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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2011年4月28日第5版 作者：刘仰东 原题为：钱玄同的生活习惯 钱玄同是一个值得后人记住的名字。他的履历很简单，早年留学日本，民国以后一直在北大、北师大等高校任教，直至去世。他对社会的贡献却不简单。作为思想家，他和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一道，并称为《新青年》杂志的“四大台柱”；作为国语专家，他是白话文、汉语拼音、汉字拉丁字母化、简体汉字、汉字横排以及从左至右书写和阅读方式的发明者、开拓者或推动者，我们至今每天都在享用他的“专利”；作为编辑，他直接鼓动鲁迅为《新青年》杂志写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作为父亲，他培养了钱三强这样有“中国核工业之父”之称的大科学家…… 钱玄同喜欢谈天说地，不少回忆文字都用“谈锋甚健”来描述他。所谈内容，是不拘一格的。他的朋友和同行黎锦熙回忆：“除要讨论的问题(关于国语的当然最多，但也有其他的学术问题，如他看书忽有新解，待我辩证，或拟有文字，互相斟酌等等。)彼此尽量分析辩论然后决定外，同时必杂谈所见所闻，天南地北，无所不说；古今中外，愈引愈长。 他熟于戊戌以后迄于当代的秘闻轶事，性情之隐微秘密，言行之滑稽突梯，凡其所知，亘数十年，无不罄述。”钱玄同的弟子魏建功也回忆说，钱先生把去友人家聊天称为“生根”，“说是到了不走，屁股生了根了。”“‘生根’的习惯，是早在下午四时，晚或六时，先生提了他的皮包、手杖进了各家的客厅(多半就是书房)，坐下了以后，海阔天空的谈起。我所得益于先生的‘知人论事’、‘言道治学’种种方面，全是在这些时间里。”魏建功还开了个一张名单，列出当年与钱玄同经常过往的人物：沈士远、胡适、单不庵、鲁迅、刘半农、周作人、马幼渔、马叔平、黎锦熙等。 所谓“生根”，还有一层意思，即钱玄同好说而不好动，就健康而言，这是一种不良的生活习惯。黎锦熙当年常拉着钱玄同一起去中山公园，黎后来回忆说：“天气暖热时，我总主张他同往中山公园，他谓之‘大雅’，但他一入茶座，便不起身，我则散步，遇友攀谈，久始归座吃饭，他讥我为‘惹草粘花’。”钱玄同的另一个不良习惯，是在很长一个时间段内，不怎么在家里住，而是住在师大教员宿舍和孔德学校。 他的子女回忆说：“在傍晚的时候，他回到家里看一看，呆不久，不吃晚饭又出门去了。”钱玄同的不少友人在回忆他的文章中，也都提及这一点，但似乎不太在意这种生活方式的负面作用，即他不在家吃饭，也不在学校包伙，而是或者吃饭馆，或者去友人家蹭饭。钱玄同是语言学家，他把约友人下饭馆称为“雅”(动词，原意为上饭馆找‘雅座’吃饭)；把上朋友家吃便饭称为“骗”(意为“骗饭吃”)；如有人主动请客，他则称为×ד赏饭”。黎锦熙说：“(钱玄同)二十年来，‘食’的生活，每天都如此。”长年吃饭馆、吃请，反馈到身体上，后果可想而知。钱的子女回忆：“父亲在1929年以后，患高血压症，血管硬化，神经衰弱。” 钱玄同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过一个估计，他告诉子女：“我的体质虽不如你们的伯父和祖父，他们都活到七十四五岁，但我想我活到六十多岁是可能的。”事实上，这个算不上长寿的自我估计还是过于乐观了。抗战爆发一年多后，钱玄同即因突发脑溢血而去世，年仅52岁。与钱玄同有些相似的是，胡适当年在北大当文学院长，晚上也是天天外出应酬，11点后回寓所，几乎雷打不动。胡适虽比钱玄同多活了差不多二十岁，但也死于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两人的结局与他们当年的“过度吃喝”，不能说毫无关系。 钱玄同喜欢访友聊天，却不欢迎朋友来访。魏建功与钱玄同相交二十年，也只去过钱家一次。钱夫人长年患病，几经危险，身体很糟糕。一些朋友曾劝他纳妾，这在当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但为钱玄同断然拒绝：“《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魏建功回忆说：“他向来不作狭斜游，说如此便对学生不起。他一辈子没有交过女朋友，说他自己最不喜看电影，难于奉陪，又不惯替人家拿外套。他有时和我‘雅’谈，说他也有些感到‘鹅绒’(这又是他的常语，新文学作品中‘天鹅绒的悲哀’之省略语也)，有时报告我：‘今日我又掉了车轮子。’(古典‘脱辐’二字之白话翻译也，因为他有时回家和太太言语别扭) 可是他对于夫妇一‘伦’，始终如一。”钱玄同的某些行为，与他在《新青年》上大声疾呼的某些言论，看似是相违背的，他自己解释说：“‘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代代相缠，缠了二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的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藉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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