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一书的主编前言及其译者序

 

 

“理想藏书”一书的主编前言及其译者序

 

主编前言
    为什么要有一种理想藏书
    皮埃尔·蓬塞纳

    一种巨大无比的藏书室应该收录有“二十几个书写符号的所有可能的组合（这数目尽管庞大，却并非无穷），即是说，可能在所有语言中表达的一切”。兴许，我们从中将会看出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带有神秘反响的故事的主题，由那个世界主义文学家瞎子斯芬克司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所想像出来，并将属于我们今后的阅读神话：《巴别图书馆》。但我们总是常常忘记注意到：出于作者特别钟爱的一种对称效果，博尔赫斯曾经还特地写了另一个故事《镜子与面具》，他在其中讲述了一个关于一位诗人苦苦寻找以其自身便能包含任何诗歌的惟一之词的故事。“这正好与《巴别图书馆》相反，”他这样说道，“代替书籍数量上的一个无限数的，是一个无限意义上的惟一的词。”
    构建一种“理想藏书”的想法和愿望，可以被置于两个乌托邦的无法交集中。它得调和两者，一边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专制，涉及所有可能的书籍，另一边，则是寻找一部必需的作品，自身包含一切。然而这个不可解的方程式，任何热衷于文字读物的人迟早有一天要面对的这一方程式，碰上了一个十分世俗的事实：时间是有限的，尤其对那些嗜读如命的人来说。我们计算过，一个每周必“吞噬”一本书的雅士端人，算他读上60年，到最后也只能“吞下”3 120本书。
    就算每周能读三部作品，我们这回可算遇到了一位真正的大食量人士，也还是达
理想藏书18不到10 000本书的标线。一个小玩艺儿，面对着数以百万计值得关注的书籍，各种开本的、用各种语言撰写的、涉及各种奇妙主题的、隐含着最闻所未闻的梦想的书。
    这无法估价的财富在好几个世纪的过程中逐渐积攒，并继续增加着价值——每年15 000部新作在法国产生——怎样接近它，掌握它，更好地享受它？即便是一个偶尔读之的读者也能预感到流浪的局限。无序的好奇心带来的快乐被某种有序排列的需要所取代，而藏书室，无论是私人还是公共的，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有序排列的物质性。这样一来，一个“理想藏书”的构架便以此种形式出现，一个必要却又无偿的举动，一个终日不断开始的无法证实的悖论，或是一种能偶然得益的消遣。
    1950年，雷蒙·格诺（和博尔赫斯一样，他是《理想藏书》的另外一位守护精灵）采用一种公众投票式的方法玩了一把。现在轮到我们尝试冒险了。在对来自完全不同领域的百余位专家的细致调查之后，并且同时提出了——当然——前所未有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它们的原则有时是武断制定的，它们的使用经常是专制的，但如果没有它们的存在，这一计划就不可能实现。此外“藏书（bibliothèque）”这个词的希腊词源“biblion（书籍），thêkê（柜子）”，难道不是已经设想了这种规整的主意吗？
    说到《理想藏书》的起源，首先有一种渴望，要以一种实用的方式回应一个被不断反复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来自出版商，而且还见于学校里或报纸上：在某一领域里到底该读些什么作为基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设想提出一种推进式的阅读建议，就像用方块来填充盒子一样。我们不妨打个比方，假设某个读者试图在美国小说方面入门。我们首先提供给他一份带有说明的10种最基本的书，而后推进到25种（其中包括最初的10种），再增加到49种（先前的25种一并收录在内）。为什么是49这个数？在这个7的完全倍数的数字本身的魔力之外，还有一种愿望，要以一种仍然保留一个空格有待填充的方式（给第50个），体现出这本《理想藏书》的游戏特点和开放特点，它总体上很自然地包括了49个章节或者宁可说是49栏图书专架。在每一栏专架中，作品全都按照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这也就是说，除去10种、25种和49种这三个层次外，没有其他的划分等级。
