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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清华简” 何焱林 下愚于2007年先后在几个网站贴出拙作《<古文尚书>不是伪书》或《<古文尚书>不是伪作》,从不同于前人的角度，论证《古文尚书》不是伪书。引起一些网友关注与讨论。如在《国学数典》论坛，从2007年9月29日到2010年10月13日，有107位网友参与讨论，说明不少网友对《古文尚书》是真是伪，十分关注。在这些评语中，与“三问”有关，今举几则。 今不休，看来，要真正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等哪天先秦古墓葬中出土《尚书》的古文字简帛了。”当时下愚直觉地到，可能有人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如果说这时还是“第六感觉”，是“一闪念”，2007年10月31日轩辕槐斋先生留言：“千古争讼不已，实在是书面考古，难得其真。若有考古新发现，才能为实据。”2007年12月18日博弈长空先生留言“《古文尚書》何止最近翻案的较多，依我看千百年来就一直没少过！孰真孰伪确是历朝儒者之纸面考古、派系之争，倘若真的要翻案，或做成铁案，必依赖今后新出之地下文物为证！” 一年之内，三月之间，三位网友三致意焉，使问题变得越发明朗。即是说，至少在一些网友看来，《古文尚书》是真是伪，对文献的研究、讨论，无论是下愚的，其他先生的，包括阎若璩等人的研究讨论都不足为信，而必须借助地下考古，地下文物的发掘，才能作最后结论，一锤定音。使人隐约感到，可能有了地下出土文物，有了涉及《古文尚书》的出土文物，只待时机成熟，或整理完毕即可公诸于众，而了却这一历经数百年或上千年的公案。下愚也在期盼这个可以一劳永逸的“地下考古”早日问世。 然而这个地下考古成果下愚期盼了两三年，直到2009年5月5日，Bnulw先生留言：“去年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中据说有古文尚书的内容，或许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有所帮助，只是公布遥遥无期。”接着2009年5月7日bobzhou先生留言：“听过李学勤先生的一个讲座，他说“清华简”的出土不但不会给今本《古文尚书》翻案，反而更要把这个铁案给定死——因为“清华简”当中包含了真正的战国时期的“古文尚书”（？！），《文物》上近几个月大概就会陆续有部分《清华简》的照片和释文。”不过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望不得一爿庐山面目。 照这两位网友的说法，《清华简》“入主”清华大学是2008年间发生之事， 后来见《清华简》的最后收藏者也如是说，然而图谶等三位先生早在2007年就已经期盼甚或说早已预感到有一锤定音的宝物破土而出，来为《古文尚书》的真伪作最后的宣判。正如图谶先生清讳所示，这正是上苍冥冥中借三位先生尊口泄露了天机，预示着那个具有无可争辩权威，可以一锤敲死《古文尚书》的“清华简”就要降临尘世，来为中国学术界排难解纷，作神圣的宣判了。只可惜差了一点，《清华简》不是破土而出，而是准舶而来。 遮住“清华简”的半片琵琶终于移开，“清华简”庐山面目渐次显现，果然不负众望，2012年1月6日，《北京日报》发布了一篇报导，题目为： 《“清华简”证实：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从‘清华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刘国忠说，“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真正看到了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以为长久以来的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一个圆满句号，这怎能不令人欣喜异常呢！” 