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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前110) 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迁受他的影响最深。司马谈流传下来的文章有《论六家要旨》一文。他概括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加以论述。在这篇论文里第一次分析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文化的分支起因和所形成学术流派的特点与弊端。非常方便我们搞清楚‘六家’的侧重与区别。文章中观点也可参考对中国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的历史考察。 一、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摘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原文：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旨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译文： 太史公师从唐都学习天文，师从杨何学习《易经》，师从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却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等所做的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 原文：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译文： 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原文：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译文： 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宜、忌规定，顺应它就会昌盛，违背它不死则亡。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规律，不顺应它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所以说“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原文：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译文： 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六艺》为原则，而《六艺》的本文和释传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不能弄通其学问，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力气却很少功效”。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 原文：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译文： 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搭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的是糙米粗饭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贱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是不能废弃它的。 原文：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译文： 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贱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亲属、尊长上的恩爱关系就断绝了。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至于说到法家使君主尊贵，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原文：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译文： 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取决于概念名称却失弃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至于循名责实，要求名称与实际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察的。 原文：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译文： 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则幽深微妙，难以明白通晓。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用原则。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后物情的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应时势以成其业；有度而不恃度以为度，要根据万物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业绩之所以不可磨灭，就在于能够与时势一同地变化。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要”。群臣一齐来到面前，君主应让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分。其实际情况符合其言论名声者，叫做“端”；实际情况不符合其言论声名者，叫做“窾”（kuǎn）。不听信“窾言”即空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问题在于想不想运用，只要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二、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看诸子文化的地位 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谈的一个观点,就是“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才使文化分成一个个的流派，诸子百家本是同源的,这个源是什么？是儒学，也就是说，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根。 从《汉书·艺文志》中也看到这种说法:“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因时代的变化到了“王道既微，诸侯力政”，而各诸侯又‘好恶殊方’，投其所好者找上门来，从不同侧面展开论述，因各有侧重而发展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化分支。说其‘各有侧重’是好听的说法，说白了，诸子已没有能力从整体、从全局来理解和传承中国文化，只能从某个角度、局部的，甚至已带有了偏见来观察和研究，并发展形成为一种专门的学说，这才是诸子之所以出现的原因。 换个更形象的说法，诸子百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本散而万殊’的结果，好比钢化玻璃摔在了地上，我们看到的是晶莹剔透美丽如钻的颗粒，却都没有见过玻璃未碎前的美丽！ 然而文化的分化又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我们只是不能因循了历史趋势发展了、变化了，而不知所以然。 中国文化从上古流传下来，经过历朝历代‘时君世主，好恶殊方’的改造，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其中加进了多少他们的思想和观念？！然而，仍旧冠之以孔孟之道，扰乱了视听混淆了是非，作为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就要努力厘清上古中国文化中的真实概念。而不是用西方的思维和眼光去中国上古的文化，更不是跟着故意歪曲中国上古文化的人一起瞎咧咧。 对文化的了解与传承永远是亿万人的事。如果要想全面的了解中国文化就不得不在粗与细中做出选择。 看看我国图书分类发展史，从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理群书的成就，以及图书分类的方法与变化，从粗略的、全面的角度来认识自己的文化，给自己的文化寻找一个位置。说难听点，哪怕是要把它当‘包袱’埋了，不是也得要找个地方！ 寻找文化的定位，非常有必要。 三、中国文化源自上古儒家学说才是正统 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中能看出阴阳、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家的侧重与区别，但看不出文化的主次，容易让人误以为孔子的文化地位与其他诸子同是一个层次的。 我们需要明确一件事实，孔子是‘祖述尧舜’、‘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他整理的是中国上古之文化，他流传下来的儒家学说才是源于上古、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是中国文化之主干。其他诸子学说只是中国文化主干的分枝。 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泰伯》篇中有如下的评说：“我们现在说中国文化，如果严格地说应该是周代文化。是周公把过去的中国文化，集其大成；而孔子是将周公集其大成的中国文化加以整理。所以中国文化，也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所传承的文化总称。” 而其他诸子百家的论述则是‘有作有述’的，已是中国文化主干的分枝、已是文化的流派，中国文化的主次必须分清。 柳诒微著在《中国文化史》中云：“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记得我曾在“中华文化随想”说过，“最好的与最坏的创造了历史，平庸之辈则繁衍了种族”。有句成语叫：不卑不亢。就是因为很多人的骨子里欺软怕硬，既卑且亢。当然在兴家创业的使命、或族绝种灭的危机面前往往就有这个群体的脊梁出现，我们中国有句话：“倔儿不败家”，可这往往是情势逼的。时势造英雄，上千顷的地可能造出这么一根有骨头的苗（袁隆平先生的成功，就是净拣“有骨头”的种苗进行提拔、培育才得来的）。大多数的都平庸地顺服在尊长们道貌岸然的无形黑幕下了。圣人为子孙定下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性基调，已经成了远古的绝响。 创立儒家的孔子是大教育家。所以很多具体研究孔子的人们都去探讨孔子教育的手段，可是他们都忘了孔子一生为学施教、出仕从政的行动，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再现尧舜之治！这一点是他宏观上充满生机的“仁”的政治、教化的最终指向！ 当然，经过了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欺骗压榨，人们已经把它当成了一个神话传说，都不知向往、也不再相信、更不去奢求了！再加上人人都可以为尧舜，建成尧舜时代人人有责。可是人们做不到都是尧舜，那么建不成尧舜时代也就是正常的。所以自“六亿神州尽舜尧”之后，人们从“信仰危机”退化到了“信任危机”，已经几十年没有人提这个口号了。 但是我依然向往它。从祝福更多的人们得到真爱的角度上讲，我真的期望在未来的民族复兴中看到这样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的出现。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实践确实需要有这样一个好的社会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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