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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祖先崇拜的起源和种族神话作者：刘 莉 （澳）刘 莉／著 星灿／译 祖先崇拜一直被视为中国古代的一种主要宗教形式。根据文献记载，祖先崇拜至少可上溯至商代，并且绵延不断，流传至今。几千年来，这个信仰系统不仅塑造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且也不断被历代的统治阶层所利用，以达到使其政治地位合法化的目的。祖先不单是可以被创造，而且也是可以被更新的，所以祖先崇拜的性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通过分析中国的考古资料，本文试图探讨新石器时代祖先崇拜的形式及其发展过程，并说明史前社会的氏族/部落祖先如何变成商代的国家神祗，进而研究近代中国如何把黄帝从一个传说中的圣人变成汉族始祖，最后变成全中国人民共祖的过程。 从集体祖先到个人祖先 祖先崇拜是一个仪式活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分析考古资料得以重建{1}{2}。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资料显示，祖先崇拜至少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4500年），其仪式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3}。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至少可见四种祖先崇拜的形式。其一是“集体祖先崇拜”，表现在陕西南部龙岗寺仰韶文化早中期的埋葬制度中（公元前4500~4200年）{4}。墓葬中的随葬品显示，当时还不存在等级社会组织。在这个遗址，有大约150个祭祀坑分布在墓地的周围，而墓地中共包括168座墓葬。根据墓葬和祭祀坑的空间分布关系来看，祭祀坑不是针对任何某一个墓葬，而是对整个墓地祭祀留下的遗迹。在这里，祖先包括这一社会团体中所有死去的成员；祖先崇拜仪式的举行，很可能也是代表着整个社会集团的共同利益。整个社会的成员，患难与共，没有贵贱高低之分。 其次，正如仰韶文化史家类型（公元前4300~4000年）多人二次合葬所揭示的那样，某些女性死者从“集体祖先”中被排除出来。这在陕西中部的史家遗址表现的尤其清楚。研究显示，史家墓地的埋葬制度很可能表现了从夫居和女性归葬（或二次葬）娘家的风俗；男女性比例悬殊，尤其成年及老年女性大大低于同年龄组男性的现象显示出嫁他乡的女性多不得归葬娘家的情况{5}。嫁到外乡的女性，是第一批被剥夺成为祖先资格的社会成员。其余的死者则仍可以成为集体祖先的成员，而被他们的后代所祭祀。仪式活动可能在扩大家庭或更大的亲属集团的不同社会层次上举行。尽管这个社会还被视为无等级社会，但是，基于个人对集体在经济和社会上的贡献的大小，对待死者的处理方式在不同的社会次组织之间则是不平等的。 第三，针对个人的祖先崇拜仪式，可从青海阳山墓地（公元前2500~2300年，属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中晚期）中观察到{6}。在这个墓地中，尽管从墓葬本身看不出社会成员之间有明显的经济上的不平等，但个别成员似乎已经享有较特殊的地位。祭祀坑明显地分布在两个大墓附近，这两个墓葬随葬陶鼓、大石斧和大理石饰品，说明死者不同于一般社会成员，并且可能因其生前在宗教或军事上的影响力，而被视为祖先受到祭祀。祭祀坑的时代有的与墓葬同时属半山期，有的则属马厂期。说明对个人祖先的祭祀活动延续了百年之久。 第四，祖先崇拜的仪式不仅针对个人而且和等级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的情况在山东诸城县呈子遗址及其他龙山文化遗址中得到充分体现{7}。根据随葬品的情况，可以把呈子遗址的墓葬分为四个等级。整个墓地可分成东西两组，可能代表两个有血缘关系的亲属集团。值得注意的是，一等墓只见于西组墓地，而祭祀坑紧密分布在西组的大型墓葬周围。祭祀坑的时代或与附近的大墓同时或晚于大墓。可见，接受长期祭献的祖先，必定是那些生前公认享有崇高社会地位和具有政治、宗教以及经济威望的显赫家族中的个人。祭祀仪式似乎是由血缘关系密切的亲属成员主持的。因此，祖先崇拜仪式变成了社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又加剧了社会的等级分化，但并未脱离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必须指出，祖先祭祀仪式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的地区表现形式，而不限于以上列举的资料所显示的那样；祖先崇拜的发展也不可能只表现为单线的进化形式。但是，毫无疑问，祖先崇拜作为一种仪式活动，在历史上经历了许多的变化。从集体祖先到个人祖先，祖先祭祀仪式的转换过程，恰与从平等社会发展到等级社会的过程相呼应。 从部落英雄到国家神祗 祖先崇拜仪式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政治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它在商代的作用非常相似，在后者的国家政治体制中，宗教权、政治权和亲属关系彼此依托，互为一体{8}{9}。