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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与隐，山林与庙堂，历来是古代士人面临的一个困难抉择。这两个“对立面”的行为主要是由于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浸染：在前面的文章中，我提到过，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读书人很难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文士们莫不想“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常被奉为终极人生目标；但是，兼济天下这条路却没有那么好走，甚至充满危险，一旦“兼济”之志遇挫，文士为保持人格尊严的独立与完整，往往会选择归隐田园或者退隐江湖。道家提倡顺应自然、清净无为的思想便占了上风。 那么，归隐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好方式吗？归隐之后就不会出现新的问题吗？应该说，隐居在精神上虽然能安慰仕途失意者焦虑的神经，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应该住在深山老林，躬耕采食为生，物质上十分贫困。况且荒郊野外常有野兽出没，一个不小心就有性命之忧……尤其是在生产水平低下的中国古代，若真的隐居，吃穿用度需要自己新力亲为的话，想象一下，当真是很艰难的。（其实，即便是现在，想要出去隐居也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不瞒你说，我看了某博主所谓的“隐居生活”，种菜、自制桌椅啥啥啥的，分分钟给我劝退了，只剩下“心所向之”。）所以，我们会听到“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之类的呼喊。 那么，仕与隐，这两个看似对立的两方，如果能结合起来就完美了。没错，凭借中国古人的智慧，早看穿了这一点，即产生了所谓“吏隐”或“朝隐”——虽居位在朝，内心却淡泊恬淡。 “朝隐”的典故就与春秋时的柳下惠有关（扬雄《法言·渊骞》），可以说这种做法是相当久远了。后来的历朝历代都不乏此种做派的人物，士大们真正向往的是那种物质上优裕、精神上自由的隐逸生活。试看：
简单总结一下：居住环境优美，有大量奴役、不用辛苦劳作，经常可以呼朋唤友来大吃大喝，然后可以做一些诸如弹琴这样高雅的事情，并且有充足的精力钻研养生之道。这段文字出自《后汉书·仲长统传》，应该说，这就是“向往的生活”了吧，试问哪个中国古代文人不想成为仲长统呢？ 话不多说，现在把镜头切到唐代。在这个相较开放的王朝，仕与隐的那种矛盾已然降到更低。虽然自高宗、武后朝起形成了大规模求贤取士的风气，开元年间，朝野上下推贤进士为共识，并且有浓厚的礼贤下士的政治空气，寒门士子的春天来了，盛唐求仕之风盛行，此时期文坛上随之出现一股的求仕文学创作热潮。大诗人李白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的那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你一定熟悉。与此同时，以归隐求得美名进而有望被推举于朝的“曲线救国”也应运而生，即“终南捷径”。即便身在当朝，也有大量亦官亦隐的文士。 盛唐时期有这种政治环境让士大夫们积极进取，努力争取建功立业。而到中唐时期，内忧外患频仍，各方斗争激烈。混乱的政局势让士大夫动辄无所适从。那么，自适、自保就成了中唐文士重点解决的问题，这也是白居易曾经面临的难题。 《旧唐书·白居易传》记载：“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白居易的出身为小官宦世家，年少时期受家族影响，谙熟儒家典籍，原本也是设计一条通过科举跻身社会上层的人生道路的，他在贞元十六年一举登第，开始长达 39 年的官宦生涯。本以为可以在政治上有一番大作为，热血青年白居易撸起袖子想要对这个世界作出改变时，然而却受到巨大的阻力。
