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阅读是一个人终身的事情

张抗抗时间观念很强，约采访的时候她几次强调了采访时间，确认了采访时长，让我隐约感受到一位成功人士的精干与理性。采访定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早早出了门，刚上路就收到张抗抗的短信：“周五塞车，晚点儿到没关系。”简单的一句话，又能让人体味到一位女作家的细致与感性。她准时出现在我面前，上身是黑色高领毛衣配黑底彩色波点西服外套，下身是简单合体的素黑色西裤，美丽与优雅中透着冷静和干练。谈话中，她的语调和语气里都带着吴侬软语的温柔，可语速却极快，话也说得坦诚、直率。

理智而感性，美丽而强干，温柔而直率——这样的张抗抗坐在我面前，让我不禁想于问与答中更进一步地探究：她是怎样让这些反差极大的气质浑然于一身？

“我是一个坚持写作的人”

张抗抗29岁进入作家协会，开始从事文学专业写作，38岁被收入英国剑桥大学国际名人传记“世界名人录”，56岁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11年11月连任该职。自2003年起，已连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更在59岁时被聘为建言可直达国务院总理的国务院参事……名气越来越大，头衔越来越多，但用张抗抗的话来表述，她说自己“只是一个坚持写作的人”。

1961年，张抗抗在《少年文艺》杂志上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我们学做小医生》；那一年，她11岁，是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1979年，张抗抗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先后完成了《爱的权利》、《北极光》、《隐形伴侣》等小说佳作；其间，《夏》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淡淡的晨雾》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95年，她出版了长篇小说《赤彤丹朱》，1996年、2002年，张抗抗超越知青作家的母题，介入现代都市生活，出版了《情爱画廊》、《作女》两部颇具社会影响力的长篇小说，受到读者的欢迎……

“我是被童话养成的，”张抗抗对文学的兴趣从阅读开始，而她童年的阅读经历则深受母亲影响，“因为我母亲就是一个生活在童话世界里面的人。她一辈子都充满着童心，即使在遇到最大困难的时候，比如说‘文革’被隔离审查，她也是用童话的营养去战胜这些困难的。”

张抗抗儿时熟读西方童话故事，家里的《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俄罗斯童话》，在寒暑假无数次的阅读中都被翻烂了。但她在谈话中却特别提到了中国作家严文井的童话《唐小西和‘下次开船’港》：拖沓的唐小西气走了时间小人，选择留在“下次开船”港，在那里一切与时间有关的词都不许说，只能说“下次”——船永远是“下次开”，云也是“下次动”，连吃饭、喝水都要等到“下次”。“唐小西他一直在等待，或者说‘下次开船’港让你的希望一次一次的失望。童话滋生了我对‘下一次’的好奇，也使我很早就懂得时间的珍贵。童话故事用儿童能听懂的语言颂扬真善美；它与纯真的童心相互映证，用充满想象力的美好故事，让小朋友懂得人生的价值。所以我说的‘童话养成’，是指孩子的早期童话阅读，可以浸润到骨髓和血液里，让人产生对美的渴望，对他人的爱心和同情心，对生活充满幻想和期待。”童话阅读就这样潜移默化地为张抗抗打下了文学和人生的底色。

历史渐渐进入了“文革”时期，“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让她热血沸腾。1969年春天，当时她已经在杭州郊县插队，听说北大荒农场招收知青的消息，“在一个月亮很大的夜晚”，张抗抗自己“步行到县城”，第二天一早，坐头班汽车回杭州报名。她不顾父母、外婆的反对，毅然离开了生活19年的故乡杭州，背着简单的行李和几本世界文学名著，踏上了开往北大荒的列车。

“我是带着文学的梦想去北大荒的。”可当张抗抗到了冰天雪地的黑龙江，才真正体会到现实与童话之间的距离，“去了北大荒以后，我即使开始写作的时候，也不敢想‘我要成为一个作家’，因为那个时候，‘作家’这个词已经没有了，绝对已经没有这样的梦想了——连梦想都破灭了，只剩下对文学近于虔诚的热爱。”张抗抗内心拥有一种柔软却强大的生命力量：“可以说，当时望不见前方的目标在哪里，但是文学之路，却隐隐地埋伏在荒原的草丛里，由于自己对文学的兴趣和热爱，就在这条看不见目标的路上摸索。你不知道会不会到达，也不知道最后会到达哪儿。就是跟着文学的吸引力走；或者说，是文学之路在你的脚下延伸。这样一步一步，就把路走出来了！”

北大荒农场环境恶劣、物质匮乏，知青们都是趴在炕沿上写字，写久了就会腰酸腿麻。张抗抗当时除了给家人写信，还要记笔记、学习写作，“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个桌子”。终于有一天，张抗抗“在瓦厂的一个角落发现了一张扔在墙角的桌子”，她特别高兴地捡了回来。小桌很简陋，“木头面没抛光，带着木刺，胳膊放上去，常常被木刺钩住袖子”，张抗抗从自己的箱子里找到了一张鲁迅的画像，铺在上面，再找了一块塑料薄膜蒙在上面，天天与鲁迅先生对视。“2003年我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时候，就想起了当年那个场景。”

