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公罪”和“私罪”两大类。“公罪”是因承办公事不力、失误或者差错，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这就意味着“公罪”的确定，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私心”或有“私利目的”，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
私罪则正好相反，做的事与公事无关，只是为了谋私利，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
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因为《唐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私的行为”，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其一，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如个人盗、奸等行为；其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前者是封建官吏的“私的行为”，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完全是个人行为，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但是却与公事有关，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
唐律对待“公罪”和“私罪”，分别不同情况量刑，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公罪者减轻。官吏犯公罪，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
总之，唐律“公罪”和“私罪”的区分，是合理的。从行为人主观状态角度来区分，公罪多出于过失，私罪多出于故意。从惩处原则角度来区分，对公罪的处罚要轻于私罪。如此规定，既有益于整治监督官吏的职守活动，也可以充分发挥官吏职能管理的积极性，同时鼓励官吏执行公务中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上级和皇帝，坚持个人操守，务求清白，决不能贪赃枉法。
（摘自《北京日报》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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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昭是东汉著名的才女，她与班固、班超是一奶同胞。虽说，这位旷世奇女在史学和文学方面很有造诣，但是，她亲自捉刀的《女诫》（又称《七诫》），则变成了中国历代妇女的行为规范和精神枷锁。这个温柔、典雅的女子，无意之中充当了一名剽悍的“劫匪”，她替男人们绑架了自己无辜又无知的女同胞。
《女诫》分为“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叔妹”7篇，共约1700字。班昭开门见山就讲“卑弱”，班昭引用《诗经·小雅》中的说法：“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以为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必须“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和事，不辞剧易。”才能克尽本分。
班昭大量引用《礼》的格言恐吓说：“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在她看来，妻子事夫犹如孝子事父、忠臣事君一样，只能委曲求全，一意顺从，从一而终。《女诫》毫不留情地把女人被界定为寄居动物，除了男人，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包括她们自己。也难怪男人们会滋生玩偶心理。虽说班昭曾有“夫妇之道，参配阴阳”之类的明白话，但是，阴阳的平等从来就没有实现过，被抬举成烈女也好，被抛弃为玩物也好，女人横竖是说了不算，不能自己做主。
不把人当人——尤其不把女人当人，不把她们如花似玉的生命当作生命。鼓励牺牲，唆使死亡，无论其原始动机如何，都属于“邪教”。班昭的《女诫》就属于邪说，她把青春年少、魅力四射的女子，活活逼作了毫无生趣的花瓶、美丽苍白的玩偶。
（摘自《合肥晚报》 张继合/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