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天”境界与中晚唐士风的嬗变
尚永亮 内容提要； 政局的变幻和党争的加剧，导致中唐后期文人对政治的避离以及对“壶天”境界的追求。以白居易为代表，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以诗酒唱和、园林营构为主要内容，文人们在“壶天”中过起了适意的吏隐生活。承接中唐余绪，晚唐文人的追求和爱好越来越狭小、袖珍，并将这些狭小、袖珍的东西放到诗中不厌其烦地加以表现。他们也向往“壶天”境界，但已不同于中唐文人的吏隐，他们使用更多的是“壶天”具有的另一层与隐逸、幽栖乃至神仙相关的意义。一方面是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命运，另一方面是审美情趣的改变，二者聚合一途，遂导致晚唐文人对江湖山林的群体性回归。而从对“壶天”境界的歌咏中，亦可看出他们在时代大潮推涌下既难于仕宦亦难于吏隐而不得不将视线投向江湖山林的某种苦衷。 关键词； 壶天境界 吏隐 中晚唐士风 审美情趣 嬗变 一、中晚唐政局与“壶天”理想
从中唐后期开始，社会政治日趋混乱、险恶，国家财用亏耗，对民众的盘剥也开始变本加厉；加之穆、敬二君“昏童失德”(卷八(《本纪》)[1]，早在宪宗朝就已“纠绳军政，专任专达”(卷二四○元和十三年条)[2] 的宦官更趋张扬跋扈，而各路藩镇故态复萌，河北三镇再叛中央，由此，内忧外患，绵延不绝。大和二年(828)，文人刘蕡就以超人的敏感断言：“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四海将乱。此四者，国家已然之兆。”(卷一七八《刘蕡传》)[1] 这时距元和最后一年仅仅八年；自此又过七年即大和九年(835)，便发生了朝臣与宦官殊死搏斗、震惊内外的“甘露之变”；与此同时，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相互倾轧，势同水火；所有这些聚合一途，终于动摇国本，使得唐室江山在风雨飘摇中，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一步步走向了衰亡。 与此社会政治的变化相应，广大文人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观念不能不发生大的变化。元和以后，裴度等元老重臣虽曾数度返朝执政，但始终得不到重用，为人排挤、压抑；其他一些被贬被迁的著名文人，如韩愈、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虽陆续被从贬地召回，但面对政局的变易及其一再恶化，也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避离政治的想法，而无复昔日那种激切的参政情怀和批判精神了。长庆二年(822)，元稹因与裴度的矛盾而罢相，出为同州刺史，次年即远赴浙东，虽然出任的是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但过的却是悠游山水、累日唱和的清闲日子，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几乎已与朝政脱离了关联。韩愈晚年虽一直身在长安，但精神并不舒畅。长庆三年(823)，他眼见裴度被排挤出朝，知事已难为，遂滋生远离是非之地的意念。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他先站在被送者角度说：“台阁多官员，无地寄一足”；接着说自己是“我虽官在朝，气势日局缩”。在同时所作另一首《示爽》诗里，韩愈再次表述了希望离开朝廷、归于林下的想法：“吾老世味薄，因循致流连。强颜班行内，何实非罪愆？才短难自立，惧终莫洗湔。临分不汝诳，有路即归田。”从这里一再申说的“无地寄一足”、“气势日局缩”、“才短难自立”，显然可见朝中政治已十分险恶。所以，没过多久，他便以疾病为借口，回到长安城南庄，过起他一生中最后一段虽短暂却富于意趣的悠游生活了。 白居易见机比韩愈要早，而正式退居洛下的时间又稍晚一些。长庆二年，他即主动请求外任，离开朝廷，刺史杭州；四年五月，以太子左庶子的身份分司东都。从宝历元年到二年，赴苏州任了一年多的刺史，此后又应诏出任过秘书监、刑部侍郎，至大和三年正式定居洛阳，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悠闲的一段亦官亦隐的生活。据宋人笔记、诗话载：甘露之祸发生时，白居易正在洛阳游香山寺，听到王涯等朝官被宦官诛杀的消息，曾作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有人猜测：当年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是由于王涯从中作祟，此时王涯死于非命，白氏作诗是在幸灾乐祸。这种解释恐怕是浅之乎视乐天了。苏轼有言：“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3] 是不是“悲之”，可暂置勿论，但白居易从此一事件中所受震惊应是不言而喻的。早在被贬江州时，他就以对政治的深刻体悟，决计“浩然江湖，从此长往”(《与杨虞卿书》)；而今政治斗争的险恶，更远过当年，诸多朝臣同日死于非命，面对如此政局，白居易不能不对政治彻底失去信心，并从中感受到一种透骨的寒意。