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战国之际，道家“黄老学派”的医书《黄帝内经》就已经开始运用阴阳五行来对个体生命进行功能性的分类。“五行学说”作为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互动与变化就是一个例子。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体系中，“五行”是合作的、轮替的而不是对立的。不知是“五行学说”的盛行，还是“五”成为事物内在规律的原因,“五”也就成了天地成物之数。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以五指计算物品数量的行为习惯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成为一种最原始的计算方法，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五行学说之所以尚“五”，就是体现了古代先民的智慧、体察自然界的一种辩证思维。“五”广泛地应用于人类生活之中，比如，从五个方位来看，有东、南、西、北、中；从人身体“五脏”来看，有肝、心、脾、肺、肾；从“五气”来看，有风、暑、湿、燥、寒；从“五金”来看，有金、银、铜、铁、锡；从“五经”来看，有《易》、《书》、《诗》、《礼》、《春秋》。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中还有我们熟知的以蝎、蛇、蜈蚣、壁虎、蟾蜍五种动物来表现的“五毒”；“五岳”则是五大名山的合称，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和中岳嵩山；音韵学上按照发音部位的不同分成唇音、舌音、牙音、齿音、喉音五类，叫做“五音”；封建社会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关系为“五伦”；武术中的“五禽”戏模仿虎、鹿、熊、猿、鸟（鹤）五种动物动作，以保健强身的导引方法等等。这些，不得不使我们多几分深思。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从天地的自然变化之中发明了“五行学说”，这是人类的大智慧，它揭示了宇宙万物的发展和变化的规律。
“五行学说”可概括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相互之间的联系。宇宙间的任何事物，在局部中都可分为阴阳两个方面，此消彼长；在整体当中，又表现为各个矛盾体之间，也就是事物的各种因素之间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又相互作用、相互排斥的相生相克现象。中国古代五行相生相克的思想，描绘了事物之间矛盾、统一的模式，体现了事物内部的结构关系以及事物运动、发展的系统思想。相生，就是事物之间互相滋生、促进、助长的意思，而相克则是说明事物之间互相制约、克制、抑制的关系。正是由于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作用，才使得事物在动态和碰撞中不断寻求新的平衡，从而推动事物的发展。“五行学说”的意义在于，我们认识事物、观察事物或解决事物的矛盾要运用“五行思维”的观点去思考，而不是单一的思维方式。因为，事物的发展规律中蕴涵了“五行”因素的运动，当然，这里所说的“五行”并不是单纯的数字概念，而是多种因素的集合。随着社会的发展，“五行学说”被广泛地运用到中国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行为科学中去。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庞朴对阴阳、五行思想有独创性的解释，他曾经说过：“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比如，政府各个部门的职能既有分工又有制约；在一个社会里各行各业彼此之间的协调配合；人体中各个器官的功能的调和等等，都是“五行”的体现。 那么，什么是“天之道”呢？ 《阴符经》中有一句话，说明我们的祖先很早以前就观察到管理人的方法。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之于天。宇宙在乎手；万物在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这里所说的五贼就是五行。 《宋史·五行志》中说：”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盈天地之间，无非五行之妙用。人得阴阳五行之气以为形，形生神知而五行动，五行动而万物出，万物出而休咎生。和气致祥，乖气致异。莫不于五行见之。”意思是，天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演化万物，充盈于天地之间，无非是五行演变的神妙作用。人禀受阴阳五行之气以成形体，形体产生精神知觉，就会有喜怒欲乐忧五性，当五性在心中萌生后就出现了万事万物，万事万物一出现就有了吉祥和不祥。和平之气引致吉祥符瑞，悖戾之气引发灾异乱象。这都可以从五行中表现出来。比如，我国的中医之道就体现、包含着有机论和系统论的因素。中医是一个重结构、重功能的医学，中医把“五行学说”运用到医道之中。如中医主张肝、胆配木，心、小肠配火，脾、胃配土，肺、大肠配金，肾、膀胱配水。人体脏腑与脏腑、脏腑与肢体、肢体与肢体之间分布着复杂而有序的信息渠道，从而将各个部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可以根据这些经络，发现由不同脏腑所传达出来的信息进行诊断；人们也可以利用这些经络将信息传达给特定的脏腑，从而进行治疗。在中医看来，人体绝不是一些器官的机械组合，也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关系来加以解释。人体是一个复杂、生动、和谐、有序的生命系统，它有其协调、共生、循环、反馈的辩证规律。 