真是学术原子弹，千年积案，一爆搞定，真该大欣大喜，大欢大乐，真该大放鞭炮三日，大餔三日，真该“既醉又侑，明日勿修。”“我弗忧以浮。”连浮大白三日。欣完了，喜完了，浮白完了，那个句号却并未画圆。 一、“清华简”来历不明：截至北京日报发布消息日止，此简到底出于何处，仍是一团迷雾，不是无可奉告，而是无所奉告。既然出处不得而知，怎么能判定其为楚简？所用文字为楚地文字？若一篇作品，或一部书用魏碑体写成，能否判定其为魏时人著作？所述之事为魏事？从其系年来看，则仿汲冢简，所记为天下事，虽有《楚居》篇，但不能由此判定其必为楚简。如《水浒传》写山东人事，但不能判定作者为山东人。故其可能为赵简，为齐简，为秦简，为X简。既然不能指证出处，就不能判定其必然出于某地，甚至不能判定其必然出于国内。因为极有可能是周穆王西征时带着他的文学侍从在西王母国创作出来的哩，不然怎么会从香港拍回而不在国内掘出？这一段与晋太康间盗不准发汲冢得竹书故事同，也不同。 “清华简”盗不是文物工作者也不是文物爱好者（辜作如此假设，不然，请知情者指教），盗“清华简”只是其“副业”，这座楚墓（？）既出土了如此震烁千古的文物，必非草民，用时髦语言，草根之墓，必随葬有青铜等重器，金玉等重宝，此盗绝不会弃金玉重宝，独钟情于“清华简”，否则，那真是不重缨络而重敝屣（考古专家除外）的文盗、义盗、侠盗、另类之盗。可否作一调查，此段时间，有没有从楚地出土2300+-30年前金玉及青铜等明器在文物市场或国内外的拍卖市场出现？若能得其一件或数件，既可以为“清华简”做左证，也可以由此推定出盗掘地域。 二、来路不明：“清华简”何处得来，一段时间语焉不详，使人如坠五里雾中，现在似乎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好像是这样的，一位清华留美校友将其从香港的某次拍卖会拍回来献给清华的。这提供了一条好线索。 1、请问是在什么时候，在香港那家拍卖行，用多少银子拍得，卖家是谁？找得卖家，对于找到盗掘地点是大有好处的啊！ 2、请问清华这位校友从何得知此次拍卖？从何得知此次拍卖有关系我国重大考古意义的“清华简”参与拍卖？这位校友谅不至于像研究的教授们一根一根地去读这堆“清华简”，也没有用C14作过年代检测，凭什么比清华，包括李学勤教授在内的学界泰斗至少先五六年知道这批“清华简”有“改写中国历史”的巨大威力，不远万里，从美国不失时机地飞到香港，毅然将其拍得而献与母校？无疑这位清华校友是位文史长才，文物鉴定超人。他是“清华简”之父（母？），没有他去拍来，这堆“清华简”不知会烂在什么角落，说不定就会化为一缕青烟。或者他稍有迟疑，晚来一步，或者出价时稍一手软，说不定被哪家外国文物机构或文物贩子拍走，学界岂不失掉一次堂而皇之的宣布《古文尚书》为伪书的千秋一遇的机会？建议有关方面不要再用“清华简”之名，应当像《汲冢书》那样，冠以发掘地点之名，如因不知盗从何处掘得，按习惯当冠以这位校友之名，而称某某简，既表彰这位校友发现之功，也有了历史表征。 3、这位清华校友学术能力，如果不是远在现今“清华简”研究诸公之上，至少也与诸公旗鼓相当，因为他在五年前不通过释读而知道了“清华简”的价值，但至今既未见这位校友有何研究此简的著述，甚至连他的名姓也不为人知，这就有些不公道了。 4、既称在香港拍得，这次拍卖会有地可寻；校友既能留美，又能自由进出香港，此简于2008年方“入主”清华，故其拍卖时间段大致可设定在近10年内，可否找到香港的有关拍卖行，调取当日竞拍原始资料，既可了解校友当时拍简之艰辛，代价之沉重，成交那一刻的惊心动魄，也可以顺藤摸瓜，找出货主或货主代理人。 5、香港回归后，有大量的机构与人员驻港，这样重要的文物拍卖，诸多人众竟一无所知，而要清华校友从美国风急火急地飞来，有关人员有何话说？ 6、这样重要的文物被盗而流失境外，楚地（现在只能如此假设）的文物管理部门竟无一处知情，文物工作者竟无一人发觉，连盗掘地点也一些不晓，难道不该向有关方面问责？ 三、“清华简”果真神乎其神？ 1、“清华简”果真是2300年前之物？ 据说对“清华简”作过炭的放射性同位素鉴定，“受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305±30年，即相当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结果一致。