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湖州 by 朱丹朱

VV美丽人生正无限VV 2012-06-25

展开全文

写于2012-06-13 09:05:25

苏轼在湖州

桂栖鹏 侯雷

苏轼在其漂泊宦涯中曾数次到过湖州,留下诗文作品的主要有四次:第一次在熙宁五年(1072)冬任杭州通判时,受江南转运司差遣,到湖州至松江(今吴江松陵镇)相度堤堰;第二次在熙宁七年(1074)九月离开杭州到密州任知州时路过湖州,曾与当时的湖州知州李常、诗人张先等六人相会;第三次是元丰二年(1079)四月,以“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湖州军州事”任湖州知州,到任三月余,七月底就因“乌台诗案”被御史台派人逮捕进京;第四次是元祐四年(1089) ,苏轼由杭州知州升迁吏部尚书翰林学士,进京途中奉旨视察湖州、苏州等地的水灾。

一

湖州民风淳朴,有着良好的文治教化的传统。苏轼称赞:“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 “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所以历任太守往往比较安闲乐道,官居清闲。

苏轼于元丰二年四月***到湖州任。上任伊始,例行公事写了《湖州谢上表》。本着“吏治以仁义为本,教化为急”的宗旨,他二十二日就拜谒了当地文宣王庙,并作了祝文。五月时节,湖州连月淫雨不止,苏轼在卞山黄龙洞举行仪式,祭祀黄龙,祈望天晴,并作诗刻于石壁上。

苏轼在湖州留下的政绩中最明显的当属治理太湖水患。北宋以漕运为纲,“转运使”代替“都水营田使”,治水治田分割,管理制度废弛,致使太湖流域水利失去整体规划和统一治理,湖、嘉、苏、常等数州低地洪涝弥漫。苏轼任知州时吸取范仲淹任苏州知州时治水的经验,建议先治吴江西岸茭葑芦苇之积,则水东泻而无壅滞之患,上述几州都能受益,并在湖州城南筑堤。

其实,苏轼第一次到湖州公干是在熙宁五年十一月。那时浙西地区水患刚过,苏轼奉江南转运司檄文,到湖州和秀州视察堤岸。出发之前,苏轼就寄诗《将之湖州戏赠莘老》、《再用前韵赠莘老》给当时的湖州知州孙觉。仁宗嘉祐年间,孙觉在京编校昭文书籍时即已结识苏轼,可谓故友。于湖州相见后两人相谈甚欢,并一起检查了湖州到秀州的吴江河堤工程。

元祐六年三月,苏轼自杭州回京取道湖州至苏州,一路上水患灾情使人触目惊心。二十三日,他再次上书皇帝,陈述他在浙西数州看到的灾情:

　　窃以浙西二年水灾,苏、湖为甚,虽访闻已详,而百闻不如一见。故自下塘路由湖入苏,目睹积水未退,下田固已没于深水,今岁必恐无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妇女老弱,日夜车救,而淫雨不止,退寸进尺,见今春晚,并未下种。乡村阙食者众,至以糟糠杂芹、莼食之。又为积水占压,薪刍难得,食糟饮冷,多至胀死。并是臣亲见,即非传闻。

字里行间显示出对百姓灾情的切身体验与深刻同情,言辞恳切,并请求政府立即给予赈灾救济。

虽然苏轼在湖州停留的时间不长,政绩较少,却也留下了一定数量的诗文作品。他在湖州的诗文创作较多表现在与新朋故友的宴饮交游上。

二

宋代官制重内轻外,京官中与宰执政见不同者,若不议罪贬窜,则以出任相应级别的地方官为最常见的“下野”方式,有时甚至连续几任都出任地方官,名曰“有旨不许入国门”。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任宰相,为“富国”和“强兵”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法。主张“渐变”的苏轼对于新法的一些弊端表示不满,但迫于党争,只能“乞外任避之”,主动要求出任地方官。在外任职时,他闲暇之余往往通过携友出游、创作诗词来排遣自己政治上的抑郁之情。

湖州山水清绝,风光旖旎秀丽,悠久的历史也增加了它的人文魅力。元代诗人戴表元有“行遍江南佳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之语。第一次到湖州之前,苏轼就在给湖州知州孙觉的诗《将之湖州戏赠莘老》中说“余杭自是山水窟,久闻吴兴更清绝”,表达了他对浏览湖州风光的向往之情。在湖州时,他先后与孙觉、李常、张先、秦观、贾收等故友新知相互唱和,畅游湖州,留下了数十首诗词作品。

