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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的领导者在报告或者文章中，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总是要用很大的篇幅，说明自己的观点是如何受到拥护，是怎么样地得到赞同，以此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当然，这无可厚非；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很少提到在形成这个观点时，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不同意见，而根据这些不同意见，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什么样的修改。实际上，这后一方面，恰恰是更有价值的。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不同意见，那些不准确、不全面、不明确的部分，怎么会得到修正呢？如果再仔细思考报告或文章形成过程的时候，就会明白，正是这些“不同意见”，帮了他们大忙。 论证已有观点的正确性，这很需要，也有意义；但是，相比之下，那些不同意见，倒是更有价值。中外著名的企业家，以及那些有成就的政治家，在总结自己成功经验的时候，往往都把吸取各方面不同意见，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美国《幸福》杂志曾选出六位美国企业界的杰出人物，在介绍他们的特点时，该杂志指出，“他们当中，每一位都有卓越的先见之明，也有先听取别人意见的宽大胸怀”，《幸福》杂志为此刊登了一篇题为《杰出人物》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精彩议论： “在所有的领导艺术中，耐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是最宝贵的一种领导艺术，同时，也是最不为人们所理解的。大多数工业巨头只是有时听取他人的意见，因此他们仍然只是普普通通的领导人。但是，确有一些伟大的人物一生坚持听取不同意见，从不间断。听取意见成了他们的一种癖好。他们无时无刻不虚怀若谷，无论是工作还是玩乐，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时时刻刻都准备听取意见。无论对顾问、对顾客、对心灵的呼唤，还是对敌手，甚至对风声，他们都洗耳恭听。正因为如此，他们总是抢在别人前头认识到看不到的问题和机会。” 对于这些已经很有经验的领导人来说，那些不见得比他们自己的见解高明多少的不同意见，为什么如此受到他们的重视呢？从上述文章中的那段精彩议论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秘密”，即这些大企业家似乎发现那些不同意见中有一种特殊宝贵的价值——因为正是吸取了这些“不同意见”，才使他们比一般人要有一定的“先见之明”。看来，这其中的奥妙，倒是值得那些不重视不同意见的领导者认真研究的。 那么，那些不见得比领导者本人意见高明的不同意见，它们的“特殊宝贵价值”究竟在哪里呢？这里，我们对“不同意见”本身作一些认真的分析。 所谓“不同意见”，是由于人们的实践经验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同样的问题，所提出的各不相同的见解。这些不同意见，有一些不一定完全正确，很可能有片面性，但是，它可能看到了处于主导地位者所没有看到的东西，从而可以使主导者意见更全面一些；另一些不同意见，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发现了主导者意见的某种错误，因此，这样的不同意见，就能够发挥“纠正错误”之功用；当然，其中的一些不同意见，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意见本身没有参考价值，但是，既然它是针对“主导者意见”而提出来的，那么，主导者就应当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个“不同意见”为什么会是错误的呢？我的意见应该如何去避免这样的错误呢？这样的思考过程，就能够使自己从反面吸取教训，这也可以说是“不同意见”的一种特殊价值。 从“不同意见”这几个方面意义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特殊价值，就在于能够使我们居于主导地位的领导者们，考虑问题更全面一些，比较快地发现自己的错误，一旦发现了错误能很快就得到纠正，因此，头脑会更清醒，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总之，由于充分重视“不同意见”的价值，使他们“总是抢在别人前头认识到看不到的问题和机会”。这就是领导者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就存在于不同意见之中。 其实，我国古代一些明智的政治家，也懂得这个道理，像魏征就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里所说的“兼听”，就是要听不同意见的意思。还有一些所谓明君，主张“广开言路”，也是要吸纳不同意见，使自己更明达起来。相比之下，现代政治家，对这一点的认识水平已经进入到更高的层次，而且在实践上也更加自觉了。 说到这里，我们还应该说明一点的是，领导智慧的确是存在于不同意见之中，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认真听取不同意见，是不是善于吸取不同意见中的有价值因素，而这往往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用辩证法的头脑，去对待不同意见。 现实的政治生活说明，有些人虽然懂得不同意见的价值，但是，对不同意见能够认真听取、仔细研究，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如高尔基说的：“不要为了尖锐的批评而生气——真理总是不合口味的。”所以，我们那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应当经常扪心自问：“我是耐心诚恳地听取不同意见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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