在商代，祖先崇拜仪式已经高度制度化，祖先崇拜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相信，商王的祖先能够和主宰谷物丰收和战争胜利的天帝接触，而唯有商王可以和他的祖先交流。因此，对祖先的崇拜，为商王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提供了巨大的心理的和意识形态上的支持{10}。国家的兴旺发达，似乎要靠商王对其祖先举行正确的祭祀仪式（如牺牲供奉和占卜）来保证。因此，商代的宗教在国家的起源和统治集团的合法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都能享受祭祀并且能为现世提供服务，商代的祖先似乎可以划分为两类：历史的和神话的。第一类祖先包括王家族谱上记录的国王，比如上甲和汤。第二类祖先，则是那些传说中的部落英雄，比如帝喾和契，商人相信他们是肇始商族的远祖，且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但却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和商王有直接的血缘关系{11}{12}。 历史祖先的确受到商王的祭祀，这在晚商首都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可以经常看到。在安阳西北岗王陵区，有2000多个人、牲祭祀坑分布在十一座大型王墓的周围{13}。在小屯还发现了宗庙的遗迹。在宗庙周围，也发现有大量的包含有人、牲、黑灰、木炭以及动物烧骨的祭坑和殉坑{14}。 墓葬周围的祭祀坑及其包含的祭品，很可能就是对埋在这里的商王进行祭祀而留下的祖先崇拜遗迹。这似乎还是从新石器时代继承下来的墓祭传统。另一方面，宗庙周围发现的祭祀坑，大概是用来祭祀所有死去的商王——包括没有埋在安阳的先王——的遗迹。这是一个新现象，因为至今尚未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宗庙。 夏商周三代的祖先崇拜仪式体现出高度的等级化特征。基于辈份把祖先的地位和神权分为依次递减的等级{15}，活着的人只能祭祀那些和其地位和等级相对应的祖先。王室和贵族有权利建祖庙以祭祀其远祖，普通人则只能在家中祭祀他们的父祖近亲{16}。很显然，只有国王才可以祭祀天帝、神话祖先和王室祖先。 正如商人一样，夏人和周人也有自己的祖先起源神话，其内容大同小异{17}。神话祖先，可能是确立早期王朝的国王们的合法地位的最重要的力量。这些祖先是一种象征物，一种超自然的道德力量。神话祖先的创造，构建了超自然神祗和王室之间的神秘联系，后者因此也披上了神圣的外衣。神话祖先又被认为是同王国内所有社会集团（不论有否血缘关系）都有联系的威力强大的神祗。因此，神话祖先的创造有利于根据假定的神化血缘关系把社会等级化。神话祖先的出现，与其说是宗教现象，毋宁说是一种政治策略。他们的力量存在于其谱系的遥远，神圣的功绩，神秘而又模糊的血缘关系，以及任何社会成员都可以与之建立的心理的和象征性的联系中。他们还是可以被统治阶级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操纵的象征性的偶像。正如下文要论及的那样，这些和三代的奠基祖先的创造相关的诸特征，大部分都被后来的历史所继承。 1 [2] [3] 万千书库 主题阅读 百家讲坛 武侠大全 世界名著 除了三代的氏族部落祖先，还有更遥远的神话祖先，他们更抽象，也具有更强的道德力量。其中的三皇五帝，就被认为是三代之前的先祖。三皇五帝是超氏族的神祗，很可能是在商周之际被创造出来的{18}。因为他们的出现，与王国争取统治超越氏族的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同步，因此，这些新神祗的形成，很可能是向高度统一的社会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宗教反映。 在这些神话祖先之中，黄帝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他不仅在古代被人们崇拜，直至现代还在接受人们的祭祀。今天，他已被奉为全中国人民——包括非汉族人民——的共同祖先。 民族祖先的制造 黄帝传统上常常被认为与居住在现在陕西北部黄陵县沮河流域的一个部落有关。据传说，黄帝的母亲是在田野里看到闪电而怀孕的，她怀了整整二十四个月才生下黄帝。黄帝在战胜了邪恶的蚩尤之后，成为诸圣人祖先中第一个伟大的军事首领，被奉为仁慈和睿智的统治者。他还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据说水井、车船、铜镜、房屋、市场、法律、礼仪、音乐、货币、衣饰、炊具、弓弩和雨伞等等，都是黄帝发明的{19}。黄帝诞生和躬亲发明的超自然属性，当然不可能得到考古学上的证明。有关黄帝的文献很显然是历史上不断增饰的结果——时代越近，黄帝的故事就越详细、越复杂{20}{21}{22}。问题的关键是，黄帝是如何成为中国人民的祖先的？是什么时候，又是为什么成为中国人民的祖先的？通过对黄帝陵的建筑、维修、管理以及历史上的祭祀仪式的考察分析，下文将主要从近代社会政治转变的角度探讨黄帝成为神圣先祖的心路历程。