熙宁五年十二月,苏轼第一次到湖州。应州守孙觉的请求,苏轼为其“墨妙亭”作《墨妙亭记》,还把羊欣贴的摹本赠送给他,并和张先互相唱和,作《和致侍张郎中春昼》。在宴会上苏轼第一次见到了孙觉女婿黄庭坚的诗文。孙觉请他为黄庭坚扬名,苏轼称赞黄文为“精金美玉”,认为不用自己扬名,日后黄庭坚也必会名扬天下。在与当地名士相会时,苏轼品评了有美堂诗,和邵迎诗《和邵同年戏赠贾收秀才》,和贾收诗《吴中田妇叹》。之后游览了道场山和何山,对湖州的美景大为倾心,称赞道“我从山水窟中来,尚爱此山看不足”,还为孙觉修葺的天庆观小园的凉亭题名为“归雁亭”。

熙宁七年九月,苏轼赴密州任时途经湖州。正赶上知州李常喜得贵子,李常、张先等五人于霅溪边的碧澜堂设宴招待苏轼,并送他至松江,在垂虹亭上把酒送别,苏轼作词《南乡子》记述了此事。

元祐六年三月,苏轼由杭州赴京师时路过德清,经过湖州。十一日,他与曹辅、刘季孙、鲍朝懋、苏坚等友人一起游览了德清当地名胜半月泉,并题诗“请得一日假,来游半月泉。何人施大手,擘破水中天”于其上,后又与湖州知州张训相会,应他之请,作了《定风波》(“月满笤溪照夜堂”) ,即“后六客词”。

元丰二年苏轼到湖州任时正值四月。四月的江南,正是荷花盛开的时节。一天,苏轼与王适、王遹兄弟绕城观赏荷花,之后登上城南五里的岘山五花亭,傍晚时分进入飞英寺。看到章淳在飞英寺的题诗后,他依韵和诗一首。端午节时,苏轼与秦观、祖无颇等又一次来到飞英寺游览,并赋诗《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几天后,老友刘　途经湖州去余姚赴任,苏轼尽地主之谊在钱氏园为其设宴,并赠诗以送行。他也曾与秦观等四人泛舟于城南的笤溪,几人分韵赋诗,苏轼依韵创作了“人皆苦炎”四首。这期间苏轼还与同僚胡祠部游览了王羲之曾游览过的乌程县的法华山,两人以山泉濯足,兴尽而归。归来途中,十数里风荷满眼,风光迤俪,苏轼作诗《与胡祠部游法华山》记述了此事。

苏轼才思敏捷,天性诙谐,平易近人的他在湖州也留下了一些逸闻趣事。相传苏轼在湖州时,闲暇之余,常常在湖州城外游赏。有一次,他与宾客游览城西南的道场山与何山,途中遇到风雨,就到溪边贾收的浮晖亭中避雨。看到风雨中碧竹迎风摇摆,婀娜多姿,苏轼乘兴画墨竹于壁上,并为此画题诗。还有一次,苏轼和宾客游览道场山时看到一个僧人倚凭在门槛上睡着了,他随口说出上句“髡阃上困”,当即有宾客回答到“何不用钉顶上钉?”

三

相比宴饮游览之作,苏轼在湖州的诗文创作还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和迎来送往的私人书信上。

苏轼到湖州之后,依然与旧日朋友保持着联系。熙宁年间通判杭州时认识的朋友,这时候或亲自拜访,或托人送来礼物。杭州表忠观钱自然道士到湖州拜见苏轼,谈及表忠观的修建问题,临别时苏轼赋诗以赠。苏轼敬仰却无缘得见的故人俞汝尚之子俞温父来访,苏轼也赋诗《送俞节推》以赠。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周邠任钱塘令,两人相交甚欢;此时周邠出知乐清,托人给苏轼送来了海味,苏轼为文作诗答谢。曾受苏氏兄弟知遇之恩的朋友丁隲也送来蝤蛑,苏轼同样作诗记述了此事。曾经的湖州太守李常寄诗来,他依韵作《次韵李公择梅花》回复故人。京东转运使刘□到了徐州,登上他任太守时所修的黄楼赋诗寄给他,他次韵答复,顺便还作诗一首寄给了苏辙。姚淳、欧阳□、道□　、孙侔、径山澄慧大师、杭州净慈寺宗本长老等老朋友也相继寄诗文前来慰问,他也都一一回复,感谢他们对自己的关注和挂念。