他要远离风险，“青山独往”了。以白居易为典型代表，此一时期的士大夫心理普遍发生了由外向到内向的收缩，由社会到自我的聚敛，他们躲避政治，怕谈政治，而醉心于园林的构建，奇石的把玩，茶茗的品味，诗酒的唱和，一句话，躲入了“壶天”境界之中。 所谓“壶天”，最早源于一个历史典故。《后汉书》卷八二下《方术列传》载，方士费长房“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此后，这一故事又被葛洪记入《神仙传》中，成了道家仙境的代称。有的书还由此繁衍出新的故事，说一个叫施存的人学大丹之道，后为官治理一方，身上常悬一壶，壶大能容五升，可变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如世间情景一般。他夜宿其内，自号“壶天”[4]。这些故事说的都是神仙家本领之大，可以伸缩自如。但后世很多希图避世的文人却赋予“壶天”以新的意义，把它视作身在尘世却可摆脱尘世烦嚣的理想之境，借以休息身心、怡养情趣。 中唐后期，不少身居高官的文人都曾表现出了对“壶天”境界的热衷。韩愈在离朝退居城南庄后，有《南溪始泛三首》，极写退居林下的悠闲自在。其二云：“我云以病归，此已颇自由。幸有用余俸，置居在西畴。囷仓米谷满，未有旦夕忧。上去无得得，下来亦悠悠。但恐烦里闾，时有缓急投。愿为同社人，鸡豚燕春秋。”元稹《幽栖》云：“野人自爱幽栖所，近对长松远是山。尽日望云心不系，有时看月夜方闲。壶中天地乾坤外，梦里身名旦暮间。”类似的意趣情怀，白居易说得更为明白。他在《酬吴七见寄》中这样说道： 君住安邑里，左右车徒喧。竹药闭深院，琴樽开小轩。谁知市南地，转作壶中天。 虽然身在市朝，却不受其干扰，任它车马喧闹，任它翻云覆雨，我自安然躲于壶中天地，静赏深院之竹，闲酌小轩之酒，这不也别有情趣吗？ 要追求“壶天”境界，首先必须看淡世事，看破红尘。只有这样，才能抽身退步，高蹈远引；而看破的要义，就在于置身事外，以旁观者的身份去漠视现实，淡化政治，由此扩大自我与社会的疏离程度。白居易在这点上做得颇为出色，他晚期的诗中，常常出现这样一些语句：“莫入红尘去，令人心力劳。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对酒五首》其二)“蟭螟杀敌蚊巢上，蛮触交争蜗角中。应似诸天观下界，一微尘内斗英雄。”(《禽虫十二章》其七)这里，白居易反复提到的“蜗角”，用的是《庄子》中的典故。《庄子·则阳》篇载：有一个国家建在蜗牛左角之上，叫触氏；另一个建在蜗牛右角上，叫蛮氏。一次，蛮氏与触氏为争夺地盘而战，有数万人战死，追杀了半个月才返回。这则寓言告诉人们：人世间的纷纷争斗，就如同蜗牛角上的敌国之战，是微不足道的，也是可笑可悲的。白居易三番五次地引用这则寓言，说明他对现实中争名夺利、尔虞我诈的深切厌恶，也展示了他抽身退步置身局外俯视这些争斗时的轻蔑和冷笑。在他心中，是非荣辱已无足轻重，功名利禄也不足挂齿，既然人生如此短暂，既然世间的一切都不过是蜗角之争，那么还有什么必要置身其中，执迷不悟、费心劳神，以至于惹祸伤身呢？还有什么理由不摆脱忧患，避离政治，到壶中天地去逍遥呢？ 二、“壶天”境界与吏隐生活
壶中天地，既是避离尘世、高蹈远引者的栖身之地，也是那些依违于出处之间、半官半隐者怡养身心的处所。这种生活，换一种说法就是“吏隐”。“吏隐”的表现是身虽居官而向往隐逸，虽希图避世，又因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不愿失去利禄。宋之问《蓝田山庄》：“宦游非吏隐，心事好幽偏。”杜甫《院中晚晴怀西廓茅舍》，“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都提到了“吏隐”之事，但真正将之落实到生活中的，应是盛唐时即向慕“坐知千里外，跳向一壶中”(《赠焦道士》)之生活的大诗人王维。王维晚年半官半隐，官为尚书右丞，家于蓝田辋川，上朝议事之余，便回到辋川，或静坐林下，或与客同游，以水木琴书自娱。据载：“王维居辋川，宅宇既广，山林亦远，而性好净洁，地不容浮尘。日有十数扫饰者，使两童专掌缚帚，而有时不给。”[5] 从这则记载看，王维是非常喜爱洁净的，身在林下，还是一尘不染；但从另一角度看，光扫地的人就有十多个，还专门有两个童子绑扎扫帚，那么从事其他工作的人也不会少到哪里去。如果没有朝廷给的俸禄，他怕是负担不起这些开支的。 王维的“吏隐”是有代表性的，但尚未形成时代的风气。真正形成时代风气并明确追求这种生活方式的，是在中唐，是在白居易这里。白居易晚年长期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定居洛阳。分司官是一闲职，拿的俸禄不少，却可以不理朝政，不问世务，优游于山水之中，自得自乐。这种生活方式，正符合他躲避政治、追求闲适的意愿，他将之称为“中隐”，并专门写了《中隐》一诗，很透彻地表述了他的看法：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宴。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与这种既不贱又不贵、既无冻馁亦无忧患的“中隐”相关合，白居易还热衷于“在家出家”法。他的《在家出家》诗说：“衣食支吾婚嫁毕，从今家事不相仍。夜眠身是投林鸟，朝饭心同乞食僧。清唳数声松下鹤，寒光一点竹间灯。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多不应。”