正如下面要看到的那样，主要是社会政治集团和统治阶级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才使黄帝一步步升到现在这样至高无上的地位：从一个神话中的部落英雄，成为汉族的缔造者，进而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祖。 黄 帝 陵 有关古代帝王祭祀黄帝的最早记录，可以上溯至战国时代。公元前422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这样的祭祀仪式在以后的朝代中有增无减，持续不断{23}。在中国许多地方都修建有黄帝的庙和墓，但陕西黄陵县峤山的黄陵却被公认为是正宗。峤山的黄帝陵包括两个部分：陵和庙。陵很可能是汉代在峤山的西侧建起来的{24}，而附属的庙则是在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修黄帝陵时才建造的。随后黄陵在宋太祖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移到现在峤山东侧的位置{25}。从此以后，这里的黄陵又经多次维修，被历代皇室公认为举行祭祀黄帝仪式的场所。 黄陵中的许多遗迹遗物被认为与黄帝有关。庙前的古柏据说为黄帝手植；庙里的一块石头上留有黄帝的大脚印；陵墓里埋着黄帝的躯体；一株角状的柏树据说是由把黄帝送到天上的龙的角变成；刻在石碑上的黄帝像竖立在黄帝庙里。自明代以来历代皇帝、大臣祭祀黄帝的祭文、题词，也镌刻在石碑上。到现在为止，从1371至1991年的几百年间，有至少79篇祭祀黄帝的祭文得以保留，其中33篇镌刻在石碑上并保存在黄帝庙里{26}。 黄帝成为汉族人民的祖先 根据文献记载，黄帝有25个儿子，他们的后代随后在中国许多地区得以繁衍发展。许多后来的王朝和部族都声称他们是黄帝的子孙{27}{28}。但这种继承关系是历史的还是神话的尚无法证明{29}。在1908年之前，无论是在文献记载中还是黄帝祭文中，黄帝大都只是一个仁慈的统治者，伟大的军事家，发明家，却从没有被称为整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共同祖先。基于古代中国有许多圣人、英雄及祖先被崇拜的事实，黄帝似乎只是其中最有力量的圣人之一，或许多神圣的先祖之一{30}。 在历史上，不仅汉民族出身的帝王祭祀黄帝，非汉族的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和满族人所建立的清朝的帝王，也都祭祀黄帝。不过，祭祀归祭祀，祭祀并不意味他们承认黄帝是他们的祖先。在清朝统治的267年中，祭黄帝的仪式举行了26次。在这些祭文 中（其中康熙皇帝的一次祭文是用满文写成），可以清楚地看到黄帝被尊为伟大的圣上和军事首领，但没有一个字提到黄帝为民族祖先。 第一次明确地把黄帝作为汉族人民的祖先，见诸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祭祀黄帝的祭文。祭文发表的时代，正是中国在世纪之交经历巨大社会转折的时代。旨在反对外国入侵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而掀起的革命浪潮，带来了以汉族人民为主的民族自觉，促进了种族民族主义的发展{31}。同盟会在这场社会运动中是举足轻重的重要政治组织。它的基本宗旨，就是推翻满族建立的清王朝，建立汉族人民的共和国。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后来成为1911年建立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32}。 为了促进汉民族的民族主义，黄帝被革命者奉为汉族人民的第一个祖先和民族象征。黄帝的画像出现在许多民族主义出版物的封面上；根据传说的黄帝生日创立的黄帝历法产生了{33}带有黄帝头像和纪年的货币也发行了{34}。同盟会的祭文，恰与这场民族主义运动互为表里。祭祀黄帝的这一年，据推算为黄帝纪年的4605年。祭文称黄帝为“我皇祖”，谴责满清王朝是把中国出卖给欧洲入侵者的野蛮人，并号召“复汉族之业”。同盟会的祭文，标志着黄帝在黄陵举行的祭黄仪式上成为汉民族祖先的开始。显而易见，这个称号是现代社会转折中政治宣传的产物。 黄帝成为中华民族的共祖 自本世纪初叶开始，黄帝作为民族祖先的位置不断加强。由官方政府主持的祭黄仪式经常举行。在中华民国期间（1911-1949），由高级政府官员撰写的祭文在黄帝陵宣读了16次，从1949年到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政府官员在这里举行了19次祭祀仪式{35}。在这些祭文里，黄帝不断地被称为“中华民族始祖”，“我开国始祖”“人文始祖”{36}。值得注意的是，黄帝不再被强调为汉民族的祖先，而是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个转变，同样也是社会政治转变的结果。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中国人民反抗日本的入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较量，黄帝作为种族主义象征的形象逐渐消褪，而成了包含许多非汉族人民的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因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要争取团结中国的各民族人民以巩固其政权的统一，新的民族主义概念也因此而产生。 