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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 【译文】我猜测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是这样。那些民众有他们恒常的天性，也就是纺织而得到衣服，耕种而得到粮食，这是他们共同的规律；人与万物浑一而无偏私，名为按天性放任自乐。所以在很有规律之世，人们行为慎重，看东西目光忧郁。在那个时代，山间没有开凿大大小小的道路，湖泊河流之上也没有舟船和桥梁。人与万物合群而生，住处相互连接，无有分界，禽兽成群结队，草木顺性滋长，因此，人可以牵引禽兽到处漫游，也可爬到树上窥视鸟鹊之巢。 在那很有规律之世，人与禽兽住在一起，人群与万物浑然不分，怎么知道什么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呢？人与无知之物一样，他的自然规律就不会离失；人同无欲之物一样，即为他的自然本性；自然本性不变即保持了人的本性。 等到出现圣人，用尽心力去作为于仁爱，踢足卖力去企求最佳行为方式，而天下从此开始产生种种猜疑；安心放纵于无节制的作乐，选取分析出烦琐的礼仪条文，而天下由此开始产生尊卑贵贱种种区分。所以天然的木料不被剖开，谁能作成牺尊之类酒器？白玉不被毁坏，谁能作成珪璋之类玉器？道路和规律不废弃，哪里用得着仁义？自然本性不离失，哪里用得着礼乐呢？五色不相混相间，谁能制出美丽的图案花纹？五声不打乱重组，谁能制出与六律相应的乐曲！毁坏天然木料用以造成器具，是工匠的罪过；毁坏道路和规律以推行仁义，这是圣人的罪过。 【说明】在《骈拇》第五节中，我们讨论过，仁义不是强加给人们的，而是经过若干年的人类生活，人们总结出来的一种最佳行为方式。人和人之间要搞好人际关系，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人类才能够在这个大自然中生存下来。所以人们总结出仁爱和最佳行为方式，并宣扬它，是希望后代的子孙牢记这一点，能生活得更加幸福快乐。所以，仁义并不会改变人的本性，恰恰相反，仁义其实就是人的自然的善的本性。但是，在战国后期，仁义却成了父母要求儿女、君上要求下属、老师要求学生必须具备的品质，就象汉以后的佛教一样，要信仰佛教，必须持五戒、八戒、三十二戒等，你不戒，就不能信仰佛教。就象现代社会一样，你必须持有道德，无道德，就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良民。这就是以仁义强加给人，破坏人们的道路和规律。其实，人类发展的规律就是人们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人们才能更好地提高生活质量，在这其中，用不着过分强调仁义。过分强调仁义，就会造成人们虚伪的表现。战国时期，好事者根据西周的一些行为规范，编造出《周礼》、《礼记》、《仪礼》等书籍，意在使人们一举一动都能符合规范，然而却使这些社会行为规范成为繁文缛节，成为束缚人们行为的严苛的“礼法”，以至演变到后期，成为“吃人的礼教”。如果我们现代把若干道德条文编纂起来，强迫人们遵守，那么会不会也成为“吃人的礼教”呢？所以，庄子的意见是对的，过分强调仁义，就是过分强调道德，空喊道德口号、空喊道德规范，用所谓的道德行为要求并强迫人们执行，就会导致虚伪虚假的产生，由此就会破坏人们正常的道路和规律。所以，这其中的问题是规律问题，而不是所谓的仁义、道德问题，只要遵循人的发展规律，遵循并遵照大自然、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就是一个有德之人，不遵循遵守，就是一个无德、缺德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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