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四老比较

鸿墨轩3dec 201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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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四老比较

胡小石、林散之、萧娴、高二适“金陵四大家”是中国二十世纪书坛一个奇迹，也是整个书法历史长河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南京江浦求雨山建有四位老人的纪念馆，每人独立一座，各具风格，求雨山有幸成为书法山了，成为内涵丰富的书法史料宝库。到求雨山走走，可以大致领略到四位书坛前辈的迷人风采，同时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二十世纪书法发展的一个缩影。
　　他们大致处于同一个时代，有着大致相同的人生经历和学术道路，生活和工作在同一座城市，因而，在书法史的大背景上，“金陵四大家”是一个整体，是能够和绘画史上的“金陵八大家”以及同时代的“新金陵画派”同样流芳后世的艺术精英群体。但是，如果把他们分别研究，他们又是各不相同的自成一体的大家，他们之间并没有传承血缘关系，尽管相互之间或许会有某些影响，但艺术大家所特有的倔强的独立的个性，使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着鲜明的艺术特性。我觉得，对他们作一番比较分析，不但有趣，而且有益。不管有多少共性，或者差异，我们都可以对他们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也可以由此而发现二十世纪书坛的另一番景致。
　　从年龄和在世时间看，胡小石出生于一八八八年，享年七十四岁；林散之出生于一八九八年，享年九十一岁；萧娴出生于一九○二年，享年九十五岁；高二适出生于一九○三年，享年七十四岁。胡小石和高二适在世时间相同，就艺术大师的生涯而言，他们都有天妒其才之叹；林散之和萧娴相仿，都享高寿，且到晚年仍能挥毫作大字，而且越到晚年越为世人所重。我们不能设想，如果上天再给胡小石、高二适十年、二十年时间，他们将会达到怎样的高度，会给世人增添多少艺术瑰宝；我们同样不能想像，如果林散之和萧娴的艺术生涯到七十四岁终止，将会是怎样的结果。我们只知道，林散之七十四岁时尚未成名，他要等到七十五岁时，也就是一九七三年第一期《人民中国》发表他的草书《东方欲晓》之后，他的艺术的光芒才逐渐照亮书坛，乃至整个书法史；萧娴的情况就更特殊了，直到七十八岁，诸如中国书协名誉理事、江苏省书协副主席、南京市书协名誉主席等一连串的“荣誉”才姗姗来迟，光临到她头上，尽管这些荣誉对一个书法大家来说显得那么无足轻重。直到八十二岁，她才被江苏省人事局录用为国家干部，安排到江苏省美术馆从事专业创作，有了一份固定的工资收入。从中不难看到，年岁对艺术家来说，显得那么重要。胡小石在病重期间曾不无惋惜地说：“我的病怕是治不好了，我七十多了，书写得还不尽如人意，如果再给我十年时间，草书或有长进。”今日读之，犹让人忍不住一掬痛惜之泪。6 C5 B/ I8 L& j2 n+ k# {
　　他们都遇上了一流的师友。胡小石一九○六年考上两江师范学堂预科，就在那一年，书画大家李瑞清（梅道人）出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他在李瑞清身边耳提面命整整三年，又得沈曾植指教。三十岁时应梅师之召到李家任塾师，“朝夕相处，亲得指授”，与张大千成为同门师兄弟。梅师因材施教，曾云：“大千字写不过小石，小石画不如大千，当各尽所长。”萧娴师从康有为，深得康有为法乳。三十年代康体盛极一时，但自始至终保持康有为神韵且发扬光大者，仅萧娴一人耳。从某种意义上说，康有为理论大于实践，他对二十世纪书坛的贡献，主要是他竭力倡导碑学的深远影响，在实践上忠实地把他的理论化为累累创作果实的，萧娴是一个杰出代表。《石鼓文》、《石门颂》、《石门铭》是其基本所宗，故其墓碑以三大叠大理石砌成，象征她以“三石”起家立身。林散之的师承，一九八五年一月他在书法集自序中说：“余十六岁始学唐碑；三十以后学行书，学米；六十以后学草书。草书以大王为宗，释怀素为体，王觉斯为友，董思白、祝希哲为宾。始启之者，范先生；终成之者，张师与宾虹师也。此余八十年学书之大略也。”张师即张栗庵，是一位淹贯古今的宿儒，家中有六七万卷藏书，林散之曾云：“我见到张先生之后才知道做学问的门径。”特别重要的是，正是张栗庵将林散之推荐给有同窗之谊的好友黄宾虹。跟黄宾虹学画三年，是成就林散之“草圣”大名的重要基础。高二适则二十左右便通过给《甲寅》杂志投稿而与章士钊结为忘年交，获益匪浅，到南京任职后又有机会得以与当世文苑名士交往。所谓人生遭逢，能够遇上名师指点提携，是最为重要的，“金陵四大家”遇上的老师都是大师级人物，实在是三生有幸。7 Z2 ?9 r# {. B6 B% C( C