在历史学家中，有些学者对把黄帝奉为祖先的政治宣传不以为然，并对这一宣传的历史真实性作了种种质疑{37}{38}{39}；有的学者认为把黄帝作为民族象征主要应强调其文化上与现代中华民族的关系而不应强求血缘上的继承{40}；还有学者则尽力从文献上证明黄帝与中国许多的族群有血缘关系，因此黄帝确实是中国民族的共祖。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概念逐渐扩大——先是在中华民国时期覆盖到几个主要的非汉族的民族（“五族共和”）{41}，然后覆盖到中国的所有族群{42}——“黄帝子孙”的概念也在扩大。今天“黄帝子孙”指代了包括藏族、回族、苗族、黎族、蒙古族、满族等许多民族在内的人民共同体{43}{44}{45}。康熙皇帝的用满文写成的祭黄碑文，现在则被导游解释为满族承认黄帝是其祖先的证据{46}。 万千书库 主题阅读 百家讲坛 武侠大全 世界名著 在现代历史上，黄帝陵一直被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政治集团及领袖，常常组织在黄陵举行的祭祀仪式，以加强其政治地位，达到其政治地位合法化的目的。孙中山在1912年组团赴黄陵并为黄帝陵题词，这时距他建立共和国还不到一年。毛泽东和朱德在1937年派代表以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名义向黄陵祭献了水果和鲜花，毛泽东还写了祭文，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此时，共产党正需要发展其政治和军事力量以和国民政府比肩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华民国的总统蒋介石，在抗日战争紧要关头的1942年，也同样为黄帝陵题词。可见，黄帝代表了一个神圣的象征物，祭祀黄帝，就意味着从黄帝那里得到了政治上的合法地位。这里使用的是和商王祭祀其祖先一样的策略。 中国政府近年来多次举行大规模的祭黄仪式，并且为重修黄帝陵募捐。黄帝陵基金会于1992年正式建立。至1997年，基金会已经从国内、国际的个人和组织手中，筹集了三干多万元人民币{47}。黄帝陵的维修，因此也成为近年来的一项巨大工程。许多拟建的建筑设施，都列有耗资的数目。给工程捐资超过一定数量的个人和单位，可以在纪念物上留下自己的名字{48}。 基于这样的现实需要，黄帝陵变成了一个政治陈列橱窗。有些石碑被重新做了布置，以迎合海外捐资者的心理需要。镌刻孙中山和蒋介石题词的石碑，在同一个碑亭下与毛泽东的题词石碑左右相对而立。蒋介石的石碑是新立的，因为原碑已毁，原来的立碑处（黄帝陵前），早已替换上了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郭沫若的石碑。 就像在三代一样，现代的祖先崇拜仍是一种政治策略。现代国家级的祖先崇拜是将从三代继承下来的宗教观念更为熟练的应用。神化的祖先既可以被创造、也可以被用来追求政治的和经济的目的；同样，祖先的庙堂和陵墓则可被用作宣传的工具，以达到使精英们政治地位合法化的目的。对黄帝的崇拜和祭祀，就是历史上一系列政治运作的产物。 结 论 祖先的概念和祖先崇拜的模式在历史上是不断变化的，这些变化又是与总的社会政治的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新石器时代，祭祀仪式从“集体祖先崇拜”到“个人祖先崇拜”的转变，是与社会组织从无等级社会向等级社会的过渡相一致的。后者的祭祀仪式对商代的宗教和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高度的等级化和制度化特征，使得商代的祖先崇拜仪式能够给商王的统治提供心理学的基础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合法性。同样的策略也被历代的统治者所采用，现代中国对黄帝崇拜祭祀的例子，表明这种策略的运用达到了顶点。黄帝不断升华的祖先地位（先是汉民族的祖先，然后是全中华民族共祖）其实是现代中国一系列社会政治重建的结果。黄帝是一个象征性的偶像，参与创造、更新和使用这个偶像的不仅仅是精英阶层，还有普通百姓，他们在寻找一个共同点以满足其精神的、心理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需要。从这个角度说，现代政治成功地得到了考古学、历史学、神话和宗教的支持。 注释： {1} Marcus，Joyce and Kent V．Flannery，（1994）．Ancient Zapotec ritual and religion：An application of the direct historical approach．in The AncientMind, ed．by C．Renfrew and E. Zubrow，pp．55-74．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McAnany，Patricia A．（1994）．Living with the Ancestors：Kinship and Kingship in Ancient Maya Society，pp．20．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3} Liu，Li．