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内蒙古电力建设公司土建工地当工人时，属于重体力劳动，粮食的定量是40斤。好像装卸工、起重工更多，可以达到60斤。我由于长期的饥饿与营养不良，非常消瘦与矮小，40斤的定量我是无论如何也吃不进去的。 那时的供应粮，只有百分之四十的细粮，其余全是玉米面，玉米面只能蒸窝窝头，窝窝头苦涩难咽，在嘴里越嚼越多，就是咽不下去。 那时的玉米是东北马牙玉米，又粗又长，脂肪、蛋白含量极低，喂牲口都不好好吃，哪像现在的粘玉米那样香甜可口。天天吃玉米面，看见窝窝头就胃酸，吃到后来，有的师弟实在咽不下去，把窝窝头搓成丸药大小的圪蛋，大概嚼一下就用水送进胃里去了。 细粮是白面馒头，食堂一发下粮票，年轻人们往往先吃细粮，实在无奈时再吃粗粮，剩下的粗粮票就作废了。我在1960年挨过饿，舍不得把粗粮票作废，每天按比例吃，每顿饭买一个窝头再买一个馒头，趁着饥饿，先把窝头慌乱地吃下，然后再慢慢地品尝白面馒头的麦香。 说心里话，那时工地食堂的炒菜还是不错的，我经常吃一角五分钱的炒菜。炒菜的品种很多，都是肉炒各种新鲜菜蔬。拉家带口的师傅们非常节俭，天天吃素菜，素材一般是五分钱的辣子白，油汪汪的茴子白里还有红红的辣椒，味道也很不错。我们都叫辣子白为“怕老婆菜”。 我由于严格地按粗细粮的比例吃，剩下的粗细粮票也都成比例，每月我都会持成比例的粗细粮票到食堂管理员那里换取通用粮票。通用粮票分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两种。家在内陆的师傅们可以换到全国粮票，内蒙籍的人一般只换给内蒙粮票。食堂的管理员叫赵华辉，是个面慈心善的老头，文革期间也曾被关押在牛棚里，我们曾是难友，我每每去找他换粮票时，他总会拿全国粮票给我，我对他千恩万谢。 记得有一年，我用积攒的粗细粮票一共换了120斤全国粮票，齐齐整整簇新的粮票拿在手里，内心充满了喜悦。过年时我把粮票拿回呼市家中，亲手交给妈妈，细心地叮嘱妈妈说：好好保存，轻易不要出手。如果再逢灾年，可以抵挡一阵子。妈妈为此非常感动。直到2010年五月母亲去世，我在整理遗物时，发现那120斤还静静地躺在一个哈尔滨秋林公司的糖盒子里。我亲吻那一叠粮票，一时泪如雨下。 那时的土建工地有个四川籍的技术员叫刘定业，是个文弱书生，因为出身不好，非常受气。一次刘定业去食堂打饭，土建工地的几个小混混围住他要和他借细粮票，他刚把钱包掏出来，一叠细粮票就被他们一抢而光。刘定业一时怔怔地站在那里怅然若失。后来我多次见到刘定业找他们索要细粮票，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承认拿过他的细粮票。 那时大多数师傅的家都在农村，师傅们常常自嘲说：“娶个老婆向阳花，生下娃娃亚非拉。”“向阳花”一词来源于一首歌曲：“公社好比常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亚非拉”的人民大都是黑人，以此隐含他们孩子们没有城市户口，和黑人无异。 这些家在农村的师傅们，自己瘦小干枯，但妻子大多如花似玉。潘金莲仅仅为了全国粮票就嫁给了武大郎。这真是现代版的《金瓶梅》呀。 粮票是我国特殊经济条件下的历史产物,是计划经济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和见证。它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记载了祖国从物质匾乏发展到物产丰富的全部历程,也记载了我们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些记忆。粮票曾经是我们的命根子，在那个时代，仅仅有钱也是不行的，想要活命就离不开粮票。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师傅们都鼓励我们：你们将来找对象一定要找一个带粮票的呀！ 我那时就立志不娶“向阳花”。我曾经见到过一个外貌于潘金莲的女孩，她是上海人，皮肤白皙，身材高挑，面目娇羞妩媚，她的姐姐姐夫都在我们公司工作，她下乡在黑龙江。我和他的姐夫很熟。一次他的姐夫向我说起她，并试探地问我：下乡的女孩你肯找吗？我不知道是她，慨然拒绝。后来她嫁给了土建工地水暖班一个叫海三威的哥们，我才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她，惊异于她的美貌，但说什么也为时已晚了。 我的更多文章：
|
|
|
来自： 昵称10337889 > 《绥远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