《黄帝内经·素问》中说：“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古人正是利用这种传统的思维结构，以发现自然中所存在的矛盾运动的辩证规律。 “五行学说”始于夏商之际，完善于春秋战国时期，它属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范畴。“五行”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的《甘誓》与《洪范》中，在《甘誓》中说的是“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说的是有扈氏不尊重“五行”，违背民意，因此，夏启“替天行道”讨伐有扈氏。《洪范》中说的是“鲧镬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禺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意思是鲧蠖洪水时，采取的是堵的办法，这违背了自然规律。水的特性就是往低处流动，阻流以治，自然违背了水的“性格”，也就是违背了水的自然特性，所以，是不能成功的，因而也必然导致部族首领和人们的怨恨。鲧被杀头之后，禹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因势利导地治理水患，赢得了人们的赞扬。
“水曰润下”。水的特性和状态是润泽、清润的，它是自然界植物和生物生存、成长不可缺少的条件，另外，它是向低处流淌。 “火曰炎上”。火的特点和性能是炎热，它的运行状态是向上。 “木曰曲直”。树木的特性是向上向外舒展，它代表的是植物和生物。 “金曰从革”。金是一切矿物质的代表，也称金属。它的特性，就是能杀伤有生命力的生物。 “土曰稼穑”。“稼”是种植，“穑”是收获。土是大自然万物生长的基本物质。 上述的五行学说，我们不能仅仅理解为物质现象，它告诉人们的是思维方法。虽然“五行”将事物或现象分为五大类，但它是按照“五行”的特性，把宇宙间事物的不同性质、作用和形态，采用“比象取类”的方法分别归属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并在五行属性归类的基础上，根据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说明各类事物或现象的联系和变化。所以，它并不是单纯地指五种物质本身，而是作为事物属性的抽象概念来应用。 后世将五行与自然现象相联系，进而与社会现象中的五常相联系，与人自身的五脏、五体相联系，与人的情感、意识的五志相联系，从自然到社会，到人身，再到情感意识，从生成论的角度以五行学说论证了人的自然性，在中国人的生活文化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行学说”在管理中的应用 前面我们讲到，“五行”不是指五种物质，而是五种状态和运行的方式。箕子向周武王介绍了《洪范》九畴，其中第一项就讲到“五行”。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已经把“五行”的理论引入治国方略之中。战国时代思想家邹衍用五行相胜的理论解释历史上朝代的更替，被称为“五德终始说”。如黄帝时代是土德，所以称黄帝；秦始皇相信“五德终始说”，统一六国后，就是推翻了周朝，秦朝是水德，这样，按水德规范，旗帜和服装等都用黑颜色；明朝为土德，所以在故宫里面是以黄色为主色调，就是明黄色；清朝推翻了明朝，克土者木，颜色是青色，故有青龙旗。我们都知道皇帝下诏书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奉天承运”四个字，奉天就是奉天命，承运就是承受五德之运，把天命与五运结合起来了。我们经常说的“命运”就是这么来的。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奉天承运”可谓最具权威性。“奉天承运”作为尊皇帝为绝对权威的语言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一直延续到清朝。“奉天承运”四个字把帝王的超然性、必然性与合理性做了简要的概括，所包含的思想文化也是很丰富的。我们先看看“奉天”这个词的意思。“奉天”这个词表达的是帝王与天之间神秘性的词汇，也就是说“君权神授”。《尚书·洛诰》有“奉答天命”之语。《泰誓》明确提出：“惟天惠民，惟辟（君主）奉天。”汉代的董仲舒提出圣王应以“奉天法古”作为政治的永恒原则。“运”，在中国思想文化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字。运的本义是移动、旋转。在词义的扩展过程中，增加了形而上的内容。特别是邹衍五德终始说论述了阴阳五行主历史之变、朝代更替、帝王移姓以及国策调整等思想，意思是朝代的更替是应运而兴。邹衍的这一理论为维护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及兴替提供了所谓的依据。到了明朝，“奉天承运”成为皇帝“圣旨”的固定用语。这四个字表达了帝王的神圣、不可超越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是君主合理性的最高依据，同时也是人们的政治认同的最高价值准则。 在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顺序有阳性循环和阴性循环两个方面。比如，西汉时期的董仲舒把五行进行重新排列，以此来说明事物的相互联系，顺序是：木、火、土、金、水，提出五行相生的关系。相生的关系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他把相生与相克结合起来，概括为“比相生而间相胜”。“比”指的是相邻的两者之间的关系，“间”指的是两者间隔一个的关系。相胜就是相克，关系是木胜土，火胜金，土胜水，金胜木，水胜火。这对于我们认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把握事物之间的矛盾，从而找到解决的方法带来了新的启发。
