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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情伤人，在某种情况下，更甚于六淫。而精神治疗的作用在许多内伤疾病中都远甚于药物。即使是六淫所伤，病者的精神状态正常与否，对于药物的治疗作用也大有影响。
既然精神状态的正常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的健康，寿夭，所以《内经》把积精全神列在卷首，这决不是偶然的。其中谈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又说真人、至人、圣人、贤人之所以能“把握阴阳、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或“游行于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究其原因：不外“呼吸精气，独立守神”，“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因而能“精神不散”所致。当然，这些论述有些地方说得有些过分，但由此可知，精神状态对于人们健康影响的重要性。
人的情志影响健康，而健康情况也影响情志。《内经》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暴怒伤阴，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这就说明了情志是以脏腑气血的气化功能为物质基础的，反过来又影响气化功能，喜怒不节和寒暑过度一样，导致生机紊乱，影响到寿夭病已。
人们往往注意了情志对脏腑气化功能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情志失调影响气化，其来骤，其症显，而气化功能失常影响情志，其来缓，其症不显的关系。如“百合病”是心肺阴虚导致的精神状态不正常，故而出现“有如神灵者。”妇人经水适来或适断，又感外邪，热与血结于血室，形成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三指禅》中提到的痰饮而导致如山川崩裂，或闻高捷南宫，或闻雷霆风声，或身如虫行等怪异现象。为人喜悲伤欲哭，数欠身，象如“神灵所作”，是“脏燥”所致，各家所载还很多，都是气血失常，影响精神状态。只要脏腑功能好转，而“神”病也随之好转。我常用甘麦大枣汤加味或加减十味温胆烫，辅以精神安慰治疗气短心慌，悲伤不能自持的病人，疗效较为满意。
脏腑功能失调，在梦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内经》讲得不少。我在平时多见脾虚之人梦见腹饥进食，食不能饱。大盛之人多见斗殴，火烧房屋。心气不足，肝气不足之人往往见高岩失足，手足惊搐，当预防风瘫。正气大亏心情怫郁之人，而梦见山陵崩毁，房屋倒塌，鬼神侵扰。气血虚弱夹痰郁者多梦见鬼神怪异，或平时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之事。如局部梦见犬啮，虎咬痛不可忍，多为气血凝滞，当速为疏通，防其久后生疮。阴盛阳衰之人易梦见茫茫大泽或蛇类。当痰饮阻塞气管时，往往梦见走进小屋，欲进不能，欲退不得，憋得浑身汗出。《内经》谓：“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肾藏志、脾藏意”，听起来似嫌玄妙，实为元神之别称。
自1970年以后，我常梦见回梓潼与故人团聚，而这些人皆已去世，又常梦见无边大漠或游于大海彼岸。《金匮?五脏风寒积聚》云：“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气少也。血气少者属于心。心气虚者，其人则畏，和目欲眠，梦远行而精神离散，魂魄妄行。”所以我这些梦境大概是我“行将就木”的预告。细心揣摩病人的梦境，有助于查知病变的部位，病变的性质和预后，不宜轻视。