（1999），Ancestor worship：A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ritual activities in Neolithic North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待刊）。 {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龙岗寺》，文物出版社，1990年。 {5} Gao，Qiang and Yun Kuen Lee．（1993）．A B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Yangshao Kinship．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2：266-298． {6}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民和阳山》，文物出版社，1990年。 {7} Liu，Li．（1996）．Mortuary ritual and social hierarchy in the Longshan culture．Early China．Vol．21：1-46 {8}、{17}Chang，Kwang-chi．（1983），Art，Myth，and Ritual；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10}、{15} Keightley，DavidN．（1978）．The religious commitment：Shang theology and the genesis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History of Religions 17：211-225． {11}、{16}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12} 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 {13}、{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18}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 {19}、{20}、{23}、{25}、{36} 张岂之等：《五千年血脉：黄帝及黄帝陵史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21}、{29}、{38} 顾颉刚：《史林杂识》，中华书局，1963年。 {22}、{39} 钱穆：《黄帝》，东华出版社，1987年。 {24} 姚敏杰、何炳武：《黄帝祭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 {26}、{35} 蓝草：《黄帝。黄帝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27} {45} 李学勤：《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载黄爱平、王俊义编《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28}、{43} 于右任：《黄帝功德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30} 比如炎帝也被视为汉民族的祖先之一，且常常与黄帝相提并论。 {31}、{33} Dikotter，Frank．（1992）．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32} Gasster，Michael．（1969）．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34} 中国历代货币编辑组：《中国历代货币》，新华出版社，1982年。 {37} 葛剑雄：《往事和近事》，三联书店，1996年。 {40} 李济：《中国民族的开始》，载张光直、李光漠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41} Chiang Kai-shek．（1947）．China’s，Destiny and Chinese Economic Theory，New York：Roy Publishers． {42} 陈连开：《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特点》，载黄爱干、工俊义编《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44} 何炳武，洞庭：《人文初祖——轩辕黄帝》，载王彭年编《轩辕专辑》。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 {46} 作者1997年访问黄帝陵所见。 {47} 黄帝陵基金会：《功德千秋：整修黄帝陵工程简介》，黄帝陵基金会，1996年。 {48} 黄帝陵基金会：《功德簿》，黄帝陵基金会，199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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