    我们的挑选局限于可以找到法语版本的书目。但是，作为补偿，我们给非法兰西的文学保留了一个很大的位子，如此，便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保留书目是
译本了。然而，一些断版的作品时不时地被提到，这或许——希望如此——能够推动一下它们的再版。考虑到多方面之间的一种平衡，我们尽可能审慎地迫使自己遵守的另一个重要规则是：对于49种书中的每一种，一位作者只能被选择一次，并且，被选中的这一本书就不能再被选入其他章节中。有异议吗？
    显然。但是这种禁令却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来迫使我们建立一个充满“应和”（correspondances）——这个词几乎就跟在波德莱尔笔下的一样——的理想藏书书目，将最不同的标准混杂在一起，施行一种整合，从各种文学文类到各种知识形式，中间还包括地理或是历史。尤其是，我们不准备把有关作家的一系列参照作品排成一列，而不得不将一位作家的作品放在不同的视角来看。让我们拿莎士比亚的例子来说：他的《哈姆雷特》出现在“戏剧”栏目中，《十四行诗》出现在“英国文学”栏目中。不错，另外还有“神鬼魔怪作品”书架上的《仲夏夜之梦》，或者，“政治”书架上不那么被期待的《理查三世》，它和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以及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排在一起。谁又能否认，莎士比亚是一位有其自己特色的非凡的观察家、阐释家，甚至还是纵论权势的理论家呢？
    《理想藏书》的双重索引有助于，在所有情况下，每次都能找到作家和作品被归到哪些相应的栏目中，它们在某处的缺席通常可以由它们在别处的在场得到解释。此外，书中还有很多花边材料——历史日期、语录、观点和看法、参考书目、游戏——用于对我们的选择作一些说明和补充。
    至于选书这件事本身，除了一些无用的遁词之外，我们又该如何证实呢？如果说，有些作品显然是被强推给我们，那么，大多数入选作品则是依据我们的兴趣判断，而某些作品可能被明目张胆的偏见给排斥了。这都是无法争辩的。我们只能说，两年来，在这一计划的工作中，我们隐约看到，孔子的一段教诲多少还具有现实意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以提问形式出现的最后一点怀疑：这本书，《理想藏书》，能否在某种理想藏书的书库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者说，它是不是就像一颗已离开大气层的卫星，却继续着与地球的交流活动？它是否已经属于另一个世界了呢？博尔赫斯也许会喜欢这个谜的。

译者序
    《理想藏书》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呢？这一点，我在十多年前翻译它的时候，就已写过文章介绍了。
    在当今的现代化发达社会中，一切文明皆与信息相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就连读书，也需掌握信息。我们知道，一个人读书的能力（主要指精力、理解力、时间）有限，就算他一星期读一本，读上60年也只能读3 120本；如果每星期读三本，那他也超不过10 000本这个量。然而，每年出版的新书就远不止此数，光在法国就有15 000种之多，全世界的出版量则无法计全了。一个读者如何在书籍的汪洋大海中遨游觅食呢？
    作为一个读者，他首先遇着的问题就是：读什么？选什么？从哪里开始？一句话，读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这里我们姑且不论专业书籍，只论文学作品。读文学作品也同样需要选。选就是区分，区分昙花一现与流芳百世，区分炫目的浮华与内在的精华。每一个读者限于自己的能力（知识面、精力、时间等），在选择时往往需要听取他人的意见，尤其是专家的意见，以减少盲目性、随意性。
    法国《读书》杂志的专家们早已出来做了这样一件替读者选择的事。