这时期一些朋友来涵请求苏轼题诗,他都来者不拒。他为自己敬仰的已经告老还乡的前辈赵□的高斋题诗,称赞他的引退是高明之举;他同样为远在京城的好友王巩所筑的清虚堂作诗以寄,并在诗中笑谈自己在湖州的闲散生活是老病缠身,长思渴睡;他又为当地三德院的僧人手书唐代岑硕的诗,还书题了颜真卿“放生池碑”,又书题“璇　图”,并次韵回文三首以赠。

元丰元年,在杭州时与苏轼交往亲密的老诗人张先去世。想起五年前(即熙宁七年)路过湖州时张先还和其他四人在松江上置酒为自己饯行,如今,当时与会的六人只剩下了自己和李常、杨绘,不能不让人感慨世事无常、人生如寄。苏轼到湖州后专程去凭吊了张先的故居,写下了情真意切的《祭张子野文》。除张先外,在湖州任时苏轼还有两位故交去世。五月间,好友孙洙去世,年四十九;六月,陈舜俞卒于秀州白牛村。苏轼深深悲痛于陈的辞世,并亲赴秀州哭其殡,写了他所作祭文中“辞指最哀”的《祭陈令举文》。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在这一时期创作了《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文。文与可即文同,是苏轼的表兄,也是苏轼所尊敬的人之一。早在熙宁五年他赴杭州任通判时,文同就寄诗说“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劝诫之意溢于言表。作为“文湖州派”的代表画家,苏轼自己云“与文分一瓣香”,说明他在墨竹画法上受到了文同的影响。元丰元年十月,文同被任命为湖州知州,但他未到任就于元丰二年正月在陈州病逝,苏轼到湖州可以说是他的继任。七月七日这一天,天气晴好,苏轼让家人把所藏的书画拿出来晒。当看到文同昔年所画的筼筜谷偃竹,他忍不住“废卷而哭失声”,写下了《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这篇感人至深的散文,描述了他和文同两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这篇文章同时也是一篇著名的文艺随笔,提出了“胸有成竹”的绘画技巧与文艺观点,是中国艺术史上一篇重要的作品。

四

苏轼在湖州的时间仅仅三个月多,创作也仅限于上述几方面,所以数量有限,不如其他时期(如密州、黄州、惠州等)创作丰富,在反映人生思考与广阔社会生活等思想内容方面相对来说不如其他时期鲜明;但是苏轼毕竟是一个心忧天下的政治家,即使在湖州尽情山水的日子里,也有一些诗文作品反应了他对于时事的关注和对于人民疾苦深刻的同情。如熙宁五年在湖州时和贾收诗所作的《吴中田妇叹》: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粃。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以一个农妇的口吻描写了家庭的困苦情况:稻米晚熟偏逢大雨,收成不好而价钱却又像糠秕一样极低;官府不要米只要钱,钱荒米贱,为了缴纳赋税,不得已把仅有的耕牛卖掉,甚至拆掉房屋和炊灶;满朝龚遂、黄霸这样体恤百姓的好官,为什么生活却过得更苦了?不如去做何伯妇好了!米贱伤农,新法的弊端在此暴露无余。本诗虽然以农妇代言,但诗人本身对时政的忧虑和悯农沉痛的心情却无处不在。

再如《赠孙莘老七绝》中的前两首:

　嗟余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

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

天目山前渌浸裾,碧澜堂下看衔舻。

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

这两首诗都在“乌台诗案”中被检举。“乌台诗案”云:“熙宁五年十二月,蒙运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堰利害,因与湖州知州孙觉相见。轼作诗云: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是时,约孙觉并坐,客如有言及时事者,罚一大盏,虽不指时事,是亦轼意言时事多不便,更不可说,说亦不尽也。‘天目山前’一首,轼为先曾言水利之不便,却被转运司差往相度堤岸,意言本非兴水利之人,以讥讽时世与昔不同,水利不便而然也。”第一首诗是对时政专断的抗议,第二首是对时事的反讽,其中青山白酒、绿水衔舻与世事、堤岸形成了鲜明对比,象征着自然、合理发展与专断、强兴劳役之间的对立,内含怨刺甚深,而写作手法又极为高超。“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字面上说是回避不谈,却能感受到字里行间透着一股迈往之气,掩抑不住地发为抗争之音。此二首可谓“怨刺”精神、比兴手法与勇于担当之气概的结合,其艺术水准之高,在“历代政治诗中也是难得一见的。”

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乌台诗案”案发,苏轼于湖州任上被拘,送京城御史台狱受审。被捕后,杭州、湖州的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连续数月为他作解厄道场,祈求神灵保佑他平安无事。苏轼听说后也十分感动,在狱中所作两首给苏辙的绝命诗中专门提到“百年神游知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说明死后想安葬在浙西的愿望,表达了对浙西人民的深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