专家还请清华大学分析中心对竹简残片的含水率做了测定，结果是400%，这是曾经在水中浸泡千年才有的结果，现代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下愚不敢丝毫怀疑所用仪器之精确，操作人员技术之精良，众多参与教授之学养，但可惜又可惜，所测定者只是无字残片，打个不恰当比方，海关检测2300袋进口大米各项指标是否合格，只检测了一个袋子已经破裂，大米残剩无几的米包，结果达标，真正要上市的2300包却无一检测，这合乎抽样检验的要求？就这样让其通关？这就让人对那2300支简是否真正是战国时楚简留下了怀疑余地。 至于文字书体的方面的判定，更加没有多少价值。前几年，有一个学生参加高考，用甲骨文写了一篇作文，莫非据此就判定其作文出自殷商？ 竹简残片含水量达400%尤其值得怀疑，须知这不是盗掘之后马上送到清华，而是在海外待价而贾，漂流多时（至少一年以上吧？），而且不是浸泡在水里，即使放在冻箱里，水分也会因布朗运动而逃逸出来，冰箱里的蔬菜变干就是例子。即使浸泡在水里，解除了高压，水也会渗出，何况竹简生了霉斑，说明其在空气中暴露多时，竹简残片不可能再保持400%的含水量。如若不信，请将现在还泡在水里的“清华简”残片取出来，放置在常温常压下，即使放在冰箱中一年，就半年吧，取出来测测，看其含水量是多少。至于使含水量达到400%，现在人未必办不到！ 据说“清华简”拿在手上都会烂，盗掘者一定不会像考古工作者发掘时那样仔细留心，至少他有心无力，他必然在照明不善的情况下偷偷地挖，匆匆地拾掇，胡乱地收揀，盗运出国及在国外游荡时绝不会像收藏在清华时呵护备至。经过这样的折腾，读出来竟这样的连贯，完整，据说只有少数几个字的缺失，看看《上博简》或其他简之残损状况，相比于“清华简”之完整，不仅令人匪夷所思，简直是文物发掘与保管史上之奇迹。 2、“清华简”针对性太强：下愚曾在一篇文字中说“清华简”太像为古文《尚书》量身定做。其中篇目皆古文《尚书》有而今文《尚书》所无。今、古文《尚书》皆有篇目则连残篇剩字也没有。当然也不是绝无涉及今文《尚书》者，今、古文《书》中有一篇《西伯戡黎》，南宋蔡沈重注《书经》后，出现戡黎者是周文王或周武王之争。“清华简”定为毕公率师戡黎，功成后还在文王庙寝中行“饮至”之礼，且有诗为证。有不著痕迹地一锤定音之势，然其项庄舞剑之意，却昭然在目。关于此诗，后面还要评说。其他的什么系年，什么涉及诗、乐、礼之篇幅，什么楚居者，不过是枝叶，是陪衬。《北京日报》报导此时的标题：“清华简”证实：古文《尚书》确系‘伪书’”即侧重在古文《尚书》。以及刘国忠先生之欣喜：“从‘清华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刘国忠说，“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真正看到了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以为长久以来的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一个圆满句号，这怎能不令人欣喜异常呢！”也在“清华简”为古文《尚书》是伪书定案，这还不足以说明“‘清华简’是为古文《尚书》量身定做”的么？下愚也收获了一份欣喜，因为下愚在一年多前有幸而言中。 过犹不及！这可是2500多年前的古人说的哩！ 四、“清华简”撼动不了古文《尚书》 退一步，前面说到的问题都不考虑，姑且承认那堆“清华简”确实是2300多年前的楚简，所有的文字都是那时人写上去的，于古文《尚书》何干？说明了什么问题？刘先生看到的古文《尚书》原貌是什么？实在没有半点说明。 1、关于“清华简”表述上的逻辑混乱 必也正名乎！首先要弄清楚讨论的是什么问题？“清华简”要证明的是什么？ 学界所说的古文《尚书》是汉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宅所得到的壁中《尚书》，后来又由孔安国献上并作传的《尚书》，因为它是用东土文字，即蝌蚪古文写成，因而称为古文《尚书》，以区别于汉时通用书体隶书（今文）写成，源自伏生所传之欧阳、大、小夏侯三家传注的《尚书》，是为今文《尚书》。 