    《读书》杂志为帮助读者选择值得各人阅读的书，并建立个人的藏书架，从1986年起陆续提出了一些专题的理想书目（即建议阅读的书目或称藏书书目）。
    该杂志的编辑与记者通过调查研究，在一定范围内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后，拟
理想藏书6定了以文学作品为主的49个专题，每一专题推出49种图书，并将49种书的书目分为三个等级，最基本也即最有代表意义的列入前10种；次等重要的列入前25种（含前10种），其余的列入前49种（含前25种）。
    读者可以根据各自的阅读能力和购买能力决定各自的阅读量和藏书量。有趣的是，书单在每一个专题中都故意为读者留了一个空额——第50种，由读者根据兴趣爱好自行选定。
    《读书》杂志1987年一年期间介绍了12个专题的书目后，负责编选工作的皮埃尔·蓬塞纳（Pierre Boncenne）等人又根据读者的意见对书单作了适当补充、修改和调整，最终出版了《理想藏书》（La Bibliothèque idéale，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88）。这本工具书除提供49个专题2 401篇书目之外，还对入选的每一部作品作了一个极其扼要的介绍，旨在向读者传达作品的基本信息：作者、书名、出版年代、出版社、重要性、特殊性、趣味性，等等。此外书尾还附有诺贝尔文学奖和法国五大文学奖（龚古尔奖、勒诺陀奖、费米娜奖、美第契奖、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的小资料，以及《读书》杂志1977—1987年评选的每年20本最佳图书的书目。编者声称：在49个专题之外，读者还可以按各自的专业或爱好自己建立第50个藏书架。这样，在《理想藏书》提供的49×49=2 401种书的基础上，读者自己可以扩建为一个50×50=2 500种书的小小图书馆。
    这49个专题可分两大类。第一类是文学，它再分成几小类：以大国文学分，有德语文学、英国（语）文学、西班牙文学、意大利文学等；以地区文学分，有美洲西班牙语文学、亚洲文学、中欧文学、北欧文学、东地中海及马格里布文学等；以体裁分，有历险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说、短篇小说、游记、科幻小说、日记、书信、戏剧、自传回忆录、少儿读物等。再细的分类则有美国小说、法国小说、法国诗歌等。第二类是泛文化，我们可以看到音乐、艺术史、连环画、历史、战争、革命、哲学、政治、宗教、风俗、美食等专题。
    为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理想藏书》，这里需要对原作的编选、排列、介绍意图作几点说明：
    1.《理想藏书》每个专题49种入选书只分三个档次，每档中作品的排列则不分优劣，仅以作者姓氏字母为序。例如列入前10种的书，都被认为属于同一档次，没有谁第一，谁第二，谁第十的排位之说。
    2.每一专题中，同一作者的作品只出现一次。一本书在某一专题中出现，则不在另一专题中再次出现，但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可在不同专题中出现，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哈姆雷特》分别入选“英国（语）文学”和“戏剧”专题。
    无疑，专家、学者们提供的信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甚至有普遍意义。但这毕竟是他人的选择，其片面性在所难免。更何况它给读者留下的自选余地只有五十分之一，实在难以照顾各人的趣味。该书主编皮埃尔·蓬塞纳承认：“这仅仅是一种选择，我们的选择。我们可能忘了一些作家，也可能选了一些价值地位不高的作品。”
    我们的读者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把这些书目当作一种参考，既不否定它的普遍意义，也不盲目地被它牵着鼻子走。他们可以在这一信息的基础上，自己有目的地有方向地选择。