因情志伤及脏腑气化功能，一定要先解决病人的情志，然后辅以药物治疗，否则徒伤正气。以梅核气而论；此病多发于忧思过度。如果不改变病者的精神状态，徒用行气之药如柴胡舒肝散、厚朴七物汤、越鞠、四磨之类，愈行气愈结，以气弱复加思则气结之故也。将病者换一环境，常处于喜悦活跃的环境是无上的良药。又如因大怒而致昏厥，虽有潜阳镇逆之品而不设法平息其怒气，实难见功，医者必须苦口婆心，善言开导。
不过言语开导也不能千篇一律。对于病不甚重，而精神完全被疾病所压倒者，要“恩威并用”。要直指其精神的软弱状态，正言责之，而另用他人安抚，一“剿”一“抚”，颇易见动，不然一味温言安慰，反而愈劝愈不能自拔。
有些病者，被责之后，反而奋起与病相抗，这是精神治疗的反治法。还有一种粗知道理、断章取义者，精神干扰亦不能忽视。李士材曾说过，这种人硝黄尚未入口，已魂飞魄散；参术尚未下咽，心先痞塞。这种人一定要直指其弊，不然药之无功。旧社会为礼教束缚，待嫁室女幽尼、寡妇所欲不遂，往往形成经闭，男子独身则多梦遗。这类情况不可以病论，冒昧用药，反而加病，历代先哲皆有论述。徐灵胎治男子阴肿，是因“思女子而不得”。余奉仙把这类情况比为“草木荫生，终不得沾雨露，又为稍见风日，阳无阴施，阴无阳化，有不萎败者哉”。
也有一种精神紧张、药后作呕病者，一定要想办法使其精神分散。我曾治一反胃病者，一闻药味立即作呕。我反复思考采用小半夏汤加入红塘。首先给他说明不是“药”，是姜糖开水，以解除病人畏药情绪，其次说药后两脚心要发烧，病就痊愈。病者喝后一心专注在脚心，服后一口也未呕，待药力发挥后呕也就此止住。
要解决精神状态不正常，平素敛气存神非常重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对于精神的损益，“知之则强。不知则老”。“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目耳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佛家把过耗精神称为六贼，眼、耳、鼻、舌、身、意，过用则皆能耗散气血，使精神萧索，故“心猿归正，则六贼无踪”。为了探索健康之道，对于这类东西的著述不少，不管是“八段锦”或“二十四段锦”，达到“大周天”也好，“小周天”也好，目的只有一个：“集精全神”。我几十年的体会，就是求其自然，佛称观自在菩萨。只要心神内守不乱，默默守住丹田就好，若故意憋气，往往憋出病来。若能长期意守丹田，真正入净，就能作到由弱转强，达到任何药物所不能达到的治疗作用。我在早年，身体就差，多年来敛气、存神，所以能活到上寿。正气内存，气血不乱，何病之有？心神不安，只存躯壳，神魂飞越，定不永寿。在临床治疗上，切勿轻视精神治疗，切勿忘记精神作用。 蒲辅周：只求“神”合，不求“形”合
实践已经证明，中西医结合大有成效，二者结合解决了不少单靠中医或西医所不能解决的许多疑难问题。可是二者的理论体系究竟有别，所以，牵强附会地硬搬现代医学的名词和概念，放弃中医的辨证论治，往往会弄巧成拙。
众所周知的“乙脑”姑且不谈病随体质差异等因素的变化，仅就病邪而言，中医就有偏暑偏湿之别。故尔在治疗上一侧重清热，一侧重利湿。对于现代医学所谓之高血压病，就有即等于中医肝阳上亢的说法，遏之则铁落、赭石、胆草、白芍、丹皮之类，一派清润潜降，结果有有效者，有不效者，甚有偾事者，究其原因，不外对证与不对证。
就以邓某某和艾某某而言，同属高血压（参见《蒲辅周医案》第2－4页），一为肝肾阴亏，真阳浮越，故以益阴潜阳论治；一属肝郁血热，故从平肝着手，终用肝脾两调而收功。另有陈某某，1964年因脾机能亢进，主治者以脾大属血虚血热，乃以攻逐为主，最后选用了地鳖虫以搜剔，结果大便所下7呈不可名状之物，病人全身状况较前大为衰退，不得已作了脾切除手术，中药治疗也改弦易辙，方才基本稳定。八年后全身浮肿，以午后下肢为甚，大便日行三次而不成形，脉大鼓指而空，舌光无苔而不思饮，血压在160-150/130-120mmHg之间波动，饭后口中有苹果味。整个情况属脾肾两衰，阳气浮越，故治疗用甘酸敛阴，甘温养阳，而敛阴忌其腻，养阳戒乎燥，服至五、六剂，血压下降至130/90mmHg肿减大半。十余剂后大便成条，一日一行，竟稳定两年左右，此病若因血压高而以肝阳上亢论治，不啻落井下石。喻嘉言曾说过“如此死者，医杀之耳”，这句话每个医生都要时时引以为戒。