这种在家出家，比中隐更进了一步，已快接近禅境了。禅境是白居易向往的目标，但他从根本上做不到，他能做到的，是在壶中天地亦即中隐中讨生活。中隐就是吏隐，这是白居易经过穷达通塞升沉进退的长久磨炼之后的最终人生归趋，这是对尘俗的超越，而超越中却饱含世情。他喜道官职俸禄，但所取无多，不像名利之徒那样汲汲于权位富贵；他向往自然山水和佛道的宁静超然，但适可而止，不像僧人和隐者那样长辞人间，逃禄归耕。他是在不失俸禄产业而又能清心寡欲的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走上了一条以超越为主、饱含闲情逸致的人生道路。据载，白居易的中隐生活过得十分潇洒，曾引起同时代不少人的歆羡： 白尚书为少傅，分务洛师，情兴高逸，每有云泉胜境，靡不追游。常以诗酒为娱，因著《醉吟先生传》以叙。卢尚书简辞有别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与群从子侄同游，……忽见二人衣蓑笠，循岸而来，牵引水乡蓬艇。船头覆青幕，中有白衣人，与衲僧偶坐；船后有小灶，安铜甑而炊，丱角仆烹鱼煮茗，溯流过于槛前。闻舟中吟啸方甚。卢抚掌惊叹，莫知谁氏。使人从而问之，乃曰白傅与僧佛光，同自建春门往香山精舍。其后每遇亲友，无不话之，以为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这条载于《剧谈录》卷下的资料很是生动，使我们从中看到了晚年白居易生活情状的一斑。《琴史》卷四据白氏《醉吟先生传》谓：“白居易……自云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每良辰美景，或花朝月夕，好事者相过，必为之先拂酒罍，次开诗箧。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声，弄《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有时肩舁适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谢诗数卷，竿左右悬双酒壶，寻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兴尽而返。其旷达如此。”用“旷达”来称赞白氏，白氏当之无愧，他自己就曾写有《达哉乐天行》一诗，自我赞誉：“达哉达哉白乐天，分司东都十三年。七旬才满冠已挂，半禄未及车先悬。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死生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旷达，是解脱痛苦的力量，也是高情逸致的基础。它在白居易这里的更多功用，则表现为促成了白氏超然于政治之外而及时行乐的心态和行为。 中隐生活是安逸的，却少了激情；壶中天地是美好的，却过于狭小。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白居易享受着闲适，寻觅着诗思，写下了大量“闲适”之作。白居易曾将自己诗歌分为四大类别，其中最重要的是讽谕诗和闲适诗两类。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 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远的情调。从创作时期看，讽谕诗基本上作于早期年轻气盛时，闲适诗多作于晚期年老力衰时。但白居易受佛道思想影响甚深，性格中既有意激气烈的一面，也有淡泊平和的一面，即使在其早年，也不乏对闲适生活的向往。如他步入仕途不久所作、列在白集“闲适”类第一篇的《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即表现出对帝都名利场的厌恶、对现有生活的满足。诗末四句说：“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数竿对一壶。”另一首作于周至县尉时的《官舍小亭闲望》：“亭上独吟罢，眼前无事时。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人心各自是，我是良在兹。”以淡泊知足之心，对清爽自然之景，境界不算大，格调也不甚高，但自得自适之情却别有一番情趣。这种知足保和的心境，越到晚年表现得越突出：“世间好物黄醅酒，天下闲人白侍郎。”(《尝黄醅新酎忆微之》)闲适生活与诗酒人生、佛道心境全都表现在闲适诗里，真实地再现了白居易的生活情趣和内在心态。大和八年(834)，六十三岁的白居易作《序洛诗》一篇，声称“自(大和)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看来，在悠闲的生活中，当年曾热心政治、大呼猛进的诗人确实已无复昔日的情怀了，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也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与白居易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一致，在中唐文人中具有代表性的，除了早在元和十五年即于谪居地连州建了“窈如壶中，别见天宇”(刘禹锡《吏隐亭述》)的“吏隐亭”，并在后期与白居易唱酬极多的刘禹锡外，还有与白同时期的宰相裴度。