    谈到这一选择的片面，笔者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其一是偏见：西方人的偏见，法国人的偏见，法国专家的偏见。这些偏见基本上出自欧洲文化中心论（甚至是法国文化中心论），这从选题的偏见即可见出；有的则受专家的文化背景如知识面及趣味的限制。其二是语言的局限：法国人选的书自然局限于法文，这点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外国作品（主要是文学作品）的入选范围限于法译本，无译本的原着自然进不了书单，译文欠佳的也得不到编选者的青睐。如中国的《离骚》恐怕永远也进不了他们的入选圈。鉴于2 401种书中有近四分之三是译文，书目所体现的价值的折扣也就可想而知了。
    尽管如此，书目的推出依然功不可没，光是2 401种书名的提出，便代表了巨大的工作量和信息量。
    《理想藏书》中译本的第一版出版后，我听到了不少读者和评论者的意见，主要是表示感谢，感谢作为翻译者的我为中国读者译了这样的一本“书目之书”；同时，也听到了一些善意的批评，对我的翻译提出了看法，尤其是一些已经有了中译本的图书书名的翻译法。
    后来，还有一些出版人与我联系，表示对光明日报出版社的那个版本不满意，希望能出一个《理想藏书》的新译本，把旧版中没有翻译的内容给补充齐全，同时把图文的编辑做得更好些。我自己也有意愿把译本做得更完善，但苦于没有适当机会，这件事一直就这样拖了下来，直到如今。
    现在，在世纪文景的编辑们的支持下，我终于完成了对《理想藏书》译本的修订工作。兴奋之余，觉得还有些话似乎要对读者讲一讲，算是为新译本作一个说明吧。
    在1996年光明日报出版社的旧译本中，译者其实已经做了一些法文原作中没有做的事：
    1.补了作品的体裁说明，即一部作品是“小说”，还是“书信”，或是“诗歌”。这都是由译者补注的，法文原着中并没有。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德语文学”中，《维吉尔之死》，译者增补了“小说”字样，告诉中国读者，这是一部小说。而且，为便于读者查询，译者尽可能在作者姓名之前补注了国籍。
    2.法文原书中的出版年份，往往是指法译本的出版年份，对中国读者没有什么参考意义。于是，译者把它改成了原作成书的年份，如若查不到年份，则以作者的生卒年份来代替，这样，至少可以告诉读者，这本书是哪一个世纪的作品。
    3.对一些外国作家的姓名，译者并没有照搬法语中的表达法，而是从原文直接译过来，或者按照一般通行的拉丁字母写法译出。例如一些意大利、西班牙的作家。又如希腊罗马的作家：佩特罗尼乌斯译自Petronius，而不是Pétrone；卢克莱修译自Lucretius，而不是Lucrèce。在这些情况下，外语不保留法语的拼写法，而直接采用通用写法。译名一般照顾通译。主要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外国名作家大词典》（漓江版）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4.外国作品的法译名不一定确切，法译本有的保留原作品名，有的则改译。
    中译本在翻译中尽可能还原，但限于水平和资料，有的难以做到，希望得到读者的原谅和指正。
    另外，还要说明的是：这个新译本是我和女儿余宁共同完成的，她新翻译了《理想藏书》原作的序言、前言、后记，我则补译了后面部分的附录（文学奖和年度最佳图书的资料，等等）。另外，我们两人分工补译了全书各个专题栏目中的补白资料。其中，我翻译的部分自然要多一些。另外，全书的修改工作和统稿工作是由我做的。
    新修订的译本主要做了这么几件事：
    1.对原译文作了通读和修改，包括订正明显的错误和文字的进一步润色加工。
    2.补上了十多年前的旧译本中没有翻译的原书的序言、前言和后记。
    本书推介者贝尔纳·皮沃（Bernard Pivot）写的序言“哎！假如我读过《读书》
    杂志的《理想藏书》……”，介绍了《读书》杂志的编辑们做的这一件功德无量
的工作，同时还以幽默的口吻评价了“图书的野心”和“选择的困难”。
    《读书》杂志的负责人皮埃尔·蓬塞纳的前言“为什么要有一种理想藏书”则说明，他主编的这本书的主要意图，是要在建立巨大的“巴别图书馆”和拥有包罗万象的“惟一之书”这两种无法交集的乌托邦之间，为“嗜读如命的人”编制一套“必要却又无偿”的书目。他还在前言中解释了本书的选编原则。