麻疹，现代医学认为系传染病，中医则认为“虽为胎毒，多为时行”，既强调传染，亦注意内因，因麻疹亦透发为顺，一般治疗以辛凉宣透为主。可是1945年成都遭洪灾，家家户户水深盈尺，秋后小孩出麻疹，色不甚红艳，隐于皮下，用辛凉宣透几乎无效，后考虑到湿遏，采用苦温化湿法，往往一剂即见透发，告诸同道，试用皆称满意，1965年，有龚姓小儿出麻疹，先用中药银翘、白虎，同时注射西药青、链霉素，而低烧不退，小儿反见神疲，改用小剂当归四逆汤，桂枝仅用八分，一服后麻疹透发如云，以后即按一般常规调理而愈。
再以肺炎而论，有人认为即是中医所谓肺火，所以要消肺之火“炎”，就需用银翘、芩、连、知、栀之类。还有人认为只有温病才涉及肺炎，这些论点，实属偏见。症之临床，肺炎初期属风寒者，可选用十神汤、三拗汤；夹里热者，可选用麻杏石甘汤、越婢汤之类；确系风温，可选用银翘散、桑菊饮或加减葳蕤汤。若有兼证，尚应灵活加减。我亦曾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而治疗肺炎，此方乃《伤寒论》方，由此可见不必拘于病名，总要对证为要。
急性黄疸性肝炎，多解释为湿热，而医药几乎皆为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这未免太简单化了。确为湿热也要分阴黄、阳黄。临床上常可见到黄为退而脾肾阳气大损者，皆系苦寒太过，湿热未去，阳气已衰，实在可叹。无黄疸性肝炎，有伤于情志，有伤于过劳，有伤于失治，因此更不可动辄茵陈、栀子。伤于情志者，决非单靠药物能奏效；伤于过劳者，必先节劳而后药方能奏效。同时还要从整体着眼，不要把病位死扣在肝胆上、如一例肝炎患者，多方治疗转氨酶不降，我直接调整其脾胃，而转氨酶亦降。因为中药对各脏器的概念与西医的概念不是完全相同的，西医的病位，可提供参考，但不能对号入座。近年来，人们习用活血祛瘀治疗冠心病此法非不能用，但不可滥用。
如谢某某，胆固醇、脂蛋白偏高，用了草决明、山楂、郁金、菊花、丹参、虎杖之类的药物后，病人反而头晕加剧，心跳加快，更出现气短、疲倦、大便溏等症，而胆固醇、脂蛋白并未见明显降低。治者嘱患者少吃糖，而患者却谓：“一年中很难吃几次糖食”。改用补益中气法治疗后，上述诸症明显减轻，这样反复几次后，病人说：“我不懂医学，但不知自身感觉是否是治疗正确的标志？吃了那些降胆固醇的药反而加剧，一吃补益中气的药，症状立即减轻。原来以为是偶然的，但几次反复后证明决非偶然，这其中一定还有别的道理，希望大夫们研究研究。”象这样的病人，可以说是医生的一面镜子，应当时时自照为要。
更有把冠心病与淤血等同起来，似乎舍活血祛淤别无二法，这是更背离辨证论治的原则了。如聂某某，年已七旬，老年之人阳气与阴血皆衰，可是却连续使用红花且达五钱之多，愈破愈伤正气，阳气衰，气行不足，所以两足感到寒甚，这样的治疗实在让人感到担心。试看不少有识之士对此病的治疗阴亏者滋阴，阳衰者扶阳，痰阻者豁痰，有瘀者逐瘀，或分用或合用，以证为准，法度井然。此病大多本虚标实，故拟双解散，扶正驱邪并行，但此方也不可死执，还是应与证合参。
《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有“胸痹心中痞气，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的明训，这是典型的辨证论治。有些处方不依法度，用药庞杂，大队齐出，有许多药是根据现代药理研究及试验能扩张血管云云，如按此开方，发现一种扩血管药则增加一位，推而广之，不知要多大一张处方才能容纳得下。