　　他们都襟怀淡泊，志趣高远。林散之一生不求闻达，“自甘淡泊乐风尘”，“笑把浮名让世人”。他认为“时名不足取”，“评价一个人的艺术成就，要等他死后三百年才能定案”。一九四六年，安徽省长李品仙派人把林散之请到合肥，请他担任“省府顾问”，林以家事丢不开婉辞。一生追求艺术不辍，七十五岁之后才名满天下，大器晚成，终享大名，也自在情理之中。高二适三十二岁即受到国民党元老陈树人青睐，被聘到南京任职，结识章士钊、于右任等，如果他有意仕途，“飞黄腾达”并非难事，但是他在立法院工作时，与当政者约法三章：一不入党，二不参政，三不受训。这种名士风度，不但使他潜心学问出淤泥而不染，而且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少了许多麻烦，这也是上天对一个远离政治的学者、书法家的额外赏赐吧！胡小石在蒋介石如日中天之时，敢于拒绝为其书写六十寿辰寿文，仅此一例，就足以看出一个正直文人的骨气与清气。萧娴一辈子安于家庭妇女的平凡角色，安贫乐道，不事奢华，粗茶淡饭，布衣本色，毕生致力于笔墨耕耘。
　　他们都有非常扎实的“书外功”。林散之以“草圣”名世，书名享誉中外，曾被评为“千年十大书家”，然而，他一生作诗超过三千首，自己认为他首先是一个诗人，“诗第一，画第二，书第三”。十七岁时即写成诗集《古棠三痴生拙稿》。乌江耆宿范柳泉评曰：“词旨清婉，用典浑切，凤鸣高冈，自非凡响。”赵朴初赞他“散翁当代称三绝，老辣文章称霸才”。高二适一生嗜书如命，自云“一日无书则不能生”，平生攻读文史哲甚广，于诗用功犹勤，把自己的诗名看得很重，他去世后，林散之为他题墓碑曰：“江南诗人高二适之墓。”不但名副其实，而且别有一番深意在焉。萧娴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喜欢古诗词，尤喜宋词，著有《劫余草》。她书写的不少联语，都是妙手偶得，亲自撰写的。胡小石作为一代国学大师，诗文造诣之高，自不待言。他所作古近体诗，出入六朝及唐宋诸大家，兼工词，有自家风采。或许这正是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工夫在书外，把书法作为“余事”，在具备广博的学养之后，书艺的成功自然功到渠成。# K/ t; G* O' S+ x& F
　　当然，作为在书法理论和创作领域都卓有建树的书坛大家，仅仅凭着“书外工”显然是不够的，他们之所以被浓墨重彩载入书法史册，首先还在于他们在书法方面的独特成就。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书法传统都有极为深刻的领悟和继承，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自家面目。胡小石对篆、隶、楷、行、草无所不精，尤以行楷、行草最为擅长。其师梅庵先生曾云：“学书必须习篆，不善篆则如学古文不通经学。”又云：“求篆于金，求隶于石。”胡小石深得其师真传，于篆中得涩笔、方笔之法，并于隶楷行草处皆运用之。对隶书的钻研则终其一生。可以说，甲骨文、金文的凝重古拙，铸成了他的书法艺术的筋骨内质。林散之深受碑学大昌的影响，糅碑入帖，将碑学和帖学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高二适一生悉心研究临摹过的碑帖不下百种，认真“读”过的碑帖不下千种。一部《龙藏寺碑》，他临写了五年之久，发出“写此碑纯用腕力。若非悬腕，不能成字”的感慨。《十七帖》他年轻时就临，后来每隔几年重临百通。年逾花甲时发出这样的临后感：“吾年六十一矣，右军笔法于今始稍解。嗟，嗟，卅年功夫乃得此耳。”晚年专攻章草，在真、草、篆、隶无所不通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分隶、二分楷、三分行、四分草的“高体”。其草书更是“亦章、亦今、亦狂”，熔铸古今，自成一格。萧娴一生钟情于《石鼓文》、《石门颂》、《石门铭》，奠定了坚实的书法基础，其篆、隶、楷、行，均得益于此。中国书法传统，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多少人一辈子望宝山而不得其进，或侥幸进而不得其出，或苦苦寻觅一辈子最终却空手而返，能如“四老”有所得、有所取、有所成者，有几人欤？1 t0 U2 J0 z* t. q
　　“金陵四大家”在人生经历、个性脾气和艺术特征上，存在不少差异，各有特点，各具风姿。在这方面，我认为不存在什么优劣长短，作为后人，我们似乎没有多加议论的必要。但这些不尽相同之处，也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到书法艺术上，因而或许可以成为我们开启他们的艺术堂奥的一把钥匙。6 a+ R, p- n5 Q* l( C
　　我更愿意把林散之和高二适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林散之从小“恒默默，人以为呆，遂呼其为'五呆子’”。他一生坎坷艰辛，长期处于汲汲无名的受压抑的状态，因此，在他的性格里，忍让、克制、谦和占了很大比重，在生活上、工作上，他不会和别人去计较什么，待人接物，一副菩萨心肠。但在内心深处，对艺术的追求，却始终雄心万丈。他十七岁自号“三痴生”，立志“平生为痴诗书画”，“大力煎熬八十年”。他说：不痴的人，大抵是被自己的“聪明”误送一生。他之所以不与人争，实在是他的志向高远得无须与人争一日之短长，他愿意“笑把浮名让世人”，“一切不与人争，唯与古人争一地位”。' V; f0 g( X$ i
