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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振中先生把丰富复杂的笔法分解为三种基本的运动：绞转、提按、平动。绞转是一种笔毫锥面在纸面上的旋转运动，平动是指“笔杆与纸面距离不变时笔锋的各种直线运动（直线平动）和曲线运动（曲线平动）”①。邱先生所定义的“绞转”不同于传统书学里所讲的“使转”。传统书学里所说的使转属于平动（曲线平动），正如孙过庭《书谱》里所讲的：“使，谓纵横牵制之类是也；转，谓钩环盘纡之类是也。”笔者这里所说的使转是指传统书学里的使转。 “平动是运用各种书写工具，书写任何文字都离不开的基本运动方式”，所以自从有了文字，就有了平动的用笔方式。甲骨文的线条多是用“摆动”的方式写（刻）出来的，因为这种方法是最简单、最易于掌握的。甲骨文里凡是转折的笔画，大多是两次摆动对接起来的，很少有一次性完成的圆曲线，即很少用使转笔法。早期的金文写法与甲骨文没有什么区别，但由于它是金属液体浇铸而成的，所以转折处对接的痕迹看不出来了，本来是两条直线，现在就成了一条曲线，转折处有了“钩环盘纡”的外观形态（当然有许多交接处，方折的痕迹还比较明显）。另外，人们的刻写水平越来越高，用笔越来越熟练，一次性写出连贯匀称的圆曲线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所以，后期的金文就比前期的金文婉转通畅，而这种婉转圆曲的线条的美观，又使人们有意地去追求，所以到了东周晚期，被称为“篆引”的典型的篆书笔画已经完全成熟，如《墙盘》《白盘》《石鼓文》，就是典型的“篆引”笔画。这种画笔的特点是粗细较均匀，提按很少，转折处均为圆转，是典型的使转笔法。这种笔法在秦小篆中达到了极致。秦汉篆、隶都以使转笔法为主，魏晋六朝犹多古法，六朝以降，虽然提按渐渐成了主要笔法，但是使转之法却一直延续至今，并未被提按笔法所代替，相反，随着审美思潮的改变，在某些时期还得到了广泛的推崇和强化。据《法书要录》卷一所收佚名《传授笔法人名》记述，笔法始自蔡邕，“蔡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王献之传之羊欣，羊欣传之王僧虔，王僧虔传之萧子云，萧子云传之智永，智永传之虞世南，世南传之欧阳询，询传之陆柬之，柬之传之侄彦远，彦远传之张旭，旭传之李阳冰，阳冰传徐浩、颜真卿、邬彤、韦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从用笔的基本方式看，从蔡邕到崔邈十几代延递相传的笔法主要是使转之法。蔡邕工篆隶，自然用的是使转之法（隶书中虽有提按，但主要还是使转）。钟繇工三体书：“行押书”、“铭石书”、“章程书”，而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也是确立了钟繇在书法史上崇高地位的，是他的楷书。《书断》云：“（钟繇）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云：“子敬之不逮逸少，犹逸少之不逮元常。”为什么钟繇的楷书被公认高于羲、献，为楷书之最呢？因为钟繇“天然第一”，而羲之工夫虽胜于钟，但“天然谢之”。那么“天然”得于何处？一与结构有关，一与点画用笔有关。此处不论结构，单论用笔，孙过庭云：“伯英不真，而点画狼藉；元常不草，而使转纵横。”②可见“使转纵横”是钟书用笔的最大特点。与钟繇相比，王羲之的用笔中增加了提按的成分，有些圆转变成了方折，笔画渐趋平直，王献之以下，平直笔画更为增多，提按、折笔明显增加，“至于僧虔，部分笔画的短部被强调、夸张。”③自萧衍君臣始，至李世民，扬羲抑献几成定论，这与重使转笔法而轻提按笔法的书学观关系极大；钟繇楷书在王羲之之前，他被认为“天然第一”，而羲之则“天然谢之”，也正是重使转笔法的书学观所致。