有何某某你，女，因受寒而致每次行经即发生麻木抽搐，经后始平，察其脉证乃血虚而风寒内侵，久看不去，采用温经祛风，继之气血两补，数年之疾竟得痊愈。此病者曾经某医院检查，血中磷钙较正常人低，自服中药后，随着症状减轻、消失血中磷钙也趋正常，当时用药又何尝查药典，看哪些中药含钙多，哪些中药能促进钙的吸收。可见两种理论体系虽异，但治疗对象则一，因此在客观上相同之处，随着科学的发展，二者之间必然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所以在临床上不必东施效颦，应始终注意辨证论治，要求“神”合，不必求“形”似。
不执死方治活人——1968年访蒲辅周先生(何绍奇)
1968年，我有幸在北京拜访了同乡前辈蒲辅周先生。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蒲老谈兴颇浓，他一边吸着叶子烟，一边与我论医。其间，有沈仲圭先生、陈鼎棋大夫来过，寒喧几句之外，我们老少两代的谈话没有停止过，并且都忘了窗外如火如荼的世事。蒲老这次的谈话，影响了我一生。香江教余，心境颇静，回想往事，恍然如昨。兹就记忆所及，追写出当年谈话的内容，浑金朴玉，以公同好，是为记。
一、病证论治
伤寒本寒而标热，故治用辛温，汗出热去；温病本热而标寒，故清热必兼透达。117%"> 外感病重在辨表里寒热，内伤病重在辨虚实阴阳。
张菊人先生改银翘散为银翘汤，说北方室外天寒地冻，室内却炉火不熄，如此，则寒郁于外，热固于中，银翘散中辛温的荆芥，升提的桔梗皆非其宜，当去之，加黄芩、栝楼。蒲老说：此固一说也，但不可视为定例，蒲老用银翘散，治风温初起，无汗畏风者，怕它透达之力不足，还要加葱白呢。葱白辛润，汗而不伤，和麻桂羌防不同，表解热透。蒲老一般不用苦寒药，用白虎汤亦嫌早，常用鲜芦根、鲜竹叶，衄者再加白茅根，此名“三鲜汤”。
沈钧儒先生的公子，感冒发热，午后为甚，倦怠，纳少，口淡，尿少，自服银翘散，药后热不退，反增便溏。外感当分六淫，当辨何邪而区别治之。区区感冒，也不是只分风寒、风热那么简单。此乃阳气不足之体，感受寒湿，湿为阴邪，治当芳香淡溜，间可用刚，凉药伤中阳，湿就更难化了。蒲老用平陈汤合三仁汤，二剂，即汗出，尿畅，热退。
湿温或温邪夹湿，最容易见到湿热郁遏，阳气不能通达。徒清热而热不去，湿留之故也。叶天士说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常用芦根、通草、薏米、茯苓皮、滑石、竹叶。通阳不在温，是因为湿热混在一起，热在湿中，故与杂病不同，不能用温药如桂枝、肉桂、大茴香通阳，小便利，则湿去热孤。利小便的药味淡，所以蒲老把它概括为“淡以通阳”四个字。
表未解未可攻里。即使表已解，热邪入里，当清，苦寒药也不要过量，在阳气不足之体，宁可再剂，不用重剂。否则，热中未已，寒中又起，粗工之用药也。不能看“炎”字两个“火”，就攻其一点，不计其余。
辨证论治的真谛是什么?是“一人一方”，病同，其证也同，也未必用同样的方药，还要看体质、时令、地域、强弱、男女而仔细斟酌，不要执死方治活人。
麻黄汤不是发汗峻剂，大青龙才是发汗峻剂。大青龙汤的麻黄是麻黄汤的一倍，石膏用量也不宜过重。药罐子有多大？那么多量怎么煎？有人动辄就用今制“半斤、一斤”。再说，是药总有利弊，不能只看到石膏清热之力，而不怕它伤阳损胃。
热邪与燥屎相合，不得已而有承气之设，仲景先生于此谆谆告诫：一服利，止后服，得下余勿服。一次会诊，一小儿食滞，发热，已经用过许多抗生素无效，不食，腹胀，但鼻准光亮，一医主张用大承气。蒲老说脾虚之质，鼻准光，必自利，不必用下，不妨消导。但他坚持，正在讨论时，护士来报，拉稀便了。
王清任一生苦苦探索医学真谛，其精神可敬。他的活血化瘀方，如血府逐瘀汤，果是气滞血瘀，用之多效。但强调气血，将七情六淫一概抹煞，就未必得当。其方，有效者，也有不效者，未如所言之神。如说通窍活血汤可治十年、廿年紫脸印，多少服可见效，实际用之无效。
曾见有人久病恶寒，人着单，彼着夹，人着棉，彼衣裘，冬天生着火炉，犹自呼冷，此真阳虚也。可考虑用玉屏风散，加附子、姜、枣，剂量不必太重，阳气复振，营卫和谐，或可见效。
