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的水墨语境与中国画的民族性

逸心茶舍 201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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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作品

作为体现中国民族文化意识的绘画艺术，自发韧之初便与探索宇宙自然和人生的奥秘紧密相联。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认识过程中，奠定了中国绘画艺术对客观世界特殊的体验和观照方式，也决定了它的艺术形式中所表现出的远离现实真实人生的独特的思维特点和心理空间。这是一种开放的艺术思维和表征认知观念的艺术形式。在中国，至少从王维以后开始在参与绘画的文人阶层中，逐渐形成了以水墨为特质用来表达这种思维、感觉及理想的文化语境。700年后，出现了通过人生逆境的深刻体悟而把这一文化语境推到了更具深广内涵的极至：八大山人的绘画。
八大山人朱耷（1626—1705）江西籍，明太祖十六子朱权后裔，明亡后入奉新山为僧，旋又入道，晚年仍为儒士，浪迹于南昌进贤、新建、抚州各地，他在灯社、北兰寺、芙山房、寤歌草堂度其残年。一边坚持不屈的反清活动，一边与节义之士诗酒为酬，卖画为生。刻骨铭心的亡国之恨使他由猖狂而疯癫，生理和精神上极度的刺激，从相反意义上把他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推到了超越社会和人生真实的特殊的理性思维空间，从而在他的绘画中显露出高于时代的认识观与方法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的艺术表征。这种表征的意义在于：他以一个文人的内质所形成的对水墨语言涵量及其表现的敏感，在造就了水墨语言之精致完美的同时，也造就了文人画艺术的发展与中国认识论进程的同步。中国的认识论是建立在对自然、人生和社会独特的情感观照和生命状态内省式的体验基础之上。八大山人正是凭借其情感和生命处在社会大变革的矛盾冲突这一独特体验，传情于荒山剩水、枯枝败叶。也恰恰正是这一没有色彩远离现实的世界把文人画的水墨语境由表现上升至观念，以黑白的冲突构成与中国哲学属性的同一性，从而使八大山人的书画作品具备了非艺术作品的表述。
这是中国画高级阶段的特性，也是中国绘画艺术民族性发展之体现。从哲学本体论和艺术本体论都不难发现，文化语境是在认知层次的递进和自我意识的外化同客观世界的对立统一中形成的。它不仅取决于自我意识，而且受制于载体与自然的融合和同一。因此，水墨以其独特的材质性能构成了中国画与认识论一致的表述语言和能负载历史、社会及人生内质的语境。八大山人的作品充分利用了水墨材质与自然事物的关系，以审美心理为要凭，把黑与白这一对立的矛盾在视觉形象的笔墨界限中变化到极点，使白与黑充满了理性思辩的艺术意味。
中国画的最高发展就是重意重理。尤其是宋代文人画兴起对后世中国画民族性的形成与发展影响至大。在绘画认识观和审美观上，由形似到神会，由自娱到抒情，由明性到写心的发展是通过对发展哲学概念和范畴而形成秩序的抽象的思维能力来实现的。在方法论上，笔墨是至高无上的，通过笔与墨的节奏变化传递塑造物象的信息。像八大山人的鱼图，在黑白的水墨关系中显示并强化黑白层次，一方面守住了集中体现物象质的黑，另一方面在物象实体面与背景空间的交接中实现一种含有思维特征的综合与抽象。这是民族的理性精神与智慧，是在精神的微妙与智慧的玄哲中获得的艺术体现与自然法则的高度统一。
从这里应当不难发现八大山人绘画的文化内涵就是通过对社会人生的体验而形成的含有文化标志形态的水墨语境的发展，使他的艺术在历史的演进中强化和充实了民族性的内质。民族历史和思想文化所决定并在发展中完善的带有特质性质的要素是民族性内质的基础。艺术的民族性发展离不开民族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的发展，离不开艺术家的心理构成方式对民族性的容纳。同时，它是以民族的个别和特殊来体现的，通过获得新的生命意识来改造的。文人画宋元以来一直扮演着民族审美文化载体的重要角色，因其形式表现上以山水、花鸟为主，远离社会，是与社会产生矛盾冲突后反向形成的认识的极端形式，故而在型态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创作上也有相对的秩序性。在稳定中求发展，在秩序里显自由成为中国画隐形的特质。它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更多的是民族文化所决定的民族气质。在八大山人出现后至清亡，文人画家虽层出不穷，但有如此典型的民族性绘画尚不多见。一部分画家虽冲破了旧有的艺术观和表现方法，在时代风貌的体现上也浸透了理性的意识，然而终究缺乏像八大山人那样集多种矛盾于一身的文人。因此，可以这样说，八大山人的绘画应当作为中国古典时期文人画的终结写进绘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