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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仰:明朝后期海洋政策的成效

 成德明 2012-02-25
2009-03-02 20:29:08)

葡萄牙人在中国海岸线的出现,造成的第一个前所未有的影响就是中国政府对海外商人行动范围的限制。在葡萄牙人来到中国之前,中国政府基本上没有对海外商人采取过严厉的管制措施。不管是唐代的长安,还是元代的大都,外国商人自由活动的空间一直比较大。当然,那个时候的外国商人大多是亚洲人,欧洲人很少。历史进入西元1500年后,葡萄牙人所代表的欧洲人来到中国,他们不守规则,不讲和平,仗着武力胡作非为,明朝政府只能将其限制在澳门这个小地方。曾经有人建议将葡萄牙人的交易地点换一换,明朝官员最终否决了这个建议,因为,澳门的生活必需品由明朝当地政府供应,管理起来比较容易。在明朝政府在对葡萄牙人的行动范围实行管制的同时,对于其贸易行为也同样进行了管制。原来不分贸易对象,只管收税的市舶司,渐渐成为专门针对夷人的贸易机构。这两个改变一直延续到清朝以后。清朝时期国家专门经营与洋人贸易的十三行,就是从市舶司发展出来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对欧洲人在中国的行动和贸易进行管制,有好处也有坏处,这里不详述。其坏处之一就是被西方人说成闭关锁国,守旧封闭。我们应该看到,西方人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是完全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说话。而造成这个结果,与西方人的傲慢与胡作非为有着必然的联系。经过将近100年的磨合,葡萄牙人渐渐能够与中国达成良好的关系。但是,此后出现的西、荷、英、德等国商人,几乎个个都在重复着葡萄牙人最初的行为方式。比方说西班牙人占据菲律宾后,在一次镇压中,就杀害了数万名当地的中国人。西方人的野蛮行径使得中国政府即使想放松对洋人的管制,都无法办到。此外,在西元1500年以后,明朝虽然没有了郑和的“航空母舰”,但是,在海洋作战上,明朝军队并不比木帆船时代的西方人差。打败西方人武装船队的事情并不少见。西方人的优势当时并不在海上,而是在陆地,这也是明朝政府想方设法不让洋西方人进入陆地的重要原因。
葡萄牙人以及后来无所约束的西方人在中国海岸线的出现,造成的第二个巨大改变,就是贸易环境被破坏。葡萄牙人最初的商业行为并没有完全受到政府的管辖,有很多是与普通中国人之间的展开的贸易。他们或者强买强卖,或者商业欺诈,同时还造成物价不稳,使得原先以海洋贸易为生的中国人,不能继续按过去的方式从事贸易活动,很多人由此失去了生计。西元1500年后,中国海岸线上,海盗日益猖獗,与西方人破坏正常的贸易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
由于葡萄牙人搅乱了贸易环境,使得本来可能靠海洋贸易为生的中国人也陷入艰难。葡萄牙人对贸易环境的破坏,与后来出现的西方人一样,他们个个都想实现自己的贸易垄断。明朝政府为了约束不守规则的洋人,不得不加强管制,包括海禁,限制中国居民与西方人自行通商。这样一来,明朝政府的管制也对沿海地区的一部分中国居民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明朝前半期对民间海洋贸易的容忍,渐渐变得更加严厉,促使一部分民众铤而走险。西方人不遵守贸易规则的行为,在其武力支持下,往往能得到好处,逼使沿海地区部分中国居民不得不在没有规则的贸易活动中,同样以暴力方式以求自保,并因此与明朝的海禁发生冲突。
由于葡萄牙人的出现,亚洲海洋上千百年来形成的正常贸易规则和关系被彻底破坏,洋人与亚洲之间,除了被中国政府管辖的范围,贸易活动毫无公平可言。由此,中国海岸的海盗活动愈演愈烈,到明朝嘉靖时期到达顶峰。明朝后半期的海洋政策因此变得非常清晰:管制洋人,镇压海盗。在这个政策下,明朝政府也显示出一定的灵活性。比方说,利用葡萄牙人想获得商业垄断的心理,借助葡萄牙人的力量来镇压海盗;或者借助葡萄牙人的力量打击其他洋人,例如葡萄牙人成功地击退了荷兰人侵入中国大陆的企图,只好退而占据台湾,在与日本从事贸易中也收敛了不少。此外,明朝政府也试图收编海盗,壮大自己的力量。
明朝后期这一海洋政策真正目的是,恢复海洋贸易的正常环境、正常秩序,建立有效的海洋贸易规则。当时,全世界都没有现代海关制度,欧洲各国之间的海洋贸易,也没有统一的规则。而明朝政府确实想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在海盗基本被扫清之后,明朝政府立即开放了海禁。明朝政府后期的海洋政策应该说是成功的。首先,西方人的胡作非为有所收敛;其次,西方人的收敛,使中国民间商人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致使明朝镇压海盗的目的基本实现,解除海禁成为必然;第三,收编海盗力量,化敌为友,共同“经济大海”。明朝后期,朝廷最成功的收编就是郑芝龙。郑芝龙归顺明朝后,西方人在中国海岸线上基本上不再敢为所欲为,大都开始遵守郑芝龙的号令。