有人三天两头感冒，前人称为数数伤风，可用玉屏风散，营卫不调者合桂枝汤。辛温峻汗，表阳愈伤，病愈不解。苦寒则伤中阳，脾胃一倒，病变蜂起。肾盂肾炎，临床颇常见。因其尿频尿急，蒲老常用五苓散合二妙汤，加大茴香一个，琥珀五分，以解膀胱之困，肉桂只用三、五分而不宜多。
二、调养摄生
有很多病，只宜调而不宜治。与其药石杂投，损伤胃气，不如不服药。蒲老自己就有痰饮宿恙，多年来，蒲老一直不服药，中西药一概不服。惟注意调饮食，适寒温而已，虽然衰弱，但又多延了一些岁月。
20世纪60年代初，蒲老在广东从化温泉疗养，有人来访，他有多种慢性病，终年西药、中药不离口，每次吃—大把药，而日见消瘦，饮食不思，餐后还有腹胀。蒲老说，药石杂投，本已见弱的脾胃如何负担得起?脾胃一倒，就不好办了，蒲老建议他不妨减少用药，他顾虑重重。蒲老让他先减—点试试，果不其然，减一点，各方面的感觉反而好一点。最后他终于甩掉了终年吃药的包袱。
希冀吃药来健康长寿，无异于痴人说梦。治病用药无非是借药性之偏，来纠正机体的阴阳之偏。从古至今，未见有吃药长寿的。
三、辨证之要
《金匮要略》论恶阻，说若有医治逆者，到了第三个月还呕吐不止的，则绝之。楼英说其意是摒绝医药，和之养之，以待胃气来复。古人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就是说，这样仍不失为一个中等水平的医生。要是把医生分作三等，蒲老说自己只能算中等之中。学拳三年，敢打天下；再学三年，寸步难行。孙真人也说过：学医三年，便谓天下无可治之病。行医三年，始信世间无可用之方。罗天益说，医之病，病在不思。医生所思的，就是辨证论治，而非其他，蒲老坚信唯物论辩证法，不向机械唯物论投降，蒲老也这么教他的学生。学生们总怕蒲老保守，不给他们秘方、验方，蒲老说：“我没有什么秘方、验方，我用的都是古人的方，要秘方、验方，去查书嘛，我教你们的是辨证论治”。他们又说：“辨证论治，难哪！”蒲老说：“孙悟空七十二变，是他掌握了变的方法。不要偷懒，学嘛，没有快捷方式可走的”。
有位广东来的进修生，在门诊跟蒲老抄方。有一天，病人少，她说：“蒲老，可不可以让我给你把个脉？”蒲老说：“好”。诊毕，她皱着眉头，说：“有结代脉。”蒲老说：“是结脉？是代脉？”她想了一下，说：“是代脉”。蒲老说：“你不错呀，能看出来。”她说：“三四动止应六七，蒲老你不会出事吧?”蒲老说：“那你就过六七天再看。”过了六七天，她再诊蒲老的脉，还是那样。蒲老说：“你看，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痰浊瘀血阻滞心脉也会出现脉结代，未必就‘三四动止应六七’。”
眩晕，有虚有实。蒲老会诊过一位梅尼埃病患者，先后采用过滋水平肝、熄风潜阳、泻肝和胃未愈，脉滑，苔腻，蒲老认为其本属阴虚，标为痰热的辨证不错，用药则须斟酌。既挟痰热，便当清化热痰为主，早用滋腻，会助痰热，清泻肝火，亦非其治。蒲老建议改用温胆汤加味而愈。
子宫脱垂，古称阴挺，多由劳倦气虚不能固摄所致，蒲老常用补中益气汤。补中，健全脾胃；益气，增强功能。每用加鳖头一个，炙酥入煎。
中医药学特别注重保持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同时也认为气候、昼夜的变化对人体的健康和疾病发生发展都有影响。因此，中医药诊治疾病采用了在整体观思想指导下的辨证施治，这是中医药的一个十分鲜明的学术特色。在中医学中有关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性理论就是“五运六气学说”，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真正能够运用这套学说于临床实践的人已越来越少，在现在的中医药大学的教学中已经有很长时间也不涉及此内容，而且还一度被批判为封建迷信。
中医药界很多人在回忆20世纪50年代蒲辅周用中医药方法治乙脑的事迹时，多认为这是一个辨证施治的案例。其实，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中医药运用“整体观”思想进行“辨证施治”的一个现代经典案例。