“木、火、土、金、水”这是一个相生的顺序，也是五行中阳性循环的过程：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比如，木材燃烧是火的基本来源，火燃烧的结果是物体化为灰烬，又构成了土的基本成分。而矿产是从土地之下生成和挖掘出来的，金属在一定的高温之下又变成了液体。 阴性循环的顺序则是“金、木、土、水、火”，这是一个相克的顺序：即“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比如，金属制成的刀、斧、锯可以轻易把一棵参天大树伐倒，木是代表生命的，金属制成的刀枪剑戟也可以结束人的生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也是说明土克水的意思，水与火是相克的，发生火灾的时候都是用水来救灾的；而金属又都是在火的燃烧下，达到一定的高温才熔化的。但是，《孙子兵法》、《墨子》中又讲五行无常胜，这说明在春秋时代，人们虽然已经熟知五行相胜的道理，不过这个道理不是绝对的，它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相生、相克的。比如，我们知道的成语“杯水车薪”，虽然是水与火的相克关系，但是由于量的不足，也是不能把火灭掉的。所以五行的相克和相生都是有条件的，就是说，事物的转化也是有条件的。没有相生，事物就不能在外部环境及条件的支持下得到发展；没有相克，事物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生与克是“五行学说”中的两种基本属性，我们要知道的是“生与克同用，克与生同功”，这表明生与克本身不代表好与坏的意思，它只是支撑事物运行与发展整体的和谐与稳定。所以说，五行生克不仅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相互制约的一面。自先秦两汉以来，哲学上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古人认识事物、观察事物的朴素且最根本的方法。他们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是阴阳对立平衡与五行相互生克促进与制约的结果，即克中有生，生中有克，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五行”的思维是人类最基本的、最普遍的思维。 除了上述的相克、相生之外，在五行关系中，在某种条件或因素作用影响下也会产生相乘与相侮的反常现象。相乘，意思是说，相克的太过分了，超过了正常制绚的力量，从而使五行系统结构关系失去正常的协调。应当说明，“相克”与“相乘”是有区别的，不同的是，相克是正常情况下的制约关系；相乘则是正常制约关系遭到破坏以后的过度克伐的现象。相侮，就是相克的反向，又叫反克。这是五行系统结构关系失去正常协调的另一种表现。就是说被克者的逆反形态，不受克者的制约，反而欺侮克者，从而招致相反的力量的反制，物极必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就是说，五行若某一行太过，对其所克之行过度制约，就会发生相乘的现象。对其所不克之行发生相侮的现象，就是反克。假如某一行的力量不足，必然产生过度的制约。我所要制约的对象，也会因为我的力量不足而反克相侮。 我们可以看出，正是这种相反相成的生克制化，调节并保持了事物结构的相对协调和平衡。相生、相克的过程，也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经常出现不平衡的情况，这对于本身也是一次相生、相克的调节，会产生再一次的协调平衡。而正是这种在不平衡之中求得平衡的循环运动中，促进事物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系统论告诉我们，世界上各种对象、事件和过程都不是杂乱无章的偶然堆积，而是一个合乎规律的、由各要素组成的整体。系统的管理思维方法的特点就是要实现管理效能的整体优化。从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我们可以看到，相生相克的循环既是事物的规律，又是达到事物平衡的智慧。无论是顺时的思维，还是逆向的思维，都体现了对事物属性和规律的把握。因此，管理的思想“支点”在人类发展过程的规律之中，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之中，在领导者的思想之中。管理过程中团队成员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都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理解了这一点，领导者就能把握管理的智慧。所谓管理的规律就是管理过程中各要素相生相克的运行方式，这就是管理的本质。‘‘五行”的生与克普遍存在于人的管理之中，我们通常把它称作方法，方法本身就是事物内部矛盾的相生与相克的运用，只不过我们并未认识到它的相生、相克的作用罢了，而只是一种简单的经验轮回。如果领导者把这种经验的做法，放到“五行”相生、相克的认识中去，这将会提升管理的“自觉”，使团队的管理获得成功。领导者的能力，关键在于对事物矛盾中相生与相克“点”与“度”的把握。 自然界的运行有自然界运行的规律，社会的发展有社会发展的规律，以人为核心的管理活动也有其内在的规律。规律是作用于事物内部相生、相克的一种规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固有的属性，顺应、相生的规则是规律，逆动、相克的规则也是规律。我们只有认识事物的变化、运动的规则，把握其内在的属性，才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支点”。探索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就是寻找管理的思想“支点”，这也是人们的思维作用于客观规律所在的根本点。如果领导者不尊重事物内在规律，就不能准确地把握管理的思想“支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