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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的“道” 孔健 善于保存和发展传统文化的日本是一个多“道”的国家，如花道、茶道、剑道、柔道等。其中武士道作为众“道”之一，也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武士道，顾名思义是指做武士的准则和道理。和茶道、花道一样，武士道也拥有悠久的历史，它与日本武士相伴而生，逐渐发展完善，又随着武士的没落而衰微，直至成为历史遗迹。今天我们可以在日本人的家里、茶室品味到茶道和花道，但是却只能在日本的史册和古迹中寻找武士道。 从历史来看，日本的武士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的骑士也有很大区别，它是日本社会历史文化的特殊产物。公元7世纪，日本进入封建社会，地方上一些豪族为了保护封建庄园，开始雇佣一些精于刀剑之术的人，一些地方官吏也寻找一些武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维持地方治安，朝廷为了巩固统治，同样开始征集使用社会上的能征惯战之辈。公元721年日本天皇的诏书中提到“文人武士”、“武士”、“武艺”等词，正式承认了武士的存在。这样，受社会需要的推动，原本为散兵游勇的武士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形成一股巨大的社会势力。同时，规范武士行为的各种道德准则也应运而生。公元769年，日本称德天皇曾给武士下诏，要求他们具有“额上竖箭、脊上竖箭，一心户君主之志”，——即使额头、背上都中了敌箭，也要以死保护君主。这恐怕是日本武士道的最早规则。 在此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日本武士在封建体制内的身份地位逐步明确，并形成独立的武士阶层，长期在日本历史的发展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日本幕府时期，幕府将军之所以能架空天皇，独揽大权，就全赖武士阶层的支持，而到了德川幕府末年，明治天皇也是依靠武士才打败幕府，实现亲政的。为了使武士能效忠自己，日本当权者广泛吸收神道、佛教和儒教的思想，逐步发展出武士道。所以，日本武士道实际上是封建社会条件下，日本武人的军事伦理。虽然日本历史上不少人出于各自立场对武士道的阐述各有侧重，但要点基本上大同小异。其内容主要包括忠诚、牺牲、信义、廉耻、礼仪、清白、质朴、俭约、尚武、名誉、情爱等。 忠诚是日本武士道的第一要素。作为日本武士第一位的就是要忠诚于自己的主君。像看家之犬那样，随时听从主人的命令。日本著名古诗集《万叶集》曾收录武士大伴家持的一首诗，就表达了对主君的一片赤诚：“若到上海去，水侵尸骨，若到山上去，草埋尸骨，为大君而死，决不反顾”。封建社会时期，武士对主君的这种忠诚是绝对的，不受义理人情的左右，即使主君的命令是违反道德的，也照样毫不犹豫地去执行。这种忠诚还是直接的，也就是说武士只忠于自己的主子而不是其他人，即使主人造反武士也只能去做马前卒。 牺牲是武士道提倡的最高境界。日本人甚至认为“武士道即是死”。日本武士道的开山鼻祖山鹿素行吸收了中国儒教的孔孟思想，认为武士道的最高准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的弟子大道寺友山則将这种尚死观念进一步发挥，主张“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心，以生命付诸一掷，方得名誉。与敌骑决胜负，将被取首级之时，敌必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报己名，莞而授颈，不可有懊丧畏缩之态。负至命伤时，若尚有力气，必向番头、组头或同伙报告，不露痛苦，处于冷静无事之色，方不失为武士第一要义。”据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与刀》记述，出身于武士家庭的日本政治家胜海舟幼时曾被狗咬伤睾丸，当医生为他做手术时，身为武士的父亲用刀戳着他的鼻梁说：“一声也不许哭；要是哭，我就叫你死，要不愧为一个武士。” 尚武、名誉是武士道的主要特征。尚武、名誉即通过在战斗较量中取得胜利博取英名。这种较量不是单纯的军事较量，还包含着“只有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对手的精神上的磨练”。武士道认为强大正是在战胜自己的时候形成的。和敌人较量首先要从精神上压倒对手。