“1976年‘文革’结束，逐渐改革开放，整个新时期的文学就一下子接上了。”张抗抗终于走出了自己的文学之路。如果从1961年那篇“处女作”算起，至今她已经笔耕不辍51年，这条文学之路也越来越铺满荣誉，同时也越来越承载责任。张抗抗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副会长，她多年为版权问题奔走发声，被称为文学界的“版权保护斗士”。2009年11月，张抗抗被聘为国务院参事，这意味着她可以直接向中国总理建言。但张抗抗多次在采访中这样说：“因为作为作家观察的习惯性，你会对问题有更多敏锐的发现，比如说维权的问题、文化发展的一些问题。这些身份的作用是双向的，功能可以互补。我现在还是一个写作的人。”

语文教育应该是“基础教育”、“常识教育”

阅读和创作是张抗抗生命的基底，她的文学之路除了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张抗抗说：“我有幸遇到几位好的语文老师！”

1963年，张抗抗参加了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她的成绩达到了浙江省重点中学——杭州一中的录取分数线。张抗抗高高兴兴地迈入了中学生活，却在那里提早地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她多次被要求“与家庭划清界限”，政治考试即使与同学们答案一样，也总是被打低分；她积极参加集体活动，认真学习，但入团申请提交了几次，还要一直接受团组织的“考验”；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她连参加国庆游行的资格也没有了……

“比如家庭出身问题啊，比如当时那种意识形态，包括童话中那些人道主义理念、或在当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情调。这种历史背景对今天小孩来说已经是非常遥远了，没法讲清楚。”但从那段难以言清的过往中，张抗抗却深刻地感受到：“一个人如果有幸遇到好的语文老师，对一个人的成长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中学时的张抗抗，是一个处处被人另眼相待的“丑小鸭”，她只有在语文老师那里才能“得到一点温暖”。张抗抗的作文写得好，语文老师就会当作范文在课上朗读，他们也不吝啬于对张抗抗的表扬和鼓励。虽然老师们仅仅是维护了“公平”，但对于张抗抗而言却是“非常给我以自信心的”。也是从那时起，张抗抗“更愿意多写作文”了。她利用课余时间，还参加了学校的“鲁迅文学兴趣小组”，每个星期都与小组成员在一起交流读书体会，有时也参加作文比赛——“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在文学起步之前的准备阶段，虽然你不一定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作家，实际上也在无形中给我灌输了很多文学的养料。”

“语文和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学是从语文起步的。今天我们谈学校的语文教育，首先教的是汉语应用的常识和规律，让学生掌握语文基础知识。”张抗抗进一步解释，“基础知识就包括对课本中白话文、古典诗词范文的学习，各种应用文的体例运用。不能到了大学毕业，连个请假条、总结报告、文案怎样起草，都分不清楚。首先要学会准确地使用词汇，起码把句子写通顺了，懂得怎样表达自己的意思。”“然后，在这些常识基础上再让学生掌握写作的技法。”“语文是文学的一个地基，文章的开头结尾、构思结构、段落的起承转合；先学会叙述、然后才是表述和描述。这是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所有文学最基本的东西。那么我们进入文学以后，盖成什么样的大厦，那就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了：它需要想象力，需要形象的表达，需要有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思考。”

那么语文教材范文的选择标准应该是怎样的呢？《城市的标识》、《地下森林断想》、《牡丹的拒绝》……张抗抗有多篇作品入选了中小学语文教材，这个问题她是怎么看？

“作为学生要阅读的范文，首先你的汉语表达基本是准确的，是具有语言文字魅力的美文。这样的文章，才能提高孩子们的阅读欣赏能力；另一个，这个作品应该是有一定的思想内容，对孩子们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给他们一些启发，让他们去思考。”

谈到自己入选语文教材、教辅的一些作品，她认为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文章能给读者一些启发，引起大家的思考和讨论。张抗抗还讲起一件趣事。她的《天山向日葵》留下了疑问：为什么作者看到的向日葵不是迎着太阳转呢？这篇文章被多处选用后，张抗抗还意外收到了一封从事生物研究的读者来信，“他很认真地告诉我，从科学的角度看待向日葵的趋光性，当向日葵果实饱满以后，它的果盘就转不动了。”我想在这里感谢这位读者。她又说“，现在我们的教材正在逐年改革，变得更丰富更多样。尤其是教辅类，选用了很多当代作家的好文章。所以编选教材的老师们，身负重任，他们是学生的文学营养的直接供应者，还要再多下一点功夫，尽可能把好文章作为教材、教辅推荐给学生。现在图书浩如烟海，靠学生自己来选择，有一定难度，我希望学校的语文老师和家长都多多读书，把浏览新书、筛选图书作为一项必需的工作，为学生的课外阅读搭桥铺路。”

阅读要“符合人生的发展规律”

