愿扫一眼这些书，你自己看着办吧!”被好友当头棒喝，唐伯虎应声答道：“好吧。明年正好是乡试的大考，从今儿个开始我用一年功夫争取一下，如果这次考不取，那么我这辈子也就不再想什么科举之事了。” 聪明人发誓，老天爷都得给点面子。弘治十一年(1498年)唐伯虎在南京乡试中考得第一名“解元”，心情大好的他专为此刻了一方印“南京解元”。但是此时，危机已然潜伏。就在唐伯虎与张灵纵酒放怀，不务科举正业之际，苏州城里的生员们忍不住嘲笑这二位，唐伯虎对此怒气冲冲地回答了一句：“哼，只要我关起门来看一年书，考得南京的那个解首就是易如反掌!”事前敢说如此豪言壮语，事后竟又如愿以偿。良善者也许会觉得人家唐伯虎就是个敢挑瓷器活的金刚钻，说得出做得到;可是也会有人觉得，凭什么他就金口一开万事如意呢，其中定有猫腻。 牵连进“科场案”改写人生际遇 趁着考得解元的东风，1498年岁末，唐伯虎出发赶往北京，参加第二年的全国会试。是否此时的唐伯虎就已经非常热衷于科举功名呢?答案是有些矛盾的。一方面乡试的成功直接证明了自己在科举应试上也是大有可为的，但另一方面，这条路却未必是心中最向往的那一条。这种矛盾的心情是有根据的。 说他自我感觉良好，有《领解后谢主司》诗为证：“壮心未肯逐樵渔，泰运咸思备扫除。剑责百金方折阅，玉遭三黜忽沽诸。红绫敢望明年饼，黄绢深惭此日书。三策举场非古赋，上天何以得吹嘘?”在这首感谢乡试主考官梁储的诗中，唐伯虎以三次被弃终成国宝的“和氏璧”自诩，“红绫饼”则有一典故，是说唐昭宗光华年间进士会考后举行庆祝宴会时，昭宗派侍臣送去二十八枚“红绫饼”，每人一枚。唐伯虎用此典时直接说出了“明年饼”，就是指第二年参加北京会试希望自己也有资格考得进士吃到那只“红绫饼”呵! 说他内心里仍然很清醒，也有半阙《江南春》 词为证。乡试得解元回到苏州后，唐伯虎与沈周、祝允明、杨循吉、徐祯卿等人在一次雅集中，和元朝大画家倪云林的《江南春》之韵。唐伯虎的《江南春》下半阙是这样的：“人命促，光阴急，泪痕渍酒青衫湿。少年已去追不及，仰看鸟没天凝碧。铸鼎铭钟封爵邑，功名让与英雄立;浮生聚散似浮萍，何须日夜苦蝇营。”此阙用典不多，言简意赅，这个天才的预言家在冥冥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上京赶考途中，江阴富家子弟徐经十分仰慕伯虎才华，盛情邀请唐伯虎坐自家的大船去北京。生性豪爽，爱结交友朋的唐伯虎估计对徐经印象不错，毕竟好学上进的富家子弟从古到今都不多见。于是两人结伴同行。有银子垫底，徐经的排场很大。一个有财富一个有才华，两人一到北京就成了关注焦点。此时的唐伯虎应该把祝允明临行前规劝他的话全忘了，祝允明曾以千里马为喻，提醒唐伯虎“千里马是不能表露骨相”的。 京城里喜欢围圈子的官员、士子们纷纷相邀，夸张的徐经带了“戏子数人”一同进京，唐伯虎应邀出行时，戏子们竟“随从六如日驰骋于都市中。”在天子脚下，皇城根里，唐伯虎带着这样的随从满大街晃悠，其结果是“都人瞩目者已众矣”。而且唐伯虎还立刻让人知道了他“疏狂，时漏言语”的毛病。———记录下这些的是比唐伯虎晚一辈的何良俊(1506—1573)，他的《四友斋丛说》成书时，唐伯虎已是盖棺定论之人了。 忙着交际的举子们最重要的目标，肯定是当年的主考官，因为主考的手里捏着最重要的试题。从唐朝开科取士以来，科举试场中的舞弊事件也就层出不穷，各朝各代，概莫能免。 唐伯虎和徐经肯定去拜见了他们的老师程敏政，也就是当年的主考官。而且此事照例也无人不知。会试一共三场，才考完前面两场，就有个据称对徐经有怨恨的士子向朝廷揭发徐经舞弊，矛头直指徐经的老师、主考官程敏政。为避嫌，程敏政立刻被软禁起来。徐经与唐伯虎被关进了皇帝直管的“诏狱”，严刑拷打是逃不过的，唐伯虎在《与文徵明书》中回忆道：“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 氵夷泗横集。”后来，当事人在公堂上受审、对质，徐经承认了贿买试题一事，唐伯虎此时的命运已经和徐经是如影随形了，祝允明在为唐伯虎写的《墓志铭》中说道：“富子既承，子畏不复辩，与同罚。”唐伯虎不仅在公堂上没有申辩，后来也一直没有就此事个中细节留下任何资料，也许他已经意识到了因为考试得罪了那么多同科举子，并且还有一年前乡试时的“不信任”阴云，自己浑身是嘴，也无之奈何了。所以他最后得出个结论“整冠李下，掇墨甑中;仆虽聋盲，亦知罪也”，瓜田李下的嫌疑，哪怕是个又聋又瞎的人，也知道是犯下大错了。 在这场历史上相当著名的科场案中，唐伯虎到底是合谋还是从犯，是有意还是无知，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唐伯虎本人的确承认他不仅身涉其间，并且还犯下了大错。 1499年春天杏花开过的时节，命运把所有的账单全部塞到唐伯虎手中要他偿还，唐伯虎仰天大笑，写下一行字：“士也可杀，不能再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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