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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提出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围绕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积极探索、大胆尝试，社会管理的成效彰显，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政府较多偏重于管制而忽视服务。虽然党政领导负责人反复强调要转变干部工作作风，构建服务型政府，但一些政府部门仍然习惯于运用行政权力对社会组织及公众进行管制，公共服务意识不强。在现有政绩考核制度下，政府部门主要偏重经济业绩，而忽视社会责任和社会管理。对城市街道社区的管理，行政目标考核责任过重，而弱化了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制约了社区自治功能的发挥。行政目标考核是必需的。没有考核，没有硬性指标，很多要求难以落实。当然，设计具体的服务指标很难。但只有经济任务、硬件建设、形式要求，考核的意义就不大。一些社区的管理中心宣传栏做得很好，宣传资料摆放得很整齐，但社区成员感受到的服务有限。
政府多为基层社会管理的单一主体。社会管理不能缺失社会中介组织和市场组织的参与。缺失社会中介组织和市场组织的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发挥就会有限。总体而论，现阶段社会组织的发育不成熟，且大多具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组织规模偏小，活动领域较窄，主要活跃在经济领域和文化事业领域。城市社区管理的行政化趋向严重，一方面是因为一些政府部门经常给居委会下达任务，把政府管理的事项交给社区居委会，另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居委会干部是从政府部门转换身份而来，他们没有摆脱行政化管理的影响，对居委会的工作不适应。历史学家黄仁宇指出：一旦一级政权把它行政化后，它和百姓之间就会形成一种隔阂。所以，如果居委会不去行政化，它动员群众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事实上，正是因为社区的功能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从而影响到人们对社区的认识。
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规范性不够。目前，只有少数基层政府部门推出听证会制度和公众满意度测评制度，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在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制定、执行和评估过程中，公众参与还没有成为必经程序。公众参与的程序不规范，很多时候体现为一种动员性和配合性的参与，因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不高，作用也表现得有限。没有公众对政府部门管理工作的参与，政府的社会管理就可能是一厢情愿，有可能违背人民的本意，这也不符合善治的要求。
政府对信息资源有效整合能力不强。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如何利用好信息资源，收集各方面信息，掌握社情民意十分必要。但是，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信息化程度不高，未能广泛全面地使用信息化技术，信息收集不够完整，信息处理不够及时，这使得相关部门及社会公众无法了解社会管理的全面信息，不利于社会各个方面对社会管理部门的有效监督。伴随社会发展的战略转型，部分领导干部不适应新型社会管理方式，新的专业化人才又比较匮乏，特别是缺少具有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学科背景和实际管理经验的复合型人才，这就影响了社会管理新理念、新方法的釆用，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效率。与此同时，就社区来讲，它们虽然也承担了一些管理事务，但由于社区工作负担重，压力大、待遇低，社区工作人员多为下岗失业人员，文化程度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区管理服务水平的提升。
社会管理的协调能力有待提高。基层政府的内部分工不明确，责任主体不清晰，各部门之间缺乏制度化的沟通和协调，部门分割、多头管理，从而使社会管理的成本增加，管理效率大打折扣。政府各职能部门与政府派出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在实际工作中，矛盾出现在乡街基层社区，而问题往往涉及政府职能部门，乡街无力单独解决。在面临群众大量利益诉求时，乡街组织只能向上级职能部门反映，无法直接解决实际问题，如遇到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必然导致越级上访，而最终责任大多又落在乡街社区。
社会管理的基础设施有待跟进。社区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需要资金支持。在财政支持不能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城市社区还需要加强自身的经济建设，需要有经济的“造血功能”。很多基层社区在做工作时感觉困难，原因在于缺失资金支持。当前农村社区管理存在经费缺失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力下降，“无钱办事”的矛盾日显突出。除此之外，农村的社区管理也存在着问题：村委会干部知识更新不够，他们不懂得社区管理方法，没有掌握现代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方法简单，特别是实行村民自治以来，一些村委会组织甚至被家族势力操纵，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农村社区作用的发挥。
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既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化解日前复杂的社会矛盾的需要。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本着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积极创新社会管理方法，才能保持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作者系湖南省委党校科研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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