1956年8月，北京地区乙型脑炎流行。医院按照之前石家庄用清热解毒、养阴法的治疗经验，用中药白虎汤和输氧、注射青霉素等西法治疗，效果不显。蒲辅周作为专家组成员，肯定了石家庄的经验，用温病治疗原则治乙脑是正确的，但应遵循“必先岁气，毋犯天和”的原则，根据五运六气学说来研究北京的气候环境因素。他分析说，北京今年雨水较多，天气湿热，患者偏湿，属湿温。倘不加辨别，而沿用清凉苦寒药物，就会出现湿遏热伏，不仅高热不退，反会加重病情。正确的办法，是采用宣解湿热和芳香透窍的药物，湿去热自退。改投通阳利湿法，用杏仁滑石汤、三仁汤等加减化裁，效果立竿见影，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一场可怕病疫得以迅速遏止。这一事迹在全国中医药行业内外产生了积极的“轰动性”效应，大大增强了大家从事中医药工作的信心。1956年9月4日，《健康报》在头版中报道了这场中医药大战乙脑的成果：“运用中医治疗温病原则治乙型脑炎，北京市不少危重脑炎病人转危为安”。
四、用药之巧
有人说，古方中用人参的，就一定要用人参，蒲老却说不一定。他举了一例，仲景生于汉代，那时辽东尚未开发，故白虎加人参汤、理中汤所用人参，皆是党参。四川的泡参，也很好，其色白中带黄，其味甘淡，入脾肺经补气，加之其体疏松，补而不壅，补气而不留邪。若嫌力薄，可以多用点嘛。蒲老在成都治一血崩妇女，以补气摄血为大法，泡参用至四两而效。泡参其价甚廉。梓潼凤凰山的桔梗，长卿山的柴胡，也都是很好的药。这种柴胡，叫竹叶柴胡，色绿，用茎，北柴胡用根。三物备急丸是仲景方。其功在攻下冷积而止腹痛。伤于生冷瓜果，积久不化，非一般消导药可效。有人病此，求治于某老，其用药，无非楂曲平胃之类，服二十剂无效。此病非攻不能去其积，非温不能已其寒，蒲老用三物备急丸的大黄、干姜，不用巴豆，改用刚阿魏而效。巴豆猛峻，不可轻用，即使用，也要注意炮制方法——去油用渣，并严格掌握用量。蒲老有个学生，素来用药谨慎，一次处方开巴豆五分，患者服后即暴吐剧泻不止，所谓“一匕误投，覆水难收。”后来蒲老调治了许久才好。
对某些慢性疾病，蒲老推崇煮散，即把药碾成粗末、混匀，每用五、六钱，水一盏，煮七、八分钟，去渣，适寒温饮之。一日一、二次，不伤胃气，药效出易于发挥，犹如轻舟速行也。便秘勿轻言泻下，如肝失疏泄，用四逆散，气机升降复常，大便自通。脾虚运化不好，蒲老用甘麦大枣汤而效。或有人以为这样的治法神奇，其实不过“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而已”，何神奇之有！用药要丝丝入扣，不多一味无谓的药，不少一味对证的药。
中药丝丝入扣，不是多而杂，用药杂乱，是初涉临床者的通病。原因一是病机不明，用药不能击中要害。二是急于见功，这样就势必见一症用一药，甚至用几种药，这就成了唐书说的“广络原野”。三是瞻前顾后，用—味热药，怕太热，加一味凉药；用一味泻药，怕有伤，加几味补药。曾有学生治一个气喘病人不效，来找蒲老，还说是不是没有按老师的经验加葱白，蒲老看他的处方，一味热药，一味凉药，下面又是一味热药，一味凉药。蒲老就问他，这是寒喘，还是热喘？他不能回答，这就是病机不明，所以用药杂乱。要是寒证，用凉药岂非雪上加霜?用药杂乱，就像打架一样，你这里一拳头打出去，他那里拉着你的手，那哪儿能打得中？蒲老年轻时用药也杂，后来蒲老读叶天士医案，才发现叶天士的用药真巧。古人说“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说到达药，当然还是要向仲景先生学习，他是深知药物利弊的。不识药，对它的利弊拿不准，用一味不行，那就多用几味，这样能不杂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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