裴度早年参政意识极强，步入政坛后忧国忧民，公而忘私，论政议政，建树良多。他曾在上朝时手执的笏上大书“居安思危”四字，时时提醒自己。后来又力主用兵蕃镇，亲预平淮西之役，为唐王朝的中兴立下汗马功劳。《新唐书·裴度传》说他事四朝之君，数十年间常以一身之出处系君国之安危。但中唐后期，“阉竖擅威，天子拥虚器，缙绅道丧，度不复有经济意，乃治第东都集贤里……野服萧散，与白居易、刘禹锡为文章，把酒穷昼夜相欢，不问人间事。”《旧唐书》本传还说在他与“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的影响下，“当时名士，皆从之游”，可见一时盛况。 在远离政治的环境中，文人士大夫们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乐趣。开成二年三月三日，现任官与退居洛下的闲官举行了一个节日集会，场面十分宏大。是日，“河南尹李待价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郑居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裴公首赋一章，四坐继和，乐天为十二韵以献。”[6] 类似这样的集会，在当时的东都洛阳是不少的；集会之中，除了妓乐、壶觞、游览之外，是缺不得诗的。在一起的诗人可以在集会中联句，不在一起的诗人则长途邮寄，作诗唱和，你赠我答。这样，不仅能增加友情，造成愉快的气氛，而且能比赛竞争，夸奇斗胜，看谁的诗作得好。其中唱和最多的，要算白居易、元稹、刘禹锡、裴度、令狐楚等人，他如崔玄亮、李德裕等也时而参与，一时间蔚为风气。唱和诗写到一定数量，就要编成集子，以便流传。从这一时期编成的诗集来看，就有白居易与元稹的《因继集》，与刘禹锡的《刘白唱和集》，白、刘与裴度的《汝洛集》，刘与令狐楚的《彭阳唱和集》，刘与李德裕的《吴蜀集》，等等。从这些诗集表现的内容看，多以叙写闲情雅趣、思念问候为主，已很难再找到昔日那种激扬奋发的政治热情了。 作诗唱和之外，最能显示中唐文人生活情趣的，是他们对园林构建的持续热情。唐代官僚热衷于园林自初盛唐已开始，尤以中唐时期为最；而在中唐时期的文人中，尤以晚年退居洛下或虽未退居但家在洛阳的官僚为盛。当时的长安是政治中心，居住在这里的士大夫热衷园林的虽不算少，但身在天子脚下，对生活雅趣的追求还不敢过分明目张胆；而洛阳就不同了，它只是一个陪都，离皇帝既远，退居的旧官僚又多，遂形成一个闲散优游的中心。在这里居住的士大夫们，缺的不是钱，不是时间，也不是精力，而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优游处所，也就是精美的壶中天地。既然别的什么都不缺，只缺这一种东西，那就倾全力来营建就是了。于是，有了裴度建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卷一七○《裴度传》)[7] 的绿野堂；有了白居易位于履道坊、距裴度绿野堂甚近、“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卷一六六《白居易传》引《池上篇》)[7] 的履道池台；有了李德裕重构于伊阙南、“清流翠筱，树石幽奇”(卷一七四《李德裕传》)[7] 的平泉庄，也有了牛僧孺的归仁池馆、洛城新墅，令狐楚的平泉东庄，崔玄亮的依仁亭台，元稹的履信池馆，王茂元的东亭……难怪宋人李格非要专门写一本《洛阳名园记》，来详细记述此地的园林建筑了。 文人士大夫有了园林，就有了远离政治后的精神归宿，就使得他们所追求的壶中天地有了现实的基础，下一步便是如何让这天地更精美、更富有情趣了。于是，他们无不热衷于在此园林中营建人为的山水。水，是掘地穿池，从外引来的；山，是垒土叠石，巧妙架构而成的。这些假山假水虽然不如自然山水来得气势宏大，却十分精致，配上岛屿亭台、小桥回廊，颇具雅韵。闲人处于闲境，观赏这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竹林掩映，诗友品酩，也可谓别有洞天了。所谓“壶天”境界，至此已成就大半。 居住在“壶天”中的文人们还特别热衷于花木的养植和奇石的把玩。李德裕喜好花木，所以嘉木异卉，遍植园中，其中很多都是从全国各地搜求而得：“天下奇花异草，珍松怪石，靡不毕具。”[8]《旧唐书·牛僧孺传》、白居易《养竹记》、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记》、《思平泉树石杂咏》都记载了他们对竹木花草的兴趣。与此相伴，白居易、裴度、牛僧孺、李德裕等人无不酷嗜奇石。白居易从江南北归时，只带了二石一鹤，有诗专记其事：“归来未及问生涯，先问江南物在耶？引手摩挲青石笋，回头点检白莲花。”(《问江南物》)可见他对此石的重视程度。不过，比起牛僧孺、李德裕来，白居易还不算最突出的。据载：牛僧孺好石，故园中多太湖石叠构，白居易称牛的下属“多镇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钩深致远，献瑰纳奇，四五年间，累累而至。公于此物，独不廉让，东第南墅，列而置之。”(《太湖石记》)李德裕也好石，自称其平泉庄内，“江南珍木奇石，列于庭际，平生素怀，于此足矣。”并告诫他的后人说：“留此林居，贻厥后代。鬻吾平泉者，非吾子孙也。以平泉一树一石与人者，非佳子弟也。”(《平泉山居诫子孙记》)然而不幸的是，李德裕想将此园林奇石传之久远的愿望，不久便落空了。《贾氏谭录》载：“李德裕平原庄怪石名品甚众，各为洛阳城有力者取去，……石上皆刻'有道’二字。”宋代邵博《闻见后录》卷二七载：“牛僧孺、李德裕相雠，不同国也，其所好则每同。今洛阳公卿园圃中石，刻奇章者，僧孺故物；刻平泉者，德裕故物，相半也。”两位争斗了半生而又都嗜石如命的大官僚、大文人，最后还是没能守住自己的家园和奇玩。看来，这壶中天地也是很容易被摧毁的。 三、壶天境界与晚唐文人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的转变