张旭为公认的唐代传授笔法的关键人物，对唐代书风的丕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④。韩方明称“八法起于肃宗之始，后汉崔子玉历钟王以下，传授至于永禅师，而至张旭始弘八法”⑤。自张旭始，风行上百年的褚遂良派书法遭冷落、受责备，张旭一脉成为书家取法的主线，颜真卿、怀素、杨凝式都是这一主线上的大师。如前文所说，张旭所传笔法正是篆隶古法 —— 使转。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载，张旭问：“转轻谓屈折，子知之乎？”颜曰：“岂不谓钩笔转角，折锋轻过，亦谓转角为暗过之谓乎？”乃弃提按而移之以使转之法，“暗过”即不露棱角痕迹之谓。“棱角且形”是张怀瓘《评书药石论》所抨击的时弊。孙过庭则从正面强调了使转的重要性，他说：“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主张习书要“傍通二篆，俯贯八分”，称赞“元常不草，而使转纵横”⑥。使用以使转为主的篆隶古法，而减少提按调锋之法，是盛唐以后书法革新的主要内容。蔡希综《法书论》以为：“施于草迹，亦须时时像其篆势、八分、章草、古隶等体，要相合杂，发人意思。若直取俗字，则不能光发于笺毫。”张怀瓘《评书药石论》则云：“古文篆籀，书之祖也，都无角节，将合古道，理亦可明。”“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复本谓也。书复于本，上则注于自然，次则归乎篆籀，又其次者，师于钟王”。师篆隶是表面，用使转才是核心。 “草乖使转，不能成字”，所以，凡习草书者无不重使转之法，而篆隶本为使转笔法之祖，故习篆隶者也不能舍弃使转笔法。然而，楷书和行书则既可用使转之法，又可用提按之法，取舍之间，就鲜明地反映处时代和个人艺术追求之不同。邱振中先生指出：“唐代以后擅长草书的书法家，有意无意地都在追求这种逐渐被时代所遗忘的笔法（使转）。”“翻检这些名家的作品，我们发现，几乎无一例外，他们的楷书都偏向楷书形成前期的风格，即所谓‘魏晋楷书’。宋克、祝允明、文彭、王宠、王铎、傅山等，无不如此……”因为魏晋楷书“还保留着丰富的使转，还同草书保持着亲近的血统”⑦。 综上所述，使转是产生最早，在篆隶、草书中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笔法，同时对楷书和行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下面论提按笔法。 邱振中先生详细考察了提按笔法的形成、发展、成熟的过程。他说，王羲之《何如帖》《奉橘帖》等作品中接近楷书的字体，虽然绞转成分比草书中大为减少，但不少字中仍然可以看出行进中笔毫锥面的转动；王徽之《新月帖》、王献之《二十九日帖》中平直笔画明显增多；王僧虔的《太子舍人帖》中的楷体字，部分笔画的端部被强调、夸张。南北朝时期的楷书，端部及折点夸张特别显著，如《爨宝子碑》、《张猛龙碑》、《杨大眼造像记》等。用笔的重心移至笔画端部及折点，就是典型的楷书提按笔法。由于点画趋于平直，绞转逐渐消失，提按变成为了追求点画一切变化的主要方式。这种笔法至初唐完全成熟，尤其是在褚遂良那里达到了极致。潘良桢先生云：“褚书之法，用笔以提按为主，笔锋起落之迹显露，幅度远比欧、虞为大。每当笔锋转换之际，必以一清晰的提按动作来完成，因此形成一个接一个方向、力度、笔势各不相同的调锋关节点。并表现出细密精巧的技法。”⑧初唐时期最风行的就是褚遂良书风，一时学褚名家有王敬客、裴守真、高正臣、薛稷、薛曜、殷玄祚等，验之不知书手名的唐墓志，亦复如此。正像清人毛凤枝所说：“自褚书既兴，由唐楷法不能出其范围，显庆至开元，各碑志习褚书者十有八九，褚拓具在，可复案也。”⑨褚书以提按为主，夸张起收两端和转折处的笔法特点，在传人手里更为突出，成了习气，薛曜《夏日游石淙诗并序》、《秋日宴石淙序》是突出的代表，而最甚者，当是宋徽宗的瘦金书。