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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方杰（北京中学教师） 古板的形式主义的教育传统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有，这些传统的阴影伤害着受教育的孩子乃至一个国家，在这时候教育需要光亮来照亮那些黑暗的地方。 1919年4月30日，一个美国学者来到中国，想在中国的山水中度过几个月，他就是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他受学生的邀请来到中国，邀请他的学生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蒋梦麟、陶行知、胡适，他们三位都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当然对杜威而言，中国只是一个山水秀丽的国度，他也只想借机游历中国的名山胜水，在中国小住几月，没有想到的是一住竟两年多的时光———他在中国兴致勃勃地讲他的教育哲学。 对中国教育史研究者而言，杜威在那个时代出现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但那是教育史家的事情；对当代的教育而言，更重要的事情是让杜威走到教师中去，而不是停留在教育史研究中。在当前各种浅层次的教育理论充斥在教师面前的时候，教师更需要一些深刻的东西来照亮心中的困惑，比如杜威这个曾经影响过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陶行知的人的思想，以驱除教育中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 就如杜威所倡导的“平民教育”一样，杜威需要走入“民间”，走到中国教育的一线。但杜威的著作有些多，1991年，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卡邦代尔分校杜威研究中心整理出版的《杜威著作全集》就有37卷之多，仅目录就有一本书的厚度。这显然是杜威走入“民间”的最大障碍。 前些日子读了《杜威教育名篇》，觉得这一障碍得到了初步的解决，这是关于杜威教育论著的精选本和普及本。主编单中惠教授是研究杜威的专家，此前曾出版过《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等诸多杜威研究论著，这次虽然是杜威理论的选本，但也下了功夫，很见功力；更加上编译者是华东师大教育史学者赵祥麟和浙江大学的王承绪，文字精到流畅。 《杜威教育名篇》包括了杜威从1897年到1952年之间的24本（篇）主要的论著，其中包括《民主主义与教育》、《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经验与教育》、《我的教育信条》等重要的论著。这24本（篇）论著包含了杜威的主要教育思想。如“教育即生活”，反对“课堂中心”。杜威认为他主张“教育即生活，不是生活的预备”，“学校即社会”，要把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些东西组织到教育过程中去，使学校成为一个“雏形的社会”。他指出“传统教育”有三个弊病：第一，“传统教育”传授过时的死知识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第二，“传统教育”按照“过去传下来的道德规范”去训练学生；第三，“传统教育”的教师“是传授知识和技能以及实施行为准则的代理人”。他强调教育与实际的社会生活协调一致，注意实际有用的科学知识，学校教育要对社会生活起积极作用。陶行知发挥了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原则，结合中国多年的教育实践，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主张。他主张“儿童中心”，反对传统教育的“教师中心”。他批评传统教育忽视儿童、压制儿童，要求教育工作心理化，在教学过程中充分估计儿童的心理特点，探索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教育途径和手段，从而增强儿童学习的独立性与创造性的观点，则有其合理的内核。再如，他主张“从做中学”，反对传统教育的“书本中心”，这一观点被陶行知创造性地发展为“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强调教育要与生活实践结合，教与学都必须以“做”为中心，把教、学、做一体化，“一面做，一面学，一面教”，充分体现了教学法与生活法的合一，而且课程教材的建设上教材选编要以社会和学生生活为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杜威说：“道德是教育的最高和最终的目的。”在这一点上，他倒与中国古典的教育原则不谋而合。《论语》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对道德教育的强调其实表现出他们对道德的忧虑，而且对我们而言，这种忧虑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相反，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 教育微观环境和大环境的改变都离不开一线教师，《杜威教育名篇》中闪烁的关于教育的智慧之光，会不经意间照亮教师心中的某些困惑，给他们以启迪。教育需要行动者，像陶行知一样的行动者———杜威能够给教育者这样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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