从中唐后期到晚唐五代，历史是一个紧密联结的链条，所有在前一时期展示出的具有转折意义的特点，在后一时期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增加了不少前一时期所不具备的新质。 承接中唐文人由政治回归自我、热衷于园林、草木、奇石等“壶天”境界的余绪，晚唐文人也在构筑属于自己的壶天境界，只是这种境界除了自家亭园外，已开始向山林转移。同时，与中唐文人相比，他们的追求和爱好越来越狭小、袖珍，并将这些狭小、袖珍的东西放到诗中不厌其烦地加以表现。如白居易、牛僧孺、李德裕等人把玩奇石的好尚，深深影响到同时稍后的姚合、皮日休、陆龟蒙、吴融等人，在他们的诗作中，有不少这方面的描写。郑谷《七祖院小山》歌咏小巧玲珑的假山说：“小巧功成雨藓斑，轩车日日扣松关。峨嵋咫尺无人去，却向僧窗看假山。”这是作于西蜀净众寺的一首七言绝句，秀美的峨嵋山就在近旁，却懒得前往观赏，而把兴趣全部放到了眼前的假山之上。在另一首《重访黄神谷策禅者》中，郑谷更明确地道出了自己的好尚所在：“我趣转卑师趣静，数峰秋雪一炉香。”这是郑谷的审美观，也可以代表晚唐一代人的审美观。 晚唐文人对茶的喜爱胜过中唐。在他们那里，茶，几乎是不可须臾离开的物事。早在唐穆宗时，左拾遗李珏在一篇反对加重茶税的上表中就曾说道：“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卷一七三《李珏传》)[7] 这样一种风尚的形成，最初就有文人的推动作用在；而当它形成之后，更对文人的好尚推波助澜。闲暇的时候，沏上一杯好茶，闻着那飘溢的茶香，独自品味；有朋远来，则“扫室添香，煎茶待之”[9]，平添了诸多雅韵。文人饮茶，既要茶好，还要水好。据载，陆龟蒙“嗜茶，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张又新为《水说》七种，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虽百里为致之。”(卷一九六《陆龟蒙传》)[1] 晚唐文人不仅好饮茶，且多以茶入诗，连篇累牍，一再咏唱。如皮日休与陆龟蒙的唱和诗，以茶为题的就有茶坞、茶人、茶荀、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等，仅以其《煮茶》一题来看，就可知他们对茶的迷恋程度了。皮诗云：“香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时看蟹目溅，乍见鱼鳞起。声疑松带雨，饽恐生烟翠。倘把沥中山，必无千日醉。”陆诗云：“闲来松间坐，看煮松上雪。时于浪花里，并下蓝英末。倾余精爽健，忽似氛埃灭。不合别观书，但宜窥玉札。” 除了茶之外，晚唐人还特别留意生活中远离尘嚣、细小琐碎的事物，对渔、樵、耕、钓及笔、帕、扇、灯等充满兴趣。郑谷诗中频频出现渔者的形象：“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雪中偶题》)“渔翁醉睡又醒睡，谁道皇天最惜闲？”(《浯溪》)“白头波上白头翁，家逐船移浦浦风。一尺鲈鱼新钓得，儿孙吹火荻花中。”(《淮上渔者》)“书满闲窗下，琴横野艇中。年来头更白，雅称钓鱼翁。”(《深居》)陆龟蒙与皮日休的唱和诗，不仅有前面说过的关于茶的诸多作品，而且还有网、罩、钓筒、钓车、渔梁、叉鱼、射鱼、樵溪、樵子、樵家、樵径、樵斧、樵担、酒星、酒泉、酒床、酒垆、酒楼、酒旗等渔、樵、酒几大系列，其中陆龟蒙的《渔具》二十首，《樵人》十咏，《酒中》十六咏，皮日休全有和作。徐夤咏物则有灯、扇、笔、钱、帕、车、柳、草、萤、苔、鸿、雁、霜、风、帆等题。 “壶中行坐可携天，何况林间息万缘。”(陆龟蒙《和袭美江南道中怀茅山广文南阳博士三首次韵》)似乎正是在这些小巧而颇具自然气息的人事景物中，晚唐文人找到了自己的栖息地。如果说，中唐文人如白居易等虽然写有大量的闲适诗，但主要还是自抒淡泊知足的怀抱，那么，晚唐文人则将注意力移向了身边的琐事，以咏物为主，借以构造小巧尖新的诗境，从中体味出无穷的意味。这同样是一种闲适、冲淡的情趣，只是比之中唐，境界更为狭隘了。难怪后人一再发出这样的评论：“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10]“晚唐士人专以小诗著名，而读书灭裂。”[11]“元和以后，下逮晚唐，咏物诗极多，纵极巧妙，总不免描眉画角，小家举止。不独求如杜之咏马咏鹰不可得见，即求如李之《早燕》大方而自然者，亦难之难矣。”[12] 晚唐文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与混乱颓唐、江河日下的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所熟知，晚唐时代是一个多事之秋，做到高官的文人已经不多，即使当了高官，其大部分精力也被空前复杂的党争和层出不穷的事变消耗殆尽，盛、中唐文人对社会政治那种强烈的参与意识和使命感、责任感已难以看到；而文人中的大多数，则与政治近乎无缘，虽然他们在年轻时也曾产生过一些类似前人的参政愿望，但现实却没有给他们带来相应的机遇，他们在遇到一连串的挫折之后，也失去了奋争的信心，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淡化了政治在心目中的地位，甚至产生对政治的拒斥心理。