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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人的性格是恃才如命、思维独特、行为怪异，这在创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很多文人写诗时喜欢喝酒，这不但能激活灵感，而且在唱和时能助兴，所以唐代诗人多酒鬼。然而，喝酒作诗是诗人们的群体爱好，具体到个人时，可真是怪象纷呈，各领风骚。 英年早逝的唐才子王勃就与众不同，他写诗前不像众多诗人一样苦思敏想，字字推敲，而是先研墨数升待用，然后拿来几壶酒猛喝，不醉不停，喝醉后“引被覆面卧”，蒙头大睡，等到醒来后，掂起笔就写，写成后一个字不改。周围的朋友称王勃的这一怪癖为“腹稿”。不可想像的是，喝醉睡觉时大脑已经停止思维，而王勃还能在这种状态下打腹稿，真是天下奇景。可惜的是，这个创作前先睡觉的诗人，在去南方省亲途中，因发生翻船事件溺水身亡，当时才二十九岁，真是死得太早了。 诗人李贺作诗时倒是不喜欢用瓢，他喜欢用的器具是锦囊。李贺长得纤瘦，通眉，长指爪，能疾书。每天出去都骑一弱马，后面跟一个平头小奴子，背古锦囊，遇有所得，书置囊里。他作诗时都不先命题，而是回到家后让小奴子将囊中的草稿取出来，然后研墨抄一遍，一首诗就写出来了。可惜的是，李贺也是一个短命的诗人，死时仅仅二十七岁，很多人感到太可惜。 当兵的人经常打仗，生活也没有规律，静下来作诗不现实，但这样的诗人自有他们的创作绝招儿。唐代的军旅诗人李益当兵到二十三岁时得到提拔，从军十多年，运筹决胜，尤其所长。他在战斗的间隙，把马拴好，趴在马鞍上把自己的亲身感受写出来，有时间把槊朝一边一放，就能赋诗一首。唐朝军人的边塞诗人大多是靠这种手法创作出一首首荡气回肠的佳作的，高适、岑参也是这样做的。 “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的作者贾岛往往喜欢在骑驴办事途中酝酿创作情绪，劲头一来，不管前面是什么王公贵族他都浑然不觉，其创作的投入程度如入无人之境。这样的创作方法很是危险，弄不好就会闹出交通事故。贾岛的驴就和京兆尹韩愈的马车发生过一次碰撞事件，所好的是，韩愈没计较，并且和贾岛并辔前行，讨论起诗词的创作之道来。如果遇到一个坏脾气的官，说不定会把贾岛弄到牢里坐几天呢。 孟郊作诗时，妈妈要喊他回家吃饭，因为他创作时也达到了忘我的地步，如果不叫他，他很有可能会忘记吃饭。五十岁那年，他终于考中进士，调到溧阳当县尉，当时县城有一个水塘，风景很好，孟郊隔三差五就来到这个水沲边，喝酒弹琴，之后来回度步赋诗，一来就是一整天。这样的日子他觉得很舒服，可当家的县令不高兴，他整天不上班跑到外面喝酒作诗，负责的工作没人干，县令只好扣掉孟郊一半的工资，另外花钱雇人暂时填补工作上的漏洞，弄得孟郊家贫如洗，临死买棺材的钱也是好友周济的，很是难堪。 妈妈喊吃饭，孟郊毕竟知道回家，可唐代的另一个才子李枯更投入，老婆喊他睡觉时，他竟然充耳不闻，置之不理。和孟郊不一样的是，李枯作诗时最讨厌往外跑，他只喜欢在家苦吟，每当有创作情绪时，老婆孩子怎么叫他，他就是不答理，有时甚至还批评老婆说：吾方口吻生花，岂恤汝辈乎？就是这样一个勤奋的人，曾因元稹“雕虫小巧，壮夫不为”的小报告，结果耽误了好几年的仕途。 享誉古今的考试枪手温庭筠，也有自己的独门功夫，他每次考试，押官韵，从不打草稿，只是笼袖凭几，每一韵一吟而已，场中称他为“温八吟”，又谓八叉手成八韵，名“温八叉”。凭借这一独特的创作手法，加之高超的替考技术，一次科举考试他竟然帮助了八个人，真是个气死监考不抵命的主儿。 女诗人薛涛帼国不让须眉，其诗作在大唐也有一席之地，而她的创作手法更是流传千古。薛涛写诗不像白居易的《长恨歌》，一写就是一大张，她最喜欢写短小精悍的小诗。当时，薛涛在武元衡手下当乐妓，红得发紫，吃肉喝酒有的是钱，薛涛过得还算高兴。可唯一感到不如意的，就是成都的稿纸太大，薛涛每次写诗都要空出一大片，这让薛涛感到太浪费，于是告诉印刷厂制作了一种较小的稿纸，用起来正合适。人们把薛涛使用的这种专门稿纸叫作“薛涛笺”。专门为一个诗人做稿纸，这在中国历史上估计只有薛涛一人。 白居易创作时特别注意老太太的感受，每写一首诗，都要找几个老太太，越老越好，头发白的，没有牙的，只要耳不聋，一律纳入他的邀请视线，然后把写好的诗读给老太太听，她们听得懂，白居易就公开发表，凡是听不懂的，回屋后一律烧掉重写，所以白居易的诗是老少皆宜，最易理解。 唐代这十位文人的创作手法最为怪异，他们的创作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然而，凡事不能死板硬套，如果学王勃喝醉睡觉后再写作，可能写出来的文章差劲的多；如果学贾岛开车时酝酿新作，弄不好就会追尾出车祸；如果学薛涛也想搞个专用笺，印刷厂的老板会说你发神经而恼火。读史，要读出神，借古，别停在形，因人而异最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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