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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复旦大学主编了一套由数十卷专著和译著构成的“世界文化丛书”，《菊与刀》被选为第一本。 这是因为，《菊与刀》不仅是日本研究者必读的名著，更是观察日本文化的一扇窗户。 “外国人写日本最杰出的一本” 《菊与刀》的作者鲁斯·本尼迪克特，1887年6月6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市，大学主修英国文学，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厄斯，专攻文化人类学。 1944年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求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知识，对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进行探究和揭示。1946年，她以《菊与刀》命名的这一研究成果问世。1948年2月，日本社会思想社出版了长谷川松治翻译的日译本，引起日本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被誉为“外国人写日本人论著中最杰出的一本”。评论家川岛武宜认为，“作者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全貌，还在分析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推导出关于日本文化基本的然而又具有决定意义的各项特征。” 本尼迪克特在书中展现的“日本文化”，就是日本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她在书中对日本文化的以下方面进行了重点论述：第一，她认为日本文化属于“耻的文化”，与作为“罪的文化”的西方文化构成对偶。两者的差别是，对生活和行为方式，日本人注重外在的评判，这是日本人彬彬有礼、循规蹈矩的根本原因；西方人注重内省和自觉，即注重内在的约束而非外在的监督。第二，日本人强调“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即生活行为方式与自身的身份、地位相符。第三，日本人注重“义务”和“义理”。“义务”是对蒙受的各种恩情永无止境的回报，其中忠与孝是最基本的义务；“义理”则是对所受恩惠作等量回报，比如对社会的报恩义务。第四，日本人强调“人情”，即追求并尊重肉体享受，特别是食、色，但同时日本人又强调忍耐，强调为了特定目的应牺牲享受。第五，日本人具有双重人格特质，有时循规蹈矩，有时放浪形骸。 本尼迪克特在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菊与刀，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她所谓的“绘画”，就是看似矛盾的日本人的行为表现：既好斗又温和，既倔傲又谦恭，既顽梗又善变，既保守又喜新。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天皇象征 以《菊与刀》为名，不仅为了揭示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更为了揭示日本文化的核心：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即天皇的象征；刀是武士道之魂。纵览全书不难发现，作者正是在“菊”与“刀”的意念引领下，通过鲜明的观点和生动的实例，完成了“弄清日本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这一任务，为美国制定战后对日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作者开篇即写道，“关于日本人的态度，最著名的是有关天皇陛下的问题”。因此，了解日本人，必须从了解这一问题切入。 号称“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从神武天皇至明仁天皇，经历了125代。“天皇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古代天皇制、近代天皇制和现代天皇制。古代天皇制以发生于645年的“大化改新”为开端。在古代天皇制阶段，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必须通过由天皇颁布“敕令”、“诏书”等形式来体现，尽管那往往是一种形式，天皇并不拥有绝对权力。近代天皇制自明治初年“王政复古”（1868年）开始形成，至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最终确立。在这一阶段，天皇成为国家统治唯一、绝对的主权者，在国家政治和法律生活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所有权力。《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 正因为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1942年8月，美国国务院特别调查部设立了以哥伦比亚大学胡格·博顿博士等远东问题专家为中心的研究班子，着手研究战后对日政策特别是对天皇和天皇制的处置问题。1944年3月4日，该研究班子制定了题为《天皇制》的文件，主张保留天皇制。 