遥观纷纭的世事和激烈的政治斗争，他们不仅恐畏，而且更深深感到“蜗角争斗”的无谓、盛衰的无常和荣华权位的不能长保。薛逢《君不见》说得透彻：“君不见马侍中，气吞河朔称英雄；君不见韦太尉，二十年前镇蜀地。一朝冥冥归下泉，功业声名两憔悴。……马侍中、韦太尉，盛去衰来片时事。人生倏忽一梦中，何必深深固权位！”既然人生倏忽，权势富贵如烟云易逝，何不超然脱身，逍遥自适，走向“壶天”的超越境界？而由于放弃了对外在事功的追求，必然将能量集中于内向的生活情趣和文化建构之上。他们需要精神的寄托，需要找寻剩余精力发泄的渠道。这大概也就是晚唐那么多文人热衷于细小琐屑之事并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深层原因了。 “洞水流花早，壶天闭雪春。”(张乔《题古观》)“白犬吠而壶天昼永，幽禽语而洞壑云深。”(钟允章《碧落洞天云华御室记》)晚唐五代人也向往“壶天”境界，但已不止于中唐文人的吏隐，不止于狭小精美的曲水亭台，他们使用更多的，是“壶天”具有的另一层与隐逸、幽栖乃至神仙相关的意义。“一壶天上有名物，两个世间无事人”(郑遨《与罗隐之联句》)、“壶中日月将何用，借与闲人试一窥”(韩偓《赠易卜崔江处士》)、“他年若得壶中术，一簇汀洲尽贮将”(吴融《湖州晚望》)、“壶中日月存心近，岛外烟霞入梦清”(李中《赠重安寂道者》)。从晚唐骤然增多的“壶天”吟咏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精神指向，看出他们在时代大潮推涌下既难于仕宦亦难于吏隐而不得不将视线投向江湖山林的某种苦衷。 四、晚唐文人类型及其对山林田园的群体性回归
晚唐文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同时与其仕宦生涯相关联：对艺术化生活的追求加剧了他们政治热情的淡化，而政治热情的淡化以及仕途的不得意，益发导致了他们对生活艺术化的追求。看看他们的仕宦情形吧。 许浑，官虞部员外郎，郢、睦二州刺史。杜牧，曾为江西、宣翕观察使沈传师和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僚，历任监察御史、州刺史，后入为司勋员外郎，官终中书舍人。郑畋，任秘书省校书郎、中书舍人，后任兵部侍郎，拜相。韦庄，后仕蜀，官至吏部侍郎兼平章事。高蟾，官御史中丞。司空图，官至知制诰、中书舍人。后隐居中条山王官谷，自号知非子，耐辱居士。钱珝，中书舍人，后贬抚州司马。韩偓，官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进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后被贬。吴融，后进户部侍郎。秦韬玉，官工部侍郎。王驾，官礼部员外郎。韩琮，官至中书舍人。曹邺，官祠部郎中、洋州刺史。郑谷，官都官郎中。 这是第一类文人，他们都曾做过朝官，有一定的品级。但其中不少人是经过半生流离、尝尽了艰辛磨难后才得此一官的，而在得官之后，又曾产生过远离朝廷的想法，直到付诸实践。如韦庄在青年时代屡试不第，后于广明元年(880)入长安应举，又逢黄巢义军攻陷长安，遂于乱中逃出城外，寓居洛中。《唐才子传》卷十《韦庄传》载：“庄早尝寇乱，间关顿踬，携家来越中，弟妹散居诸郡。江西、湖南，所在曾游，举目有山河之异。”五十多岁时，韦庄终于进士及第，做了朝官，但他在昭宗乾宁四年(897)奉命出使西蜀后，便有了脱离朝廷、归附王建的打算，后终于得偿其愿。与韦庄相似的还有韩偓。韩偓在昭宗朝的官位已经不低，但因得罪了权臣朱温，而遭受贬谪。哀帝即位，召他为翰林学士，韩偓未应诏命，后来干脆带领家族跑到闽中，依附了王审知。此外，有些人做了朝官，但因时事动乱，不久即归返田里。如司空图在黄巢攻陷长安时，差一点不能脱身。后又因避李克用兵乱，先后客居华阴、浙川。其《浙上》诗：“华下支离已隔河，又来此地避干戈。”《狂题》之十六：“不平便激风波险，莫向安时稔祸胎。”即其晚年心境处境的写照。至于杜牧，以其风流倜傥和名门甲胄，很受时人赏识，官运也不差，但在其晚年，仍有一种沉重的感伤和抑郁压在心头，并数次请求离京外任。在《上宰相求胡州第二启》中，他这样说道：“自今年来，非惟耳聋牙落，兼以意气错寞，在群众欢笑之中，常如登高四望，但见莽苍大野，荒墟废垅，怅望寂默，不能自解。”令人读来，有无限悲凉凄楚之感。 第二类文人大多为地方州县官吏，或幕府僚佐，其中虽有少数人做了朝官，但品级不高，地位不显，为时也不长。如姚合，授武功主簿，官秘书监。项斯，官丹徒县尉。朱庆馀，官秘书省校书郎。雍陶，历任侍御史、简州刺史。温庭筠，仕途不得意，官止国子助教。李商隐，曾任县尉、秘书郎和东川节度使判官。李群玉，举进士不第，以布衣游长安，授宏文馆校书郎。刘驾，官国子博士。刘沧，官华原尉、龙门令。李频，任校书郎，为南陵主簿，迁武功令，后为建州刺史。崔珏，由幕府拜校书郎，为淇县令，官至侍御史。薛逢，万年尉，历官侍御史，尚书郎。赵嘏，官渭南尉。马戴，在太原幕中任掌书记，贬龙阳尉，终太学博士。崔橹，官棣州司马。罗隐，入镇海军节度使钱镠幕，后迁节度判官、给事中等职。皮日休，曾任太常博士。聂夷中，华阴县尉。