再强调一次，学界所称的古文《尚书》指的是孔安国作传的《尚书》，此名号在汉武帝时方出现，其他一切《尚书》都不称古文《尚书》。 悉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儒家用以教授弟子的教材，传播儒家学说的典籍，汉儒始称六经。这些典籍皆经过孔子删削或审定。 《尚书·序》：“（先君）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这篇序见于唐孔颖达《尚书正义》，亦即流传之十三经中《书经》或《尚书》。这篇序标为孔安国所写，而一些人指斥今十三经中之《尚书》为“东晋梅赜所献伪书”。现暂置真伪之争，平心而论，夏、商、周三代历时近两千年，与汉武帝至今时的时间长度基本相等，古代所存坟、典，绝对不止百篇，尤其西周以来，生产力空前发达，文事较前代更盛，不仅王室存有各种典籍，各封国亦广有典籍，孔子不居于周国，不长于洛邑，其所采用典籍，必以鲁国所存为主，此即封国有典籍之明证。这些典籍不管其是否有周王室颁发者，尤其进入春秋后，诸侯坐大，各自为政，其所存典籍经长期传抄，按其国需要增损，其中之重复、烦乱、浮词、芜杂必不可免，孔子用为教材，必然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按其立文字之教需要所作的筛选，《序中》所说：“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范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应当是事实。此《书》方称为《书》，未编入此《书》者，通称《逸书》，如《逸周书》，也是我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传说是孔子删定《尚书》后所剩，为《周书》逸篇。后人或以为此书主要篇章出自战国人手。 不仅《书》如此，《诗》亦如此。 《毛诗正义·序》：“於后时经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没而颂声寝，陈灵兴而变风息。先君宣父，釐正遗文，缉其精华，褫其烦重，上从周始，下暨鲁僖，四百年閒，六诗备矣。”此序为唐时孔颖达所写，其所述，应当是事实。 如果认为孔安国序伪，孔颖达序晚，则墨子是先秦人物，其所述当更可信。 《墨子·公孟》称：“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诵诗三百，舞诗三百。”而由孔子删定之《诗》仅三百五篇，可见有大量诗歌在孔子删诗被剔除，或未收入，这些诗通称“逸诗”。 弄清楚了古文《尚书》是怎么回事，现在再来看《北京日报》提供的说法： “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 即使在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孔安国即上《尚书》（唯其是学界所称之古文《尚书》），并流传至今，也称不起传世两千多年。而这正是我们所说的古文《尚书》，如果它流传了两千多年，即孔安国传注之《尚书》从汉武帝时代流传至今，则古文《尚书》不是伪书命题成立。刘国忠先生“确实是一部伪书”的结论岂非自掴耳光？“清华简”之献者，释读者岂非白费力气？刘国忠先生不至于逻辑混乱到如此不堪之地步吧！ “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 前已说明，孔安国所献《尚书》方称古文《尚书》，秦以前的《书》或《尚书》通通用古文（估计秦也不例外）写成，从无人称其为古文《尚书》，请问，这古文《尚书》是什么《尚书》，是诸公认为早已在晋室东迁即已失传的古文《尚书》？怎么知道属于这个“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的？莫非真正找到了这个《尚书》？那真是伟大发现，旷世功业。如果这个古文《尚书》指的是现在通行的《十三经》中的《尚书》，下愚眼拙，反复看了又看，今《尚书》绝无此篇。顺便请问刘国忠先生，你看见的古文《尚书》的原貌是什么？是怎么看见它的原貌的？就凭两篇所谓的《尹诰》与《傅说之命》就能看到古文《尚书》的原貌？