　

　与林散之不同的是，高二适颇有少年得志的味道，一切都比较顺利。他年纪轻轻便与陈树人、章士钊、马一浮、于右任诸名士交往酬唱，养成了耿直率真、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名士派头。他年轻时改名“二适”，自号“舒凫”，其含义为：“二适者，适吾所适也；舒凫者，舒展自在也。”他追求的正是一种不受羁绊、达情适意的心灵的自由。他时有惊人之论，率真得近乎可爱，比如他自制一枚闲章：“草圣平生”。在字帖上批道：“二适，右军以后一人而已。”又曾对人说：“现在有人说，林老书法第一。林老第一，我第几？”这就是高二适的“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狂”气，他才能够不把怀素放在眼里，发出“怀素自叙何足道，千年书人不识草”的评点；他才可以在郭沫若炙手可热、一言九鼎的情况下偏偏不信邪，公开与之论战；他才可以在一九七二年“造反派”抄了他的书籍资料后，慨然发出“我从电影里看到毛主席书房里是有书的，他有书，我为什么不能有书”的诘问，直到要回属于他的书籍为止。2 d( R* \( ?) U" h G# \/ f% t. z
　　其“狂”如此，但并不妨碍他和林散之结为互相欣赏、惺惺相惜的知交。当世人尚不识得林散之的价值的时候，他识得。一九六二年他第一次看到林的字，便说：“这才叫字！”后来读其诗，曰：“诗坛一绝。”而林散之读到高二适的诗，则拍案大叫：“好！没想到南京有此高手。”两人急切地在一个风雨之夜的玄武湖畔初次见面，作相见恨晚的促膝畅谈。请看林散之对高二适的评价吧：“矫矫不群，坎坎大树。嶷嶷菁菁，左右瞻顾。亦古亦今，前贤之路。不负千秋，风流独步。”1 q, B7 }% v& @" w$ V
　　我不想就他们两人的友谊多加展开，更不想对他们的成就评头论足。我只想说，他们两人是不同类型的艺术天才，是各有千秋的“草圣”。但是，他们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我们不妨从平时的一些小事细节上去加以体悟，如：高二适去拔牙，医生乘机索要书法，高勃然作色，宁可不拔牙，决不给字。而林散之得知后，马上找到医生，说：高老不写字，我给你写，但你赶快给他拔牙，不要让他知道。又如：在“文革”中有一次有关部门组织书法作品到日本展览，林散之写了八幅供组织者挑选，而高二适一幅不肯写，来人说：“林老已经写了八幅。”高很不高兴地说：“林老在国画院工作，写字画画是他的本职，写得再多也是应该的。而我在文史馆工作，并无写字画画的任务。”来人只得怏怏而去。高夫人事后以国家工作人员要为国做好事相劝，高勉强写一幅，掷笔而言：“就这一幅，我才不写八幅。”再比如：林散之对世人求字，识与不识，基本上有求必应，晚年虽不堪其扰，仍尽量满足。高则在大门上贴出告示，明确告知：“请勿乞字！”( q7 O6 c1 z9 X' Q7 t: e. |
　　林散之身上，儒家精神，禅家意味，起着很大的作用。为了自己的远大目标，他可以委曲求全，可以牺牲自己。高二适则一辈子狂士作风，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宁可玉碎，不为瓦全。高二适对林散之是欣赏的，曾经诗赞林散之的书法：“诗翁书法木根蟠，脱手千篇也不难。今代何人与真赏，只留老眼互为看。”但有时也会当面批评：“林老的字要睡着了。”高二适的傲岸耿介，颇招物议，林散之则非常欣赏，认为：“自许平生得诤友。”当然林散之也很坦率，他指出高二适书法的毛病“书不如诗，实多虚太少，太挤，有迫塞之感”。章士钊对他恩重如山，当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出版后，毛泽东将此书作为礼物赠送尼克松，章士钊也送给高二适一套。高发现不少错误，遂写成《纠章二百则》。女儿提醒他：“章先生是您的老师，您怎好编这样的小册子呢？”高答：“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高二适的这种传统名士风骨，在当今书坛几乎已成空谷绝响。
　　如果拿胡小石和萧娴作一比较，也是很有意思的。胡小石是“学院派”，萧娴则是“在野派”；胡小石是文史领域无所不精的国学大师，有点像“全能冠军”，萧娴则更像“单项选手”，在碑学的实践上，达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和深度；胡小石是位温文尔雅的绅士，而萧娴则更像一位敢作敢为的“侠女”。她号“蜕阁”，她说：“蜕阁，就是蜕出闺阁的意思，人家说我的字不像女子写的，我就起了这个笔名。”她的书法所具有的雄强、豪迈、刚劲之气，非常人所能企及，诚书坛一女侠也。她的书法充满大气、豪气、侠气，令多少须眉望之自愧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