曹松，七十馀举进士，官校书郎。崔道融，永嘉令，官右补阙。杜荀鹤，四十六岁中进士，后官五代梁之翰林学士，仅五日而卒。唐彦谦，隐居鹿门山，后任绛州等地刺史。 这类人是晚唐文人中的大多数，他们虽有官职，但并无政治上的发言权，实际上与朝政方针无涉，处于政治的外围和边缘，在他们那里，怀才不遇、感时忧伤是最普遍的心态。如李商隐一生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精神备极苦闷，虽有高才远志，却始终没有一为施展的机遇，只能辗转四方，为人作幕，所谓“皇天有运我无时”、“古来才命两相妨”，足见他内心的感伤悲愤。正如《巩溪诗话》卷一所说：“李义山任弘农尉，尝投诗谒告云：'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英俊屈沉，强颜低意，趋跖诺虎，扼腕不平之气，有甚于伤足者。”有些人不遇于时，则将满腹的悲愤化作刺时的利剑，如罗隐虽富于才学，却十举进士而不第，遂改名隐，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谗书》，其中多为“愤闷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13]。清人贺裳说他“不得志于举场，故善作侘傺之言。如：'一船明月一竿竹，家在五湖归去来。’'灞陵老将无功业，犹忆当时夜猎归’，皆激昂悲壮。”[14] 第三类文人也向往功业，追求半生却难副宏愿，进士的大门向他们紧闭着，官场的路途更吝啬向他们开放。据《唐语林》卷二载： 大中、咸通之后，每岁试礼部者千余人。其间有名声，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浔、具麻、来鹄、贾随，以文章称；温庭筠、郑渎、何涓、周钤、宋耘、沈驾、周系，以词翰显；贾岛、平曾、李淘、刘得仁、喻坦之、张乔、剧燕、许琳、陈觉，以律诗传；张维、皇甫川、郭鄩、刘庭辉，以古风著。虽然，皆不中科。 中不了进士，自然难于做官；无官可做，只好奔走流离、隐逸山林。如司马札，一生追求功名而无成，浪迹江湖。陈陶，隐居南昌西山。方干，隐居会稽镜湖。皇甫松，身为著名古文家皇甫湜之子，工诗擅文，却艰于一第，“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15] 张孜，仕途艰难而沉沦酒乡。陆龟蒙，归隐家园而自称江湖散人。来鹄，隐居山泽。张乔，隐居九华山。章碣、罗虬、崔涂等，或羁旅为客，或布衣终身。当然，晚唐时期以隐逸而终老的，并不限于第三类人。在第一类、第二类中，都有在脱离官场后走向山林的。三类文人加起来，其数量几乎占了有唐一朝隐逸者一半以上。 避居山林，走向隐逸，虽然有时风的影响，但实在也是晚唐文人不得已的选择。看看下面几条材料，就可更直观地了解当日政治的浑浊程度了。《幕府燕闲录》载：“唐昭宗播迁，随驾伎艺人止有弄猴者。猴颇驯，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绯袍，号'孙供奉’。罗隐下第诗云：'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16] 身为皇帝，且处于播迁之中，尚有闲心观赏猴戏；更有甚者，还要赐以绯袍官品，这不是在公开侮辱天下才士吗？罗隐写诗对之表示愤懑，良有以也。 既然“文字为人弃”(李频《自江上入关》)，“天道曲如弓”(韦庄《关河道》)，官场又风波险恶，那么只好避离政治，回归自我，或沉醉于灯红酒绿、妇人笙歌之中，“莲花幕下风流客，试与温存遣逐情”(韩偓《寄湖南从事》)；或将“平生志业匡尧舜”的愿望收拾起来，“又拟沧浪学钓翁”(韦庄《关河道》)，走向独善其身的隐逸之路了。 那是一个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时代，文人们既无回天之力，亦乏回天之术，诚如后人评论所说：“唐自大中以来，以兵为戏者久矣，廊庙之上，耻言韬略”[17]；“自(杜)牧之后，诗人擅经国誉望者概少，唐人材益寥落不振矣。”[18] 在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参政的情况下，他们只有自己拯救自己了，而自救的方法，除了混迹市井、走向山林，在妇人歌舞或清静寂寞中寻求感官的愉悦和精神的适意外，还有什么路好走？“千队国娥轻似雪，一群公子醉如泥”(李山甫《曲江》其二)、“四面雨声笼笑语，满堂香气泛笙歌。”(李群玉《长沙陪裴大夫夜宴》)国难当头，仍文恬武嬉，醉生梦死，这是当时一方面的情形；另一方面，文人们普遍将目光射向了远离尘世的自然。许浑《李生弃官入道因寄》诗云：“西岩一径通，知学采芝翁。寒暑丹心外，光阴白发中。水深鱼避钓，云迥鹤辞笼。坐想还家日，人非井邑空。”吴融《赠方干处士歌》更对处士方干的生活情趣作了不遗余力的赞美：“不识朝，不识市，旷逍遥，闲徒倚。一杯酒，无万事，一叶舟，无千里。衣裳白云，坐卧流水。霜落风高忽相忆，惠然见过留一夕。一夕听吟十数篇，水榭林萝为岑寂。拂旦舍我亦不辞，携筇径去随所适。随所适，无处觅。云半片，鹤一只。”在这旷放萧散的歌吟里，我们感受到了自足自乐的恬逸，也感受到了对社会政治的恐惧和无奈，但无论如何，他们毕竟有了可以安慰心灵的处所。不然的话，何处将是这些“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穷人”(杜荀鹤《郊居即事投李给事》)的归宿？