白居易遭贬，从表面上看，是由于说了不合时宜的话，上书请求彻查武元衡遇刺的做法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但其实武元衡被杀牵涉到几个大的藩镇势力，情况非常敏感与复杂，朝中大臣无人敢说话，“出头”的白居易因此引来了各方的敌意。加上平时看白居易不顺眼的人又以《赏花》《新井》两首诗（这两首诗没留存下来，因为白居易的母亲就是在赏花时掉井里淹死的，那么写这样相关的诗就是不孝。）攻击白居易不孝，引发的道义上的议论，很明显就是“欲加之罪”了。 白居易被贬谪为江州司马，同时开始反思。逐渐在诗歌中体现出对官场的厌倦，并开始有了退隐的思想。一方面，中小官吏家庭出身的白居易深知生活贫困的苦楚，他无法毅然绝然地隐居；另一方面，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朽，他又无法抛弃知识分子的良知去随波逐流。再加上对以往的隐逸思想作了改造，“中隐”思想由此产生。 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之一。熟悉白居易的朋友大概知道，白居易因“武元衡事件”被贬之前，在宪宗手下主要做的是左拾遗，左拾遗属于谏官，就是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并且是宪宗跟前的“红人”（详情见文末链接）。“武元衡事件”之后，白居易有意远离纷争，甚至主动请求外任。可以说，前期的白居易虽然官不算大，但是距离政治斗争很近；后期的白居易表面看来位高权重，但其实却与政治斗争距离远了。 特别是大和三年（829），五十八岁的白居易写了一首《中隐》诗，正式标举“中隐”思想：
寂寞山林的小隐与喧闹朝市的大隐，显然要“与时俱进”、适时调整，白居易所追求生活方式是“中隐”。尤其在晚年，白居易“隐”在闲散官、分司官，洛阳虽名为留都，却实同地方，无长安复杂政治环境；分司官少有公事，所以白居易既无政务缠身，又无是非牵扯；洛阳还有许多名胜可供游玩，且当时的好友如裴度、刘禹锡等人也在洛阳居住，当然还有不菲的俸禄使得这种悠闲舒适的生活有条件成立。 “中隐”强调身心自然结合，不再执着于寂寞的山林或喧闹的朝市，沉溺于山水园林之乐中也未尝不可。或许换个说法：官还是要做，只是内心中由对国家、民族、政治命运的关注转为对适意生命状态的关注。形骸向外顺着世间法规，内心却追求着自我平衡。 所谓“隐逸”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更重视从心迹上构筑精神世界的乐园，而不去纠结外在形式。白居易所标榜的“终岁无公事，随月有傣钱”两相调和美的中隐生活，在当时是得到中唐士人的普遍认同。好友刘禹锡赞曰：“散诞人间乐，逍遥地上仙”。白居易死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文章已满行人口，一度思君一怆然”。可以说，白居易在当时名声上并没有折损。 而到了儒学逐渐兴盛的宋代，白居易的这种仕与隐两手抓的行为就受到质疑了，朱熹说：“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朱子这话真挺尖酸刻薄的，甚至刻薄得有些可爱，白居易怎么就提到“富贵”口水都止不住地流呢？ 前面的文章中我提到过，宋人对于一个文学家的评价是要基于他的品格的，他们坚持从“人品”看“文品”，能让宋人挑不出毛病的无非就是陶渊明和杜甫了。当然，这种以儒学为主导的理学在明清两代更是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明清的文士多半也是看不上白居易的。 但是，值得玩味的是，正是北宋文人发展了白居易的“中隐”理念，当时朝廷一方面拉拢读书人，另一方面也对文人进行反复无常的迫害。对朝廷的失望感与儒家的使命感交织在一起，是北宋文人矛盾而痛苦的普遍心理。 白居易是一个复杂的人，北宋的一些文人也是很复杂的。“中隐”可以看作是一种平衡机制，调节文士的政治需求与归隐追求之间的矛盾。这其实可以和我之前提到的陶渊明在北宋时期重新发光结合起来看，集体慕陶一定与时代环境有关，但是由于自身与社会的种种限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洒脱地去归隐。 白居易最终没有选择彻底的归隐，未尝不是为后代文人提供了平衡险恶仕途与闲适人生的方式，同时也为文人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创造了可能。苏东坡甚至将“中隐”发展为“心隐”——外在形式已然不重要了，关键在于心境。 严格地说，“中隐”的做法的确有些圆滑，但是仔细想一下，我们中的大多数，也许穷极一生都是在与平庸做斗争的。“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历尽沧桑之后，能保持初心，未尝不算是一种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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