或者乘坐时光飞车，从现在飞回到西晋大内秘府？ 不要再玩模糊概念之类的游戏了！ 2、“清华简”中“属于古文《尚书》一类文献有《尹诰》，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相同的例子还见于《说命》篇。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有题为《傅悦之命》者“也是三篇。”“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 “清华简”今、古文《尚书》皆有的文献一篇未提供，与古文《尚书》相关者从篇名到内容完全不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题：“清华简”中《书》之源头既非伏生《书》，也非孔壁《书》；联系到其涉《诗》《礼》等内容一篇也不见于《六经》，即使承认“清华简”为2300年前物事，其所录亦非《六经》系列，充其量是辑孔子删削后之“逸书”“逸诗”一类简牍。 3、“《傅说之命》，也是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 《国语》所记上起周穆王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则成书年代不会早于前453年，孔子生于前551年，逝世于前479年，即孔子逝世时《国语》尚未问世，孔子自然不会看到其中《楚语》相关引语。现今通行《尚书》出自孔子所定《书经》一系，其《说命》篇没有《傅说之命》之相关《楚语》之引语，再正常不过。 须知，照人们所说，古文《尚书》为魏、晋间人伪作，其作者丁晏推定为王肃，有人推定为鄭冲，这些人都是学富五车之辈，号称一时作手，那时《国语》已成日常读物，且没有随晋室东迁而散失那些由头，他们在造作伪书时，怎么不抄《国语·楚语》之有关引语？莫非埋伏预案，好让后人指证其伪？这正说明古文《尚书》自孔子《书》一脉相承。“清华简”中之《傅说之命》，才有可能受晚出之《国语》影响，《傅说之命》才有可能是后人伪作，最早也不过是战国间陋儒所作。 如果通行《尚书》为后人伪作，“真正”古文《尚书》已完全毁掉，就是说作伪者完全不知古文《尚书》是怎么回事，怎么会作《咸有一德》与《尹诰》一篇相当？怎么会作《说命》三篇与《傅说之命》之篇数一致？他不可能坐时光飞车到战国末世去看《傅说之命》，仿其制而作三篇，也不可能飞到今日见到“清华宝典”再飞回去制作其伪书，只有一种可能，《尹诰》、《傅说之命》仿《咸有一德》与《说命》而伪作！ 4、《西伯戡黎》是“清华简”之死穴 有关网文称，“清华简”有一段涉《尚书·西伯戡黎》事，即毕公戡定黎国后，周武王与周公于文王庙寝举行“饮至”之礼，以贺毕公戡黎成功。饮酒间赋诗庆功，武王致毕公诗为：“乐乐旨酒，宴以二公，任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壮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周公致毕公诗为：“英英戎服，壮武赳赳，毖精谋猷，裕德乃究。王有旨酒，我弗忧以浮，既醉又侑，明日勿修。” 《西伯戡黎》今、古文《尚书》皆有，列入《商书》，历来皆认为戡黎者为文王，自南宋蔡沈注《书经》，有了歧议。“清华简”所持之论，则为武王戡黎。下愚有拙文《<西伯戡黎>之西伯为姬昌》，网上可以查到，兹不赘。只就“武王”“周公”之二诗说说其中消息。 武王、周公，乃周之最高统治者，其所作当是庙堂文学，于《诗经》中当归雅、颂一类。把这一类诗章与此二诗比一比，就可看出其与之同或是不同。其中之“任仁兄弟”，解尤多歧。第一、仁字尽管在春秋以后，特别是孔子提倡仁学以后，是出现率较高的字之一，但在《诗经》中，是出现率最低的字之一。诗三百首，出现此字的仅两篇：一为《郑风?叔于田》，其第一章：“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这首诗是吹捧郑庄公之弟共叔段的。二为《齐风?卢令》，其第一章：“卢令令，其人美且仁。”皆为东周诗。雅颂145篇，其篇目虽比15国风160篇少15篇，其字数则比15 国风多一倍半以上，却无一处用到“仁”字，武王致毕公诗则出现仁字，突破雅颂未用仁字之例。 