因此作为武士虽然很看重勇武，做到不避刀矢，但作为这种精神修炼的一部分，武士还必须注重礼仪修养，知礼仪廉耻。在处理人际关系乃至与敌人撕杀时都要遵守一定的礼义规则。 信义是作为日本武士的基本素质。它要求武士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社会上，都要“轻生死，重然诺”。以信义维护自己的名誉。在武士看来，利和名相比，利只存在于一时，而名却可以流传万代，因此武士讲求信义，重名而轻利。作为武士不但要爱惜自己的名誉，还要珍视祖先家族的名誉，使后代为自己感到骄傲。因此“惜名”和“求名”是决定武士行为的两大因素。 最后，作为一个和哥的武士还要为人清白、质朴、俭约，保持廉洁的节操，只有如此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 武士道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对武士的要求和当时日本社会存在的封建伦理道德相一致，当然也符合当时条件下战争对武士素质的客观要求。但是随着日本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来的封建政治经济体制趋于解体，许多封建领主经济陷入困境，债台高筑，只好削减武士的俸禄。大量的武士不得不举债度日，生活十分艰难。到了幕府末年，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许多领主和武士的主从关系开始发生动摇，以至于不断瓦解。 到19世纪中期，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日本幕府又显得懦弱无能，使得越来越多的武士丧失了对幕府体制的信心，开始把目光转向天皇，集结在明治天皇周围，反对幕府。但是，明治天皇在利用武士推翻幕府，实现亲政之后，并没有强化武士制度，而是顺应历史趋势，推行资本主义改革，废除了封建武士俸禄制度，这样，原来居于社会上层的武士，除了一小部分成为军人、警察、官吏和和学校老师之外，大多数被推入社会下层，成为手工业者、雇佣工人、佃户，有的武士妻子甚至沦为艺伎。后来明治天皇还下令“削发”、“狩刀”，在日本盘踞了一千多年的武士最终失去了特有的发髻和象征着特权的武士刀，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但是，日本统治者在否定日本武士制度的同时，却看到了武士道的独特的价值。日本近代军事家山县有朋在游历考察了西方的军事制度、理论之后，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武士道，使之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服务。其要点在于把传统武士道中武士对封建领主的忠诚转变为对天皇的忠诚。在1878年颁布的《军人训诫》中，强调把天皇作为“神”来崇拜，并吸收了传统武士道对武士的要求，强调军人要“忠诚”、“勇敢”、“服从”。1882年，明治天皇发布《军人敕语》，再次强调军队要世世代代由天皇统帅，军人必须勇于为天皇献身，要服从上级，要勇敢杀敌。 从此，日本武士道变为促使日本侵略军所谓的“武士道”和传统“武士道”已有很大区别。在日军内部，上级对下级官兵毫无仁爱之心，虐待部属成为家常便饭；战争中，日军经常违反国际法，虐杀俘虏，屠杀无辜平民，毫无信义可言；在占领地，日军抢掠奸淫无恶不作，如同禽兽一般，哪里有什么“礼仪”、“清白”、“廉耻”，因此，近现代的日本军人和传统的武士相比，除了忠于天皇和敢于拼死卖命两点有相似之处外，其他都相差甚远。所谓的皇军“武士”只是一群没有人性的玩命之徒，是日本天皇饲养的疯狗而已。正是这帮无恶不作的日本军人，为日本传统武士道涂上了无法洗刷的污名，使之成为罪恶的代名词。 战后，随着日本政府被迫进行政治改革和日本人民对侵略战争的反省，皇军被解散，《军人敕语》也被废除。武士道文化一度成为日本社会的禁忌，除了极少数极右翼分子仍念念不忘外，大多数日本人对其嗤之以鼻，长期兴盛日本的武士道最终走到了穷途末路。当今日本社会，可谓物欲横行，古代被武士们备加藐视的商人早已成为社会的主角。在此背景下，武士道更是表现出“石化”倾向，以至于有日本人叹息“真正的武士只能到乡下去找了”。但是，作为长期流行于日本社会的武士文化，对日本民族心理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日本人的商战中那股“拼命三郎”的架势和对公司的效忠精神，就很容易想起已经“作古”的武士道来。（2012-08-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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