与明朝海洋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当西方人来到中国海岸线的时候,很快也到达了日本。日本一开始对西方人并没有严厉抵制,日本幕府很快发现,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对于当地政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于是,日本对于西方人采取了与明朝截然不同的方式,彻底闭关锁国,驱逐西方人。唯独允许与中国继续贸易,外加少量的荷兰船只。现代历史学家研究指出,日本160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保障了日本政府的延续,为日本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而没有使日本像其他亚洲国家那样,遭受西方人的破坏。在今天看来,日本这么做,是因为它当时的实力太弱,无法控制西方人。与此同时,中国明朝政府对于西方人的成功制约,客观上也使得当时的西方人难以用武力打开日本的大门。
明朝的灭亡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但是,即便在明朝灭亡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明朝后期海洋政策的影响。北京失守后,明朝皇族后裔逃到南方,他们所借助的力量,主要就是郑芝龙的海上实力。因为,刚刚入关的满人和起义的农民军,不具备海上作战的实力。郑芝龙权衡利弊后,决定归降清朝,几乎彻底决定了明朝的最终命运。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不愿跟随父亲,分裂的郑家势力不足以为明朝保驾,但是,就是这样被分裂的郑家势力,还是在郑成功的指挥下,打败了荷兰人,收复了台湾。这不能不说是明朝后期海洋政策的成功延续。
简单总结一下。将朱元璋的禁海令说成是中国一贯闭关锁国政策的延续和证明,是一个错误的结论。朱元璋颁布禁海令之后100多年,欧洲人才来到中国,将朱元璋的禁海令说成是“拒绝先进文明”,差不多是一个无知的笑话。难道我们应该相信朱元璋有超越100年的预知能力?难道朱元璋是如此伟大的预言家?中国曾经是一个开放的大国,也一直是一个开放的大国。闭关锁国的说法是西方人强加在中国人头上,原因只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开放而已。有些人认为西方文明优越于中国文明,因此,没有按照西方的意愿开放,似乎就是落后的象征。这种说法的不合理在于,它完全忽视了西方走出欧洲之后,在全世界的胡作非为。这是照搬理论而不顾现实的做法。
把人类历史以西元1500年划分成两个阶段,有助于我们看清很多历史事实。西元1500年前,明朝前期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海航壮举,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也同样预示着中国人在下一个时代的雄心,虽然这种雄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失败了,虽然在当时这个雄心只是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但是,即便在今天,这一雄心依然令我们肃然起敬。明朝后半段的海洋政策因西方人的来到而完全改变。遍观世界,面对欧洲人的海洋扩张,及时调整海洋政策,并且成功应对的国家,唯有中国。
自从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方人所到之处,基本上都实现了成功的军事占领和对当地人的奴役。从经济上说,凡是被西方人军事占领的地方,不论是非洲、美洲还是亚洲,西方人都赚了大钱,唯独在成功抵制了西方人的野蛮,又没有拒绝与西方人贸易的中国,西方人没有赚到大钱,反而在总体上让中国人赚西方人的钱赚了200多年。这难道不是明朝后期海洋政策的成功?西方人对于明朝后期的海洋贸易政策,在很长时间里都无可奈何,咬牙切齿。于是才会对明朝的海洋贸易政策恨之入骨,并且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用歪曲历史的方式来做注解。我们中国人如果也跟在后面鹦鹉学舌,实在是太糊涂了。因此,明朝后半段的海洋政策是成功有效的,它捍卫了一个大国的尊严,也保护了中国的海疆,以至于我们今天依然在它的荫佑之下。
中国从清朝后期开始的衰落与悲惨遭遇,并不是因为闭关锁国,而是在欧洲18世纪以后的工业革命面前,中国彻底失去了竞争力。中国的衰落,是农业社会相对于工业社会的衰落,是在一个历史重大转折期没有及时抓住机遇,绝非中国人几千年的一贯过错造成的。我们今天的遗憾在于,对于遥远世界发生的工业革命,那时候的中国人了解得确实太少。如今的中国人开始把握自己的命运,紧紧抓住历史机遇,但是,要真正认识这场既给人类带来富裕也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工业革命,也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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