    而阿兰·若贝尔写的后记“藏书宛如一个世界”，则简单回顾了图书（文字的载体）、藏书（何谓bibliothèque）、理想藏书（作为一种选书的游戏）的历史。
    同时，我们对《理想藏书》原书的作者分工关系作了一个订正，从原先很不妥的“贝尔纳·皮沃、皮埃尔·蓬塞纳编着”，改为现今的“贝尔纳·皮沃介绍、皮埃尔·蓬塞纳主编”。实际上，这本书是在《读书》杂志的皮埃尔·蓬塞纳领导下编辑的，协理主编的是阿兰·若贝尔（Alain Jaubert）与于格·德·凯莱（Hugues de Kerret），具体参与者的名单，已经列在这一新版译本的扉页背面，读者可以查阅。
    3.新版本还补上了原书附录部分的诺贝尔文学奖和法国五大文学奖（龚古尔奖、勒诺陀奖、费米娜奖、美第契奖、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的小资料，以及《读书》杂志1977—1987年评选的每年20本最佳图书的书目。另外，还补充了作品条目和作家姓名索引两种。原书中，文学奖和年度最佳图书的资料都截止于1987年（法语新版本的资料则截止于1990年），我们这次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把它们补齐到2010年，希望对中国的读者有一点用处。
    寻找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当时在北京任法国文化中心图书馆馆长的卜力（Jean-Louis Boully）先生的帮助，还得到了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罗企霞女士的帮助，她的丈夫路士栋是我大学时期的同班同学。在此，我对他们的帮助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4.我们还把原书中每一专题的附录资料（或称补白），即一些作家、评论家关于该专题理想藏书的意见，也都补译了出来。体现在新译本中的，也就是各专题栏目中49本书的书目正文右边加*示意的文字。附录资料（补白）这一部分中提到的作家，只要未在本书正文中出现的，也即在索引中没有收入其姓名的，我们尽量保留他们姓名的原文，以便爱好者进一步查询。
    5.新译本不仅订正了原译文中的一些差错，包括理解错误和表达错误，还尽量依据已出版的中译本，对某些书名的翻译法作了更改。当然，原来的译法并不一定错，但新本中更依据通译。例如，安部公房的《砂中的女人》改译为《砂
女》，米尔博的《酷刑园》改译为《秘密.花园》，均与已出版的汉译本相统一。
    6.对原译本中作的注释，如果意思比较明白的，或在本书中有索引可寻的，新版本中一般都删除。附录部分的内容，我们一般不再加注释，个别为一般中国读者所陌生的人物，只在文中标出原文，以便读者查询，但不加注释，因为，如果一一加注的话，篇幅会增大许多。
    7.增补和纠正了一些作者的国籍。其实，国籍的问题本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我国的读者往往比较注意一位学者、一位科学家的国籍，所以，译本在此作了一番小小的努力，把作者们的国籍一一注明。现在能借助于互联网，这项工作比以前容易做了。借此，我们也纠正了以前的一些含糊（例如对英语作者的国籍无法判断）。
    8.新译本依据的是1991年出版的法文新版。与1987年版本相比，这一法文新版对极个别的书目作了调整。我们的中译本则作相应的修订，但是，对旧版本中收录过却被新版本删掉的书目，我们的新译本依然在注解中加以说明和介绍。
    翻译工作很艰辛，尤其是《理想藏书》这样的工具书之类的书目之书的翻译，一行文字往往包含了大量的信息，需要查阅种种资料。好在这一次只是补译和修订，不如第一次翻译时那般费劲。又好在有女儿的帮助，她不仅做翻译，还帮我录入了相当一部分的稿子（约五十来页），因为当年翻译《理想藏书》时我自己还没有使用电脑，手头并没有电子文档保存。
    如今，用电脑帮着做翻译，确实有方便的地方，其中，Google的查阅实在是便利极了。这大大加快了我们的翻译进度。正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Google之”。感觉比较爽！

余中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