任古亦通佞，《书?舜典》：“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孔传：“任，佞；难，拒也。”蔡沈集传：“任，古文作壬，包藏兇恶之人也。”而仁亦同人，《礼记?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孟子?尽心下》：“仁者,人也。”如此解，武王、周公、毕公岂不都成了任仁？佞人？坏人？武王、周公，用字岂如此不慎？ 任仁二字连文，《十三经》所无，《国语》、《国策》、《史记》不载，实从《论语·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之“仁以为己任”化出。《论语》已是文王、周公身后五六百年作品。或从《汉书·成帝·河平元年》：“惇任仁人”化出。整个《汉书》只有两处出现“惇任仁人”。已是武王身后近千年之事了。而以“任仁”二字连文作定语，下愚查了许多古籍，尚未找到。 再看看“周公”致“毕公”诗中之“王有旨酒，我弗忧以浮，既醉又侑，明日勿修。” ①王为谁？《西伯戡黎》列入《商书》，即使西伯为姬发，但在当时，仍为殷臣。仍为伯，戡黎实为殷纣效命，则此处之王当是纣王。周室自文王断虞、芮之之讼，即在打纣王江山之主意（或更早，太王时已有代殷之心），武王时已到实施阶段，此时姬旦、姬发对纣王之旨酒会如此看重？ ②浮在此有轻薄放浪意，《国语·楚语》：“教以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小尔雅》：“浮，罚也。谓罚爵也。”即罚酒，与浮白义同。汉刘向《说苑·善说》：“魏文侯与大夫饮酒，使公乘不仁为觞政，曰：‘饮不釂者，浮以大白。’”原意为罚饮一满杯酒，后亦称畅饮为浮白。周公素以礼乐治国著称天下后世，姬发、姬旦岂可因为纣戡黎之小胜而乐极忘形，放浪轻薄，一日不够，还要约明日之饮，大有在文王庙寝里浮白三日之势？这还是西周开国之君武王，进入圣域，制礼作乐之周公？他们把自己糟蹋得也太过分了吧？ 武王、周公、毕公之称，显然是在周灭纣之后，这时哪里还在为商戡什么黎。 这正是“清华简”造作者之最大败笔，也是“清华简”之死穴。 5、下愚曾在网上贴过一篇文字《出土文物通行文献孰重孰轻》，说明出土文物与通行文献之学理价值充其量相等，通行文物有真伪问题，孟子就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同样出土文物也有真伪问题，或版本不同问题，通行文献，如《史记》等已流行两千余年，岂可因某一两件出土文物随意改动甚至否定！ 6、自诩太过：报导称“当年王国维曾提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而此次‘清华简’的发现意义不亚于这两次，可以称为‘第三次重大发现。’”浆糊刷得太厚了。 孔子壁中书，单以《尚书》而论，其《书》不仅涵盖了今文《尚书》，且较其多出二十多篇，为篇幅最多，流传至今最完备的《尚书》，更何况它出于《六经》编定者，万世师表的孔子门墙，历两千余年而为众多典籍所引用，众多学人所学习；而“清华简”，把那些什么《保训》等杂七杂八的凑起来，也不过十来篇，其学术价值能望《壁书》之项背？ 晋太康间出土之《汲冢书》，盗发者为谁，盗发之地点、时间、墓主、官收之过程都十分清楚，而“清华简”出土之地点、时间、墓主，盗发者是谁皆不清不楚，盗出转内销过程也含糊其词，就凭什么炭14定其无字残简为2300年前之物，其可信度能望《汲冢书》之项背？《汲冢书》之说法也与《史记》、《尚书》等有所不同，但晋人、后人并未用它去修改什么，定正什么，更没有凭一二点不同，而宣布什么书为伪，什么书为真。 严格地说，像“清华简”这样来历不明，来路不明的东西，在弄清其底细前，很难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 如果这也称为第三次重大学术发现，则清末民初的甲骨文大量出土又算什么发现，这一堆“清华简”赶得上那次大发现？是不是有点王婆卖瓜的味道？ （201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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