他们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复杂的原因，所以，众多晚唐文人开始了面向山林田园的群体性回归，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仕宦生涯不如说是隐逸生涯。且看几个有代表性的事例。《石园诗话》说： 李文山(群玉)性旷逸，才健迈，赴举一上而止。惟以吟咏自适。其《授校书郎制词》云：“放怀丘壑，吟咏性情，孤云无心，浮磬有韵”云云，可以想见高致。 李群玉的旷放高致在当时是出了名的，虽然曾受宰相裴休、令狐綯等力荐，做过校书郎的闲官，但不久即弃官南归。他好吹笙，擅草书，闲来与当时名诗人方干、张祜、杜牧、段成式等以诗唱酬，真如闲云野鹤一般。《新唐书·隐逸传·陆龟蒙传》载： 龟蒙少高放，通六经大义，尤明《春秋》。举进士，一不中，往从湖州刺史张抟游。抟历湖、苏二州，辟以自佐。尝至饶州，三日无所诣。刺史蔡京率官属就见之，龟蒙不乐，拂衣去。……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则与江通，故常苦饥。身畚锸，茠刺无休时。……不喜与流俗交，虽造门不肯见。不乘马，升舟设蓬席，齎束书、茶灶、笔床、钓具往来。时谓“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渔父、江上丈人。后以高士召，不至。 对于“江湖散人”的称号，陆龟蒙曾专门作了一个解释：“散人者，散诞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无羁限，为时之怪民。束于礼乐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耻，乃从而称之。”(《江湖散人传》)可见，他对这一称谓不仅认可，而且还别有心得，其《江湖散人歌》描写“散人”的形貌是：“江湖散人天骨奇，短发搔来蓬半垂。手提孤篁曳残茧，口诵太古沧浪词。”他要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心散、意散、形散、神散”而“无羁限”的人生境界。《新唐书·卓行·司空图传》载： 龙纪初，复拜旧官，以疾解。景福中，拜谏议大夫，不赴。后再以户部侍郎召，身谢阙下，数日即引去。昭宗在华，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会迁洛阳，柳璨希贼臣意，诛天下才望，助丧王室，诏图入朝，图阳堕笏，趣意野耄。璨知无意于世，乃听还。图本居中条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隐居不出。作亭观素室，悉图唐兴节士文人，名亭曰“休休”。……因自目为“耐辱居士”。其言诡激不常，以免当时祸灾云。豫为冢棺，遇胜日，引客坐圹中赋诗，酌酒裴回。客或难之，图曰：“君何不广邪？生死一致，吾宁暂游此中哉！”每岁时，祠祷鼓舞，图与闾里耆老相乐。 司空图的退居林下主要缘于他对浑浊官场的厌恶和对政治的绝望，他感到了身心的疲倦，他真想在萧散的自然境界中好好休息一下了。在《休休亭记》里，六十七岁的司空图这样说道：“休，休也，美也，既休而且美在焉。司空氏王官谷休休亭，本濯缨也。濯缨为陕军所焚，愚窜避逾纪。天复癸亥岁，蒲稔人安，既归，葺于坏垣之中，构不盈丈。然遽更其名者，非以为奇，盖量其才，一宜休也；揣其分，二宜休也；且耄而瞶，三宜休也。而又少而惰，长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救时之用，又宜休也。”文为心声，司空图的表白，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晚年心态。 走向市井，走向山林，走向远离社会无人知晓天地不管自由自在的处所，以获得一份性情的放纵、心灵的宁静、精神的自由，这就是超越，是对原先热衷过的政治的超越，也是对固有自我的超越。这里面有浪漫，但少了激情；这里有洒脱，但洒脱里包含着沉痛，也包含着他们内心底层对社会政治不能完全割舍的一缕牵挂。动乱的时世、遍野的哀鸿、苍凉的黍离悲歌，从不同方面染浓了那个时代衰飒的秋意，也刺激着文人已经脆弱了的神经。他们虽然走向了超越，但要让他们完全忘怀过去，忘却现实，怎么可能！仍以司空图为例，他虽然貌似轻松地在“休休亭”中怡养天年，但其心理深处，也还是有着对政治的关切，有着一种眼看大唐王朝易主而无能为力的悲哀的，否则，他就不会“悉图唐兴节士文人”于亭内了，也不会在唐哀帝被弑后以七十二岁之龄“不食而卒”(卷一九四《司空图传》)[1]
了。然而，他毕竟在行动上摆脱了政治，走向了超越，这说明自然山林对他的吸引力还是要强大得多，尽管其中包含着无奈。他的走向归隐，乃是多数晚唐文人的人生道路的缩影，也是他们仕宦生涯的缩影。 “茫茫四海本无家，一片愁云飏秋碧。壶中醉卧日月明，世上长游天地窄。”(韦庄《赠峨嵋山弹琴李处士》)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晚唐文人的仕宦生涯已是穷途末路，而他们对壶中天地的追寻，他们在感伤中的超越，既标志着唐代文人少年青春时代的结束，也预示着此后文人那成熟却沉重的秋的时代的来临[19]。在文化史和文人心态史上，他们为整个唐代文人的人生路途和心理历程划上了一个超然而又沉重的句号。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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