童话阅读伴随了张抗抗的童年。“童话让小孩子心中充满光明，明辨善恶，懂得真诚是好的，同情是好的，助人是好的——多少使人能够在生活中成为一个……一个心智健康的人吧。”但经历过中学和北大荒生活的打磨，张抗抗才更深刻地发现，“但是从我个人经历来讲，童话也有负面作用；它太单纯太美好、与现实隔绝，可能会使得孩子们在面对残酷的现实时，比如我初中遇到搞阶级斗争啊、后来文化大革命啊，从想象中一下子跌落到深渊里。过度的童话教育，让人长不大，需要通过循序渐进的成人阅读来进行补充。”

“我记得我初中时期是在文革中”，那时候“很多书都不能读了”，渴望阅读的张抗抗“就只能读鲁迅”。可因为知识储备和人生阅历都不够，鲁迅先生的杂文让中学生张抗抗读得头疼，“确实很难懂”。父亲及时地纠正了她：“这些随笔杂文，将来等你长大以后再读。现在读了你也读不懂，所以不必要费那么大的劲非要看它。”

“等再大一点，到了文革后期，除了那些革命的读物，我就偷偷去阅读家里面藏的苏联文学；到了知青时期，每次探亲回来的时候，就会读一些欧洲文学了，包括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然后改革开放一开始，大量的美国现代文学来了；再以后，拉丁美洲文学来了……”张抗抗是把父亲的教诲听进了心里，“所以说，一个人一生中阅读是要分阶段的，还是循序渐进比较符合人生的发展规律。”

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农场坚持阅读，恐怕是张抗抗最难忘的阅读经历了。有一年冬季，张抗抗参加了小兴安岭的伐木队，每天清晨就上了山，她会用半天的时间把一天的活儿干完，“然后回来就读书”。躲进棉毡子帐篷里，烧上“大木柈子”，点上油灯。伴着木头燃烧“噼里啪啦”的声响，被油灯熏得“鼻孔都是黑的”，可张抗抗却感叹：“哎呀，后来好像再没有那种那么安静的心情去读书了。”“我记得那时候不知从哪弄来一本《浮士德》，”张抗抗笑起来，回忆一下子变得具体而生动，“那外面是零下三四十度啊，在帐篷里读《浮士德》，跟眼前的生活完全不相干，根本看不懂，只是觉得那些句子很美，书中发生的事情在遥远的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我不了解的文化，令人神往。那种感觉虽然很荒诞，但是我至少在那时候的文化荒原里触摸过它，那种感觉到现在都会触动我。”

“所以我想说一下，阅读是一个人终身的事情。”张抗抗说得很恳切，“一个人噢，不要说你当作家还是不当作家，不管你成为什么样的人，读书永远是人生的精神养料！”

“读书补充知识，大家都知道。比如财经类、保健类、烹调类——这些都叫实用类的书，可以帮助我们的生活。但是对于文学类、思想类的书籍，就不能用那么功利的态度了。”张抗抗更强调文学作品的阅读，“文学作品有点像中药的样子，它是调理身心的，尤其是调理心性的。要是文学的阅读伴随终生的话，一定是对我们的心性有滋润的作用。它不直接告诉你应该怎样做，它让你知道世界和人生是怎样的，去让人去想世界为什么会这样？书中的人物与我是怎样的关系？我将成为怎样的人？读书让人具有胸怀和眼量，这些东西是看不见的，不会‘立竿见影’，是长期甚至终生的修炼。”

“如果你选对了书，这本书可能对你一生都有作用。”张抗抗少年时最喜欢读《鲁宾逊漂流记》，“我那时候暑假里看了，一口气要看完，然后后来又看了很多遍。”张抗抗讲起书，语调都是上扬的：“鲁宾逊漂流记很传奇啊，它整个过程充满了惊险，那么这些惊险、冒险、历险背后是什么呢？是智慧，是勇气，是毅力。你不知不觉地就会觉得，一个人啊，他可以在荒岛上战胜孤独，他可以用聪明才智、用强大的意志在荒岛上独自生存，战胜所有的困难。这种精神对我后来一生都有用的。”

说起当今青少年的阅读，张抗抗担心：“我们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过于现实。过度实用的阅读，就会使小孩子丧失天真和烂漫。所以我希望家长、老师，多多起点引导的作用。”张抗抗仔细地解释，“如果孩子们一个月买一本书的话，那么语文老师、班主任老师，一个月要买五本书，能够再退回到孩子的这个年龄先读过一遍，用自己的经验去分辨，觉得哪一本书是适合孩子们阅读的，再引导孩子们去读。好的家长你要给孩子买书的时候，不妨自己先看一会儿，看了以后它确实是好书再推荐给孩子。”

采访回来，我迟迟没有动笔。我在想，是一种思考力，让张抗抗面对感性的生活体验时拥有了作家理性的视角；是一种创造力，让一位成功人士于完美中不断地寻求改变与进取；是一种抗争力，让一个温柔的女人勇于直面公民的社会责任。可这些力量的源泉是什么呢？我找不到答案。直到我读到张抗抗的一句话——“爱与生命同在”，脑海里所有的思绪仿佛一下子穿上了线：是爱——她爱文学，进而爱生活——是这种柔软而强大的爱，让她拥有了一种充满感受、思索和行动，甚至是反抗现实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