颜真卿和柳公权虽然也夸张端部与折点，但他们注意起收笔的藏锋和用笔变化，颜还吸收了使转笔法（即所谓篆意），故比褚派含蓄端庄。“自从唐代后期奠定了楷书提按、留驻、端部与折点夸张等一整套典范性的用笔方式以来，随着唐代楷书影响的扩大，这种笔法渗入各种书体……导致了绞转的消隐，同时逐渐产生了笔画单调、中怯的弊病。”⑩这个弊病在明清的台阁体、馆阁体中表现得很突出。然而笔者以为，提按笔法的成熟完善和广泛运用，对书法风格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下面试比较使转和提按两种笔法与风格的关系。 使转笔法用在曲折之处，其特点是暗过，不露棱角痕迹，圆而不方。不露棱角痕迹，就显得含蓄、深沉、有令人回味的余地。中国人是最讲含蓄的，也是最崇尚“藏”的，忌讳太露，俗语云“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都是说人不要太显露自己，太显露了就会有危险。这种为人处世之道渗透于文艺领域，就是主张含蓄、隐藏，而反对刻露无遗。其实不但是中国，其他国家的文艺家也同样重视含蓄，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在有限中蕴含无限。钱钟书先生曾引叔本华的一段话云：“作文妙处在说而不说，正合希腊古诗人所谓‘半多于全’之理，切忌说尽；法国诗人所谓‘详尽乃是厌倦之秘诀’。”同理，书法用笔含而不露，就能给欣赏者留下想像的余地，从而引人入胜。而以褚遂良为代表的提按调锋之法，把每一个动作都显露无遗，清晰具体地呈现出来，并且力求精巧细致，这就等于作文时把话全说完了，“详尽乃是厌倦之秘诀”，不能引起欣赏者联想、想像、回味之余地，自然就让人生厌，让人觉得它不过如此，浅而又薄。技巧越外露越显出浅薄。古人论书有质妍之别，而多倾向于重质而轻妍，“子敬之不迨逸少，尤逸少之不迨元常”的原因，就在于古质而今妍。唐代楷书法度谨严，精美非常，但历来人们都认为唐楷不及钟、王楷书，谓唐人新巧而晋人古雅。究其实质，晋人多用使转之法，转折处不露痕迹，故含蓄深沉，而唐楷则“棱角且形”太露，故浅薄，格调不高。张旭的《郎官石柱记》，黄庭坚称其“楷法妙天下”，“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苏轼谓“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张旭楷书高古如晋人，乃用使转之法耳。 使转笔法还有一个特点是圆。不露棱角痕迹自然就圆。圆则通、畅、婉。篆书多用使转之法，故“篆尚婉而通”；草书多用使转，故“草贵流而畅”。张旭以为书法之妙，“妙在执笔，令其圆畅”。书法是一种表现生命形式的艺术，而生命的特征即是“活”，通畅是“活”的表现。书法是人的情感形式之外化，情感是流动不息的，故而书法的线条也应该是流动的、通畅无碍的。使转笔法的奥义就在于此。而提按笔法如强调太过，“棱角且形”，便使书法线条不能弯曲圆转，气脉不能通畅生动，书法的生命力也就丧失了。“钟真书第一”的妙处，除了上文所说的质朴自然外，还在于其流转不息的生命气息。这恰恰是唐以后楷书所最缺少的东西。 包世臣云：“书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质。然情性得于心而难名，形质当于目而有据，故拟与察皆形质中事也。”人们常常说某某书作高古，某某书作新巧入俗，某某书作格调雅致，某某书作格调不高等等，似乎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有时让人莫名其妙，其实一切风格、性情皆如包氏所言，可由形质中察之。由使转、提按两种笔法之不同，甄别书法作品风格的质、妍，格调之高雅、流俗，于书法欣赏大有裨益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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