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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2-04-07 10:13:01 阅读次数：25 所属分类：法理浅见
在文明时代中，政府是整体利益的代表者，是正义事业的促进者，是理性的存在。政府的这个属性，集中反映在导引政府实践的法律之上。法律是理性的，于是，接受法律规制的政府便是理性的。 因为社会是由利益相对独立的个体所组成的，趋利性的本性，使得局部利益的凸显而整体利益的式微，成为了一种必然现象。每个牧民都毫无节制使用草原而导致资源枯竭的公地的悲剧，便是一种很典型的表现。所以，社会是一种理性不足的感性存在。然而，任何社会的成立和发展，以及每一个体的安居乐业，却须臾离不开公共利益的增进。哪一个人不需要正常的社会秩序，哪一个经济实体不需要产权的保障保护。于是，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为天职的政府也就应运而生了。 可见，政府是为了弥补社会不足才得以产生的，如果社会本身是完美的，政府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正如麦迪逊所言：“政府是对人性的最大反省。如果人人都是天使，任何政府就都不需要了。”于是，人们当然就有足够理由提出这样的要求，即既然政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那么，政府自身就不应当存在问题，就必须具有谋求长远的整体的利益的理性，以能够担当起克服社会缺乏理性这个不足的重任。如果政府本身就是失灵的，何以能够解决社会失灵的问题呢？不仅如此，反倒会增加了社会矛盾，正如庸医不仅不能治疗疾病反而会加重病情一样。所以说，政府必须是正义的，是一种理性的存在。 理论上的阐述无懈可击，但是，现实却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理性政府尽管具有存在的必然性，然而，这只是逻辑表达的结果。事实上，任何政府的成立都需要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一般的政府无疑总是通过个别的机关来实现。于是，政府的一切问题也就因此而产生了。这些工作人员并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上神仙，实在是和世俗社会的贩夫贩妇并无多大区别。任何出现在社会中的善与恶，同样都会发生在这些工作人员身上。绝对善的公务员过去不曾出现过，今天也不可能诞生，大概今后也是无法产生的。由此，我们就悲观地看到，社会所需要的理性政府，由于人性之恶的不可避免性，也就很可能成为一种美丽的幻想。 然而，政府是不能不理性的，政府如果和社会感性的存在毫无区别，就不仅是一种累赘，更是一颗毒瘤。譬如贪污受贿犯罪人，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就将政府的积极功效异化成为了破坏社会秩序的消极力量。于是，我们总是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不断努力建立由好人组成的政府。诚然，这样的追求也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仅此而已，将政府理性的实现寄托在个体的理性之上，不仅虚幻，而且可怕。因为，我们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 理性的政府必不可少，但是，单纯依赖人的主观努力又无法构建。因此，我们就需要寻找一种好的办法，能够遏制人的自利感性对政府理性的侵蚀，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的为善作用。也就是说，政府既然无法以纯粹理性的形式存在，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构建另外一种理性的载体，以作为完善政府的方向、约束和标准。社会制度发展的丰富而又曲折的历史经验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个办法就是法治。法治，即法律的统治，法律至高无上，一切都在法律的规范调整之中。而法律恰好是对社会感性的批判，是对政府理性的抽象，“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智慧”（亚里士多德），将政府的纯粹形式用一般性调整规范表现出来。列宁对此阐述道：“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因此，法律也就是真善美的集中表现形式。我们要去径直地认识正义，那么，我们就去研习法律内涵。我们要感受平等的待遇，那么，我们就去体验法律生活。在法治的状况中，从根本上来说，不再是政府的统治。如果要说政府的统治，那是因为政府服从了法律的统治。正是由于政府在理性法律的统治之下，所以，理性的政府才具有现实性。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政府工作人员在服从法律的时候，也就是在服从理性，便将自身理性的成分发挥到了最大的限度，而将感性的东西遏制到了最小的程度，私利情欲并不能侵入公共领域，政府的良好形象也就树立起来，社会也就在真善美的导引下，健康发展了。这个道理其实并不复杂，一个很常见的例证就可以使人明白。如果公务员都依法办事，那么就必须廉洁奉公，以权谋私的腐败行径就不可能发生，政府便是清廉的，社会风气就会不断好转。相反，如果公务员藐视法律，不愿意服从法律的统治，感性的东西就会左右自己的理性，而不再是理性支配感性，于是，一切丑陋龌龊的东西，就像令人恶心的在腐尸上蠕动的蝇蛆一样，充斥着公共服务机构，理性的政府就不复存在了，而一切阴暗的社会生活也就会像癌细胞那般分裂。 因而，构建理性政府，就是要打造法治政府；或者说，打造法治政府，是构建理性政府的充分必要条件。我们应当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法治建设的重要政治意义，正如列宁所言：“假如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们就会是社会主义的叛徒”。且不说心怀鬼胎的人破坏法治乃是为了谋得一己私利，必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即使是善良的人们，在冲破法律规制而任意行为的时候，也对社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危害，甚至与前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法律是正义的存在，对法律的亵渎，便是对正义的亵渎；对法律的破坏，便是对正义的破坏。而恶意的亵渎、破坏由于未泯良知的责备总是心有余悸的，相反，善意的亵渎、破坏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却可以冠冕堂皇地为所欲为。在此种情形中，政府就丧失了理性，在感性的主导下，就不再能够遏制情欲的蔓延扩张，公共权力也就蜕变成为了满足少数人感性需要的工具。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恐惧的状况呵！ 总之，政府如果没有理性法律的导引，就必定在蔓延泛滥着的个人感性之中，丧失了理性的属性。于此种情形之中，政府本身就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就遑论克服社会存在的问题了。不仅如此，在情欲支配之下的权力，对社会的损害，将是其他破坏力量所不可比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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