但是，当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成功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使美国改变了这一政策。7月17日，国务卿贝尔纳斯建议删除《波茨坦公告》草案中保留天皇制的内容并获杜鲁门总统同意。7月18日，“保留天皇制”被改为“天皇地位未定”，并体现于《波茨坦公告》第12条：“日本国之最终政治形态，由日本国国民自由表明之意愿决定。” 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写道的，“纵然日本战败，所有的日本人仍会继续尊崇天皇。”1945年12月，日本舆论调查研究所就天皇制的存废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支持保留天皇制的受访者占91.3%。但是，美国最终决定保留天皇制，并不是“由日本国国民自由表明之意愿决定”，而是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在这一问题上，美国驻日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意见起了关键作用。他强调，“天皇是凝聚所有日本人的象征，将他清除就是使日本这个国家崩溃。”从此，日本进入了现代天皇制阶段。日本独特的“皇国意识”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和保留天皇制，是导致日本缺乏深刻的“历史反省”意识的关键因素。 刀是武士道之魂，寓意坚韧 日本有句格言：刀是武士道之魂。在《菊与刀》中，作者描述的日本人的特征，都不能脱离“刀”的影响。 自公元3世纪，日本开始了自行冶炼、制作铁器的历史。当时冶炼制作技术的最高水平，就是日本刀。718年，即奈良时代，日本统治者制订的《关市令》规定，刀匠须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刀具上，以明确责任。另一方面，正如本尼迪克特在书中写道的：“日本人有个古老的习惯。其一是对自己负起责任，也就是磨砺自身。这种说法是把自己比成了刀。刀所产生的一切后果，都要由自己负责，就像佩刀的武士要时刻使自己的武器保持锋利那样。同时，因为自己的种种缺点，比如懦弱和无能所带来的所有恶果，自己都要负责任。”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这就是本尼迪克特赋予“刀”的寓意。 自江户时代，日本刀不仅是武器，而且是具有锋刃美和线条美的工艺品。为达到观赏和实战两方面需求，日本刀须经反复锻打，故被称为“百炼的名刀”。“刀是武士道之魂”，也寓意日本人崇尚坚韧的品格。 江户幕府时代，传自中国的“朱子学”被奉为官学。因此幕府大兴强调“文武不歧”的儒学武士道。以仁、义、礼、诚、勇为道德原则的儒学武士道，不仅使武士成为社会道德楷模，而且使武士成为政治统治者和行政管理者。必须强调，这也为军人左右国家政治的军国主义奠定了基础。 1882年《军人敕谕》和1890年《教育敕谕》的颁布，是明治新武士道最终形成的标志。正如新渡户稻造所指出的，“忠是将封建的各项道德准则联接在一起，形成一种均衡美的拱梁的基础。”但和以往不同的是，明治新武士道将以往“效忠领主”的多元性，变为“效忠天皇”的一元性。明治维新后，虽然随着武士世袭制被征兵制取代，作为社会阶层的“武士”不复存在。但随着作为军人行为准则的《军人敕谕》和作为国民行为准则的《教育敕谕》的颁布和推行，武士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成为日本文化的典型象征。 通过这扇窗，看清日本动向 如今回头看弹丸之地的日本，资源极度匮乏，为什么会成为令人发指的侵略者，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野心到底有多大？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又是怎样在战后迅速复兴崛起的？所有问题都能在这本《菊与刀》中得到解答。 比如武士道精神的核心。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论自杀》一书中写道：“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自杀方式。”日本民族最具象征性的自杀方式是切腹。戴季陶在《日本论》中写道：“他们举国所赞美的武士道的精华，就事实上说明起来可以举出两件事，一件是‘复仇’，一件是‘切腹’。‘复仇’是杀人，‘切腹’就是自杀。”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颁布《终战诏书》后，日军有37名将军自杀，其中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和“神风特攻作战”大西泷治郎等均切腹自杀。 正因为日本民族拥有这种骇人的、以“自杀”和“杀人”为核心的武士道精神，为使日本不再成为美国及世界和平的威胁，战后由美国主导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不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不具有国家交战权，不保持武装力量。 但武士道精神并没有因此被铲除。又过了几十年，日本以“夺回强大日本”为口号，不断扩充军备，这么做，不仅有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更有日本传统文化的深刻背景。通过《菊与刀》这扇观察日本文化的窗户